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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索罗浮起来了（第5页）

老毕力格拒绝了弗洛伊德的建议——弗兰克为我解释了她的话：“我不用摸他的肌肉。我在该死的睡觉的时候就能摸着肌肉。他当然搬得动我的这些纪念品。但是要小心，我可不想看到什么东西坏掉。”

于是，我以最大的小心，开始搬老毕力格的那些“纪念品”。一套瓷器熊，毫不逊色于我母亲的那一套（母亲去世后，老毕力格经常邀请我白天去她的房间看看。白天她是不上工的，常离开弗洛伊德旅馆。于是，我常常与她的那套瓷器熊单独相处，常常想起我母亲的那一套——可惜与母亲一起毁于那起坠机事故了）。老毕力格还喜欢各种绿植——她喜欢用设计成动物和鸟类形状的花盆种绿植：在青蛙背上开出鲜艳的花朵，几只火烈鸟中间蔓生出蕨类植物，短吻鳄头上长出橘树来。别的妓女需要搬的大多是衣服、化妆品和药品。想想她们在弗洛伊德旅馆只有“夜间室”，我就觉得怪怪的——不禁想到了朗达·雷的那间“日间休息室”——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不管是日间室，还是夜间室，其实用处可以是完全一样的。

乔兰塔之所以起了这个名字，是因为她说这是个波兰名字——她还喜欢听波兰笑话。她的脸方方的，看上去很结实，个头与弗兰克一样大（动作也差不多与弗兰克一样笨拙），她好像为人很热心，但常常让人怀疑是假装的——就好比，她正讲着一个很好笑的笑话，突然觉得这笑话不好笑了，就会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把刀挥向别人，或者拿一只酒杯往别人脸上砸去。乔兰塔肩膀宽阔，胸部很大，腿也结实，但不胖——她身上带有农民的粗壮体魄，不幸的是，却被卑鄙的城市暴力腐蚀了。她的外表很性感，很容易让男人心旌摇**，但她是个很危险的女人。我刚到弗洛伊德旅馆的最初的几个白天和夜晚，常常是想象着她**的——我发觉我最难与乔兰塔交谈，不是因为她这个人最粗鲁，而是因为我最害怕她。

“你怎样才能认出一个波兰妓女？”她问我。我不得不请弗兰克帮我翻译。“波兰妓女会付钱给你，让你去干她。”乔兰塔说。不用弗兰克翻译，这句话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吗？”弗兰克问我。

“耶稣啊，是的，我明白了，弗兰克。”

“那就笑一个，”弗兰克说，“你最好笑一个。”我看着乔兰塔的手——她的手腕是农民的手腕，指关节是拳击手的指关节——笑了一声。

黑英奇天生不爱笑。她过着非常不幸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她来到这个世上还不太久——她只有十一岁。她是一个白黑混血儿，母亲是奥地利人，父亲是美国黑人士兵——她出生在维也纳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的初期。她的父亲在一九五五年随美国占领军离开了，他给黑英奇和她的母亲讲起过黑人在美国所受的待遇，所以，她和她母亲根本不想跟着他回美国去。在这些妓女中，黑英奇的英语讲得最好，当我父亲去法国辨认我母亲和艾格的遗体时，我们大多数的不眠之夜都是与黑英奇一起度过的。她的个子与我一样高，年纪与莉莉差不多，但他们把她打扮得像弗兰妮那样大。她体态轻盈，容貌姣好，皮肤是咖啡色的，干的是挑逗人的活儿——她不是一个真正的妓女。

所有的妓女都知道苏西可以在几秒钟内冲到她们的房间——她们只要哀叫一声就可以了，因为苏西，像任何受过良好训练的动物一样，能记住她们所有人的声音：巴贝特带鼻音的尖叫，乔兰塔的怒吼，还有老毕力格的“纪念品”破碎的声音。但是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最差劲的顾客是那些面露羞涩的男人，他们哪怕只看了黑英奇一眼就要禁不住**起来。

“我觉得，有熊在我房间我无法**。”弗兰克说。

“我觉得，有苏西在你房间你一定无法**，弗兰克。”弗兰妮说。

莉莉身体颤抖起来，我赶紧走到她的身边。父亲在法国——他去辨认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亲人的遗体了——我们带着失去亲人的哀悼者特有的一种漠视看待着在弗洛伊德旅馆进行的这些皮肉生意。

“等我年纪够大了，”黑英奇告诉我们，“我就可以为真家伙要个高价了。”让我们这些孩子感到惊讶的是，与看着黑英奇**相比，“真家伙”可是要花更多的钱。

黑英奇的母亲有这样一个计划：等黑英奇“长到足够年纪”，就让她退出这个行当。黑英奇的母亲计划让女儿成年前就退休。黑英奇的母亲是弗洛伊德旅馆的第五位妓女，名叫“尖叫安妮”。她比克鲁格大街上的任何其他妓女都挣得多，她在为未来体面的退休生活——女儿的和她自己的退休生活——而辛苦工作着。

如果你想摘一朵娇弱的花，或者想尝尝娇小的法国女人的滋味，那就找巴贝特。如果你想找一个有经验的女人，又不想多花钱，那就找老毕力格。如果你追求惊险的刺激——如果你喜欢来一点暴力——那就到乔兰塔那里碰碰运气。如果你觉得羞耻，那就花钱去偷看一眼黑英奇。如果你想尝试终极骗局的味道，就去找尖叫安妮。

“尖叫安妮的假**是这个行当里最为逼真的。”这是苏西的评价。

尖叫安妮假装的性**可以惊醒莉莉最糟糕的噩梦，可以让弗兰克突然挺身坐在**，对着床脚的裁缝用的假人模特恐怖地号叫，可以突然将我从最深沉的睡梦中吵醒——我就突然变得完全清醒，发现下面直挺挺地**着，觉得刚才有人在鞭打我的喉咙，于是两只手便紧紧卡住自己的喉咙。在我看来，尖叫安妮完全是一个证明——一个不打自招的证明：不能让妓女们占据我们上面的楼层。

只有弗洛伊德一个人不为尖叫安妮的**声所动，照样睡得好好的。“好好学学弗洛伊德吧，”弗兰克说，“不要被假**所迷惑。”弗兰克自认为这句话高明，总是喜欢重复这句话——当然，他说的弗洛伊德是另一个弗洛伊德，而不是那个瞎眼的老人。

尖叫安妮有时甚至能骗过苏西，苏西会这样抱怨：“上帝啊，那一定是真**了！”更糟糕的是，苏西有时会把假**和可能的呼救声混淆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那不是什么**！”苏西有时会咆哮一声——让我想起了朗达·雷。“那是有人要死了！”她会号叫着，在二楼的走廊里奔跑着，整个身体砸向尖叫安妮的房门，咆哮着冲向那张该死的床——这咆哮声不是吓跑尖叫安妮的床伴，就是将他吓晕，让他当场瘫在那里不能动弹。尖叫安妮会语气温和地说：“不，不，苏西，没有什么事。这是个很不错的男人。”可是，为时已晚，那男人已经昏死过去——至少已经吓得缩成一小团，不敢见人了。

“那真是扫兴之至。”弗兰妮说，“人家正是最尽兴的时候，谁料一头熊冲进房间，对着他乱抓乱打。”

“说实话，亲爱的，”苏西告诉弗兰妮，“我想有些人这样才尽兴呢。”

在弗洛伊德旅馆，难道真有一些顾客只有在受到熊的攻击时才会得到性**？我很想知道。

但我们那时还太小，那个地方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永远不会明白。就像我们过去在万圣节遇到的食尸鬼一样，在我们看来，弗洛伊德旅馆的那些顾客绝不会是真实的。至少，那些妓女和她们的顾客不是真实的——那些激进分子不是真实的。

老毕力格（那个叫老毕力格的激进分子）总是第一个到弗洛伊德旅馆来上班。像艾奥瓦鲍勃一样，他也说自己太老了，不能把剩下的生命浪费在睡觉上。他一大早就来旅馆，所以有时候会在进门的时候正好碰到最后一个妓女下班出门。这个妓女一定是尖叫安妮——她在人最难熬的钟点还在干活儿，真是辛苦，只为她自己和她女儿能早点退休。

凌晨的时候，苏西睡觉了。黎明之后就很少有妓女的骚扰了，好像阳光出来，人就安全了——当然不见得就诚实——而且，这些激进分子在上午十点之前从来不会吵架。大多数激进分子都爱睡懒觉，他们成天写宣言，打威胁电话。他们互相攻击——“那是因为没有迫在眉睫的敌人”，父亲总爱这样说。父亲毕竟是个资本家，除了他，还有谁能想象更完美的旅馆？除了资本家以及天生不想搬弄是非的人，还有谁愿意一辈子住在旅馆里，去经营一家不从事工业生产的企业，去销售一种名为睡觉（不是工作）、名为休息（不是娱乐）的产品？父亲认为激进分子比妓女更可笑。我觉得，在母亲去世后，父亲似乎受惯了性欲与孤独之苦，为此他或许对妓女们的“生意”——妓女这样称呼她们的工作——还心怀感激吧。

这个叫老毕力格的激进分子会一句英语。他喜欢逗莉莉玩，挠她的痒痒，有时候还给她一个棒棒糖。“美国佬回家去。”他常常亲热地对她说。

“他是个爱放屁的可爱老家伙。”弗兰妮说。弗兰克教老毕力格学会了另一个英语短语，弗兰克认为老毕力格会喜欢。

“帝国主义狗。”弗兰克说，但毕力格把这个短语与“纳粹猪”完全混淆了，所以从毕力格嘴里说出来总是怪怪的。

英语说得最好的那个激进分子使用了“菲尔格伯特”这个代号。是弗兰克第一个向我解释说，菲尔格伯特在德语中的意思是“流产”。

“是‘正义的流产’里的那个流产吗，弗兰克？”弗兰妮问。

“不是。”弗兰克说，“是另一种流产，与婴儿有关的那个流产。”

菲尔格伯特小姐——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她就是“流产小姐”——从来没有怀孕过，因此也就从来没有流产过。她是一个大学生，她之所以取了“流产”这个代号，是因为东西方关系研讨会的另外一位女职员（总共就她们两个女的）代号是“怀孕”。那个女的确实怀过孕。这位叫施万格[4]的小姐——在德语中，“施万格”的意思就是“怀孕”——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和我父亲的年龄相当，她的那段怀孕史在维也纳激进分子的圈子里很出名。她写过一本书，专门谈怀孕，还写过另一本书，专门谈流产——算是那本怀孕书的续篇吧。她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在胸前挂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个鲜红的词“怀孕”——sger！在这个词下面，用同样大小的字体写着“您是孩子的父亲吗？”她还把这句话印在了书封上，轰动一时。她把出书得到的所有版税都捐给了各种各样的激进事业。她后来的流产——还有她的书——使她成了颇受争议的热门话题，她每次发表演讲，总有很多人来听，她把演讲收入也如数捐出。施万格关于流产的那本书，是在一九五五年出版的——那一年，维也纳正好结束被他国占领的历史。施万格小姐将这个不想要的孩子流产，此举正好象征了奥地利从占领国手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施万格在书中写道：“这个孩子的父亲，可能是俄罗斯人、法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至少对我的身体、对我的思维方式而言，这个父亲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施万格小姐一天好几次带着我们这些孩子去卡恩特纳大街的欧罗巴咖啡馆喝加了牛奶、肉桂和鲜奶油的咖啡，或者去阿尔贝蒂娜广场2号的莫扎特咖啡馆，就在国家歌剧院后面。“你知道吗？”弗兰克后来说——他一遍又一遍说个没完，“《第三人》就是在莫扎特咖啡馆拍摄的。”施万格小姐才不在乎这个。她喜欢那家咖啡馆的鲜奶油，咖啡馆的宁静让她最为心动，在这里可以远离打字机的嘈杂声和激烈的辩论声。“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唯一有价值的机构——可是，终有一天连咖啡馆也得消亡。”施万格小姐对我、弗兰克、弗兰妮和莉莉说，“喝完这一杯，亲爱的孩子们！”

你想喝鲜奶油的时候，你就说你要Schlagobers[5]——如果施万格对其他激进分子意味着“怀孕”，对我们这几个孩子来说，她就是纯而又纯的鲜奶油。这个激进分子就像我们的母亲，天生喜欢鲜奶油——我们真的很喜欢她。

年轻的菲尔格伯特小姐在维也纳大学主修美国文学，她非常崇拜施万格小姐。我们觉得她似乎真的很为自己的这个代号（意为“流产”）而感到自豪，我们以为也许是因为“菲尔格伯特”这个词在德语中也有“堕胎”的意思。但是，在弗兰克的字典里，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流产”和“堕胎”是同一个词“菲尔格伯特”——这个词完美地象征了我们与激进分子的格格不入，甚至象征了我们对他们的无法理解。每一种误解的核心都是语言的崩溃。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弄明白这两个女人意欲何为：施万格小姐性格坚强，待我们如同母亲，出于某些让我们觉得毫无道理的原因，为了我们不惜动用各种力量（和金钱），但她又能用她那温柔而又很有逻辑的声音和她的鲜奶油来安抚我们；而流产小姐——这个小孩似的美国文学专业的大学生——说话口吃，为人腼腆，却为莉莉念起书来（不仅是为了安慰一个没有娘的孩子，也是为了提高她自己的英语水平）。她念得非常好，我和弗兰妮、弗兰克都几乎忍不住，也在一旁听了起来。菲尔格伯特小姐总喜欢在弗兰克的房间为我们念书，这样一来，那个假人模特似乎也在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