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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9章 准备迎驾的郑芝龙（第1页）

当然，以上所述种种弊端与乱象皆是过往烟云，是那个积重难返、濒临崩溃的旧日大明所面临的困境。

自从朱慈烺以雷霆手段整肃内廷、逐步掌权，并推行一系列革新之策以来，短短两三年光景，大明王朝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吏治虽未彻底清明，但贪腐横行的气焰已被狠狠打压。

军备经过整顿与新式训练，战力显著回升，财政因开改革税收、打击门阀世家大族而大为改善。

这股革新之风，自然也席卷了作为京畿门户、帝国咽喉的天津卫。

也正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所以当朝廷决意整顿海防、严查走私、为开海通商扫清障碍的政令甫一传出，天津地区的反应速度堪称全国之冠。

这里的文武官员，从总兵、巡抚到下面的道、府、县各级官吏，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那就是天津离京城实在是太近了！

近到皇帝若有不满，数万精锐京营兵马旦夕可至，刀锋瞬间便能架到他们的脖子上。

在这种毫无缓冲余地的威慑之下，任何侥幸心理和阳奉阴违都无异于自寻死路。

因此，当通过特殊渠道提前获悉皇帝即将南巡、且首站便是天津，并有意借此契机彻底清算历年走私积弊的风声后，天津总兵曹友义、天津巡抚冯元飏等地方大员，几乎是连夜召集心腹商议对策。

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更不敢有任何拖延，立刻使出了混身解数对盘踞在天津沿海及各港口的大小海商、船帮、乃至与走私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本地豪强，展开了前所未有的高压整顿。

他们的手段直接而有效，先是派兵“请”来各家海商话事人，摆明利害，直言皇帝即将亲临，以往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若不及早自行了断，待天子震怒，便是抄家灭族之祸。

同时，他们也给出了生路，主动坦白参与走私之情，并自愿上交半数家产作为“罚赎”和“报效”，朝廷便可既往不咎，其合法贸易亦可纳入即将开放的海禁新规之中。

但若冥顽不灵，试图隐匿财产或外逃，则立斩不赦，家产全数抄没。

这一手“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精准地击中了这些海商们的软肋。

他们久在津门，消息灵通，早已嗅到朝廷风向的剧变。

皇帝整顿勋贵、清算晋商、甚至对南方勋戚集团也磨刀霍霍的种种迹象，无不表明此次绝非儿戏。

因此面对曹总兵和冯巡抚代表朝廷释放的“最后通牒”，这些精明无比的商人迅速权衡了利弊。

抵抗？

这无疑是螳臂当车，天津驻军虽不如京营精锐，但对付他们这些商人绰绰有余，更何况背后站着的是整个国家机器，你能抵抗的了吗？

逃跑？

那就更不行了！

天津水师早已奉命封锁了主要出海口，他们压根就逃不出去，前不久几艘被查扣的船只更是彻底断绝了他们的侥幸心理。

因为非但是那几艘船只被查扣了，上面的人也都被杀了！

不过这些海商也不傻，还是有一些人敏锐地察觉到，朝廷此举意在立威和敛财，为即将开启的海贸新政筹集资金、树立规矩，应该并非真的要把他们赶尽杀绝。

毕竟太子的岳父郑芝龙可是大明如今最大、也是最“合法”的海上势力代表，其发家史与走私贸易密不可分，甚至直至今日也在进行着走私贸易。

若朝廷真要对走私一事彻查到底，首当其冲的便是郑芝龙！

但可能吗？显然不可能！

朝廷未来开海，诸多事务还需仰仗郑芝龙的水师力量和贸易网络，既然对郑芝龙都能网开一面，那么对他们这些规模小得多的天津海商自然更倾向于“罚酒三杯”，以观后效。

想通了这一层，剩下的便是“割肉”了。

在曹友义和冯元飏的强力督促下，以及锦衣卫派驻天津的坐探暗中核查的威慑下，天津的大小海商们尽管心疼得滴血，还是不得不乖乖就范，开始清点家底。

一时间，天津城内各大银楼、票号忙碌异常，一箱箱的金锭、银元宝、成串的铜钱被起出。

码头仓库里的香料、绸缎、瓷器等贵重货物被登记估价，甚至一些田契、房契、船契也被列入清单。

早在崇祯圣驾离开北京之前数日，由天津巡抚衙门派出的、由精锐官兵押运的几百辆满载财物的马车便已浩浩荡荡地驶入京城，将第一批“罚赎”款项和财物清单送达户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