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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

事情还要从方士那封高深莫测的信件说起。

在召集了京中巨手逐字推敲书信之后，几位段位最高的大佬渐渐感觉到了不对。

喔，这倒不是说他们反驳不了这封书信。实际上，无论对手的观点如何精深微妙，细细追究下去也总会有疏忽，还不至于到无力挣扎的境地；但令某几位巨佬最感觉古怪的是，这书信中引用的某些词句……这些词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偏偏又自成体系；如果详细追究其语言风格，似乎——似乎应该来自业已失传的那部分《尚书》？

这种判断是很难下的。自秦火之后，《尚书》散逸流落得实在太严重了，各门各派各窥一斑，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才有资格跳出句读与版本的桎梏，能站在更高的角度上“一揽全局”、“断定真伪”；而即使是这样超凡脱俗的人物，要担此纵览全局的重任，亦艰苦之至。

——这么说吧，为了验证书信是否真引用了失传之《尚书》，欧阳氏夏侯氏等已经数日数夜闭门不出，相互提示彼此勾连，将他们所知的、市面上能够流传的、所有版本的《尚书》都默写了一遍，根据句读和篇章的不同分类排列、彼此校对，并参杂引述先贤的考证——这每一项上下的刻苦功夫，要是放到两千年后的大学时代，大概都可以水个博士论文出来；而巨佬兢兢业业，却仅仅是只为了查重和证伪而已。

当然，只在现有文献上用功夫还不够。欧阳生还动用了自己身份，辛苦请出来了师门压箱底的宝物——伏生当年遗留下来的，几片毁蚀殆尽的《尚书》竹简。

当年保存《尚书》之时，伏生实际上做了两个备份；一个备份是他自己的脑子；另外一个备份则是被封进墙壁的竹简。只不过秦末乱离太久，不只伏生记诵的《尚书》有了残缺，就连藏在墙壁里的竹简也被水气蝇虫侵蚀干净，基本不可辨认。伏生记忆中的残缺《尚书》流传了下来，成为现在所有儒学的祖源；但从墙壁中取出的竹简却只能充作某种继承的信物，被小心供奉起来，基本再没有启封。

而现在，伏生的后人辗转千里，将这份宝贵的信物秘密运到了长安，用于检验某个危险的猜想——竹简当然已经被毁了，但零散木片上依然可以看出一丁点字迹；从这散碎不成章句的字迹中，他们或许能推断出什么来。

为了执行这一思路，大儒们屏退了一切外人，在最安全的所在点燃火焰，烘烤木块，谨慎的辨别了两三个时辰——而两三时辰的议论下来，他们大概也只认出了十几个字。

争辩完最后几个字形，随侍的儒生捧上了白纸。跪在上首的欧阳生接过白纸，慢慢读出一天的心血：

【都，X（不可识别的蛀痕），天X！古，天XXX民，XX邦，作……】

他闭了闭眼睛，喃喃背诵出一句话，那是方士书信中引述的话：

“……都，鲁，天子！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

——毫无疑问了，引述的内容居然与残损的《尚书》竹片若合符节，连涂抹的字都能补得这么恰好；那要么是方士梦中通灵，一请周公老祖宗，二请孔丘大圣人；要么就是这些人手腕高明，确实掌握了某些已经失传的内容。

当然，仅仅是有一点《尚书》的失传内容还不算什么，麻烦的是，这失传的部分偏偏相当之敏感，敏感到叫人害怕。

“……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欧阳生抬头仰视，语气飘渺：“不错，这是《尚书》中的《厚父》。”

即使早有预料，团坐四面的大儒脸色也立刻变了。

《厚父》。

在多年离乱之后，《尚书》流失的篇章大概在三分之二左右。其中相当部分并无紧要，在历史中亦痕迹寥寥；但部分章节却重要之至——譬如《厚父》。

当然，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后世儒生们已经不大清楚了（毕竟也看不到原文）；他们只知道，自《尚书》定稿以来，孔子引用过《厚父》、《左传》引用过《厚父》、孟子引用过《厚父》、荀子钻研过《厚父》——你不需要知道内容，只需要看一眼引用名单上星光璀璨的姓名，就立刻能知道这篇文章的分量。

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应该算是儒家理论最本初的原典之一，“为有源头活水来”的那个“源头”。儒生对三代所有的浪漫想象，对上古之治一切的美好描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衍生，应该都来自于这个“源头”——“源头”存在与否，其实并不要紧；或者说，正因为“源头”已经失落，儒生才能尽情挥舞想象的翅膀，翱翔于失落的天堂。

可是现在，这个“源头”居然再次显现于世界了！

众所周知，儒家是最讲复古、最讲传统、最讲绍叙圣人之言的；可现在最古最传统、最能体现圣人本意的《尚书》已经被人捏在了手里，设若方士挟尚书以令诸儒，他们又为之奈何？

对于已经充分发挥过想象力的儒生而言，比原典遗失更为糟糕的，是原典再次出现；而比原典再次出现还要糟糕的，是原典居然落在了一群方士的手里——掌握了这种级别的原典，无异于是掌握了儒家释经权的一部分。而沦丧了释经权的后果，儒生们当然比任何人都懂。

胆敢与儒生争夺政治利益的，会被攻为佞幸；胆敢与儒生争夺经济利益的会被攻为小人；而胆大包天，居然敢与儒生争夺释经权与道统地位的人，又该如何称呼呢？

欧阳生慢慢，慢慢叹了口气。

“……真是个异端啊。”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