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你,弟弟,’这是他转过身去说的话。
“他们先给过我钱,我推到以后再收。这时他给我一卷纸包的金币。我接过来,但随手放在桌上。我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决定分文不收。
“‘请原谅,’我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不收。’
“他们交换了眼色,但我向他们低低头时,他们也向我低低头,双方都没有再说话,就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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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累了,累了,累了——被痛苦折磨垮了。我用这只枯瘦的手写的东西,我无法读。
“清早,那卷金币装在一个上面写着我的名字的小盒子里放在我的门口。从一开始,我就焦急地考虑,我该怎么办。那天,我决定私下向大臣写封信,呈述我应召去看的两种病情的真相以及我去的地方:实际上是呈述全部情况。我知道,朝廷的势力有多大,贵族的豁免权是怎么回事,我也料到他们决不会受理这件事,不过是希望减轻我内心的不安。我决不向别人,甚至我妻子,讲这件事,我决定在信里也要提到这一点。不管我会遭遇什么危险,我都不怕,不过,我意识到,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知道的这些情况,而受到牵连,对别人可能有危险。
“那天,我很忙,我那封信晚上还写不完。第二天早上,我一大早就起来,比平常早得多,准备赶写完。那天是当年最后一天。信摆在我面前,刚刚写完,这时,听说一位夫人在等候,想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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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越来越不胜任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因为天那么冷,那么暗,我的感觉那么麻木,我的沮丧心情那么可怕。
“夫人年轻,迷人,漂亮,但看样子活不久。她很激动。她向我自我介绍,说她是圣·艾弗勒蒙德侯爵夫人。我把那孩子称呼哥哥所用的称号,和绣在那饰带上的缩写字母联系起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最近刚见过那位贵族。
“我的记忆仍然精确,但我不能记下我们的谈话。我怀疑我受到比过去更严密的监视,我不知道我可能在什么时候受到监视。部分由于猜疑,部分由于发现,她知道了她丈夫参与其事,又找过我的这一残酷事件的主要事实。她不知道那个姑娘已经死了。她很痛苦地说,她希望暗中向她表示一个女人的同情。她希望为这个长久以来一直被许多受苦受难的人所痛恨的家族消灾,免遭上天的惩罚。
“她有理由相信那个妹妹还活着,她最大的心愿是帮助那个妹妹。我只能告诉她有这么一个妹妹,此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她之所以来见我,依靠我的信任,本来是希望我能把她的姓名、住址告诉她。然而,直到现在这可悲的时刻,我都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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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片不够了。昨天给拿走一张,还给我警告。今天我必须完成我的记录。
“她是个善良、富于同情心的夫人,婚后生活不幸福。她怎么能幸福!那个弟弟不信任也不喜欢她,受他的影响,全家都跟她作对。她怕他,也怕她丈夫。我扶她下楼走到门口时,看见马车里有个孩子,两三岁的漂亮男孩。
“‘为了他,医生,’她含泪指着他说道,‘我要做一切我能做的事,尽可能作一点微薄的补偿赎罪。要不然,他继承了遗产也不会昌盛。我有一种预感,如果没有其他无辜的人为此赎罪,总有一天会要他来抵罪。因此,如果能找到那个妹妹,我要将我遗留的属于自己的财产——除了少量珠宝,并不多——作为他赎命的第一笔费用,连同他的亡母的同情和悲痛,一起赠给这个受害的家庭。’
“她吻吻那个孩子,深情地抚摸着他说道,‘这是为了乖乖呀。你会听我的话吗,小查尔斯?’孩子勇敢地回答她,‘是的!’我吻了她的手,她便把孩子搂在怀里,深情地抚摸着他离开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她因为相信我知道她丈夫的名字,才提到它,我在信里就没有添上那个名字。我封好信,托别人交不放心,当天我亲自交了。
“那天夜里,那年最后一夜,快到九点钟的时候,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在我家门前拉铃,要求见我,随即跟着我的佣人欧内斯特·德法日,一个年轻人,轻轻上了楼。我的用人进屋时,我和我的妻子——啊,我的妻子,我心爱的!我的年轻美丽的英国妻子!——坐在屋里,我们看见原以为他在大门口那个人,悄悄站在他后面。
“他说,圣奥诺雷街有人得了急病。不会留下我,他让马车接送。
“马车却把我送到这儿,把我送进我的坟墓。我离开住宅之后,有人突然从后面用黑布紧紧勒住我的嘴,又把我的胳膊捆住。那两兄弟从一个黑暗的角落走过街来,打了个手势,验明是我。侯爵从衣袋掏出我写的那封信,让我看看,便就着提的一盏灯的灯火把它烧了,用脚把灰踩灭。一句话也没说。他们把我送到这儿,送到我的活坟墓。
“如果上帝愿意,在这些令人恐怖的年月里,让这冷酷的两兄弟无论哪一个想到允许给我一点我最亲爱的妻子的消息——哪怕只告诉我她活着还是死了这么一句话——我可能认为上帝并没有完全弃绝他们。但现在,我相信那血红的十字会要他们偿命了,他们也得不到上帝的宽恕。我,亚历山大·马内特,不幸的囚犯,谨于一七六七年最后一夜,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向这些罪恶都要抵罪的那个时代,控告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直至最后一个子孙。我向上天,向人间控告他们。”
这份文件刚一念完,全场就爆发出可怕的喊声。这片如饥似渴的急不可耐的喊声,其中只有要血的喊声听得清楚。这控诉激起了当时最强烈的复仇情绪,受到这样的控诉,全国什么人的脑袋都非掉不可。
在那样的法庭,那样的听众面前,用不着说明,德法日夫妇何以没有把这份文件,和当年他们带着游街的那些在巴士底狱缴获的其他纪念物,一起公开,而是保留下来,等待时机。也用不着说明,这个受憎恶的姓氏,早就被圣安东区的人所诅咒,也编织进了那个要命的记录里。那天,在那样的场合能凭他的美德和功劳支持他反对这样的控告的人,还没有降生。
对这个死罪已定的人来说,尤其不利的是,控告人是著名的公民,他的密友,他妻子的父亲。群众的狂热愿望之一是,想效法那可疑的古代的公德,想得到献于人民祭坛上的牺牲和自我牺牲。因此,当审判长说(要不然他自己的脑袋会在他肩膀上发抖),那位共和国的好医生,会因为灭绝了一个可恨的贵族家族,为共和国立下更大的功劳,他无疑会因为使他的女儿成为寡妇,她的孩子成为孤儿而感到神圣的光辉和喜悦时,全场兴奋若狂,一片爱国的狂热,就没有一点人的同情。
“医生还对他周围的人有很大影响吗?”德法日太太笑着向“复仇女神”喃喃道,“现在救他呀,医生,救他呀!”
对每个陪审员的投票,都报以一阵吼声。一个又一个投票,一阵又一阵的吼声。
投票一致同意。彻头彻尾的贵族,共和国的敌人,恶名昭著的迫害人民的家伙。押回法庭监狱,在二十四小时内处死!
【选自[英]狄更斯:《双城记》,石永礼、赵文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