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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恩赐（第1页）

上帝的恩赐

GesGod

在我妈认识我爸，在她踏上开往荷兰的飞机，把两个旅行箱里装满手链、项链和耳环之前，她负责照顾一艘船的船长。船长叫拉杰什·穆德加尔，是家里的长子，拥有一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浓密黑发。

船长在阿拉伯海上生病了，当时离最近的海岸还得开上一天半的时间。回到陆地上的时候，拉杰什·穆德加尔的身上长满了痘痘，在孟买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躺了一天一夜。命算是保住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右脚的三个脚趾、右手的指尖和左边的小腿全都废了。拉杰什·穆德加尔再也不能开船，再也不能出海了。

船长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回家了。有人给他在开往阿格拉[1]的火车上特地准备了一节车厢。他的父母就住在阿格拉绵延的群山里，而他也是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在深夜颠簸的火车上，他第一次被疼痛侵袭，一直叫到太阳缓缓地升起。

一回到出生地，看见大树、房屋和童年时走过的路，他热泪盈眶。他曾经把这片土地跟大海做了交换，把尘土换成了海水。他的母亲宛如一只黑色的鸟儿，尖叫着从山上冲了下来。孩子们围绕着担架，看着那件钉着铜扣的深蓝色的制服，而跟制服配套的西裤被剪了开来。接下来的几天，人们都在为船长祷告。

一天早晨，我妈出现了。在大树、房屋和马路之间，在阳光中出现了一个白点，一个带着美丽光环的护士，是那么年轻、漂亮、纯真。我妈走进了穆德加尔的家，那是一座很大很亮的房子，一看就是个有钱人家。船长的父亲是个律师，声音沉重得宛如石头，说出的每个字都像岩石一般。我妈跟船长的母亲喝茶。四周一片宁静，这是一座充满了悲伤的房子，几乎听得见泪水掉下来的声音。接下来，我妈被带到船长身边。她仔细观察着眼前的这个病人，看着他一头如电影明星般的发型：乌黑发亮的头发和笔直的发际线。他俩谁都没说话，只是沉默着。我妈替船长洗伤口，换绷带，而拉杰什·穆德加尔默默承受着疼痛。他咬紧牙床，心里想着大海，还有那咸咸的海水，如大象吼叫般的海浪。

慢慢地，慢慢地，穆德加尔康复起来，恢复了元气，我妈从他的眼睛就看得出来：眼角的细纹，还有如黑色湖水般发光的瞳孔—拉杰什·穆德加尔的眼睛笑了。一天早晨，我妈开始想念他。这想念来得很突然，也很温暖，简直无处不在。她还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仿佛崭新一天的阳光直直地射入了她的灵魂。她的身体发着光，指尖在颤抖。

她开始好奇拉杰什·穆德加尔有着什么样的感觉，便开始解读他的脸。她看见了皱纹，随着看的时间增长，看到的皱纹也越多。他的毛孔里满是疼痛，还有额头、嘴边以及眉毛之间也都是。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妈一把抓住他的手—一只只剩下指节的手—轻轻地捏了下去，仿佛感受到一阵火花。她吓了一跳，立刻松开手，突然想到了现实情况。她只是一个护士，而他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他残疾了，而她正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只爱过一次，也只有那一次我们会爱得奋不顾身。”西里尔·康诺力在他的回忆录《不平静的坟墓》里这样写道：“当我们爱上一个人时，会以为某天是9月初的一天，会觉得一天忽然少了六个小时，会体会到6月的炙热。”之后还加上关键的一句，“初恋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生。”

我妈与拉杰什·穆德加尔的告别，和西奥多勒斯·亨利科思·凡德奎斯特的相遇之间隔了三年。在这三年里，我妈住在不同的地方，照顾了不同的病人，为他们清洗伤口，倾听他们的苦痛，抚摸他们的额头，却没有一刻忘记过拉杰什·穆德加尔那双微笑的眼睛。他们给彼此写信，用的词也越来越深刻。只要我妈摸着拉杰什·穆德加尔写的那些字，就会有一股暖流流遍全身，那温暖似乎无处不在。

“就这样吧。”当她和躺在**的船长告别时，对自己是这样说的。然而她还是哭了，在那座安静的房子里，她流泪的声音仿佛是山里的瀑布。船长从**爬起来了，一步步爬向了我妈。他哭了，不是在大海上，不是在面对死亡时，也不是在他醒来时没了左脚的**。泪水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落在了那座又大又亮的房子的白色地砖上。

那位律师父亲的声音牢牢地印在了我妈的记忆里：“给我滚出去，永远也别回来!”我妈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眼睛看着地面，看着地上的尘土。

当我爸爱上我妈的时候，我妈的悲伤基本已经成形，仿佛一件用黑线织成的丧服。他们是在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的图书馆里相遇的，我爸在那里打了一份零工，是图书馆助理，而我妈正在努力学荷兰语。在那之前，她收拾了两个行李箱，坐了飞机，又在荷兰史基浦机场下了飞机，通过一个住在海牙的姐姐，在鹿特丹当上了护士。我妈想去国外积累经验，不过才半年就又想回家了。船长信里的词深刻得叫人无法承受。那时她刚被一家医院接受，可以去手术室上班。医院还帮她付了学费，签署了工作合同。她给船长写信说再过一年就回去，到时候会带着一大笔钱，可以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还要照顾他一辈子。人生中比这些话还要深刻的词大概已经不存在了吧。

那是我妈写给船长的最后一封信。

接着我爸就跟我妈在图书馆里求了婚，我妈立即否决，我爸完全摸不着头脑，不明白我妈为什么会说“不”。从那一刻起，“不”这个字的意思在我爸那里突然变成了谜团，而我妈一直在重复这个字。

“不，”我妈说，“不，不，不。”

然而这招对我爸毫无作用，他仍旧跪在地上，等待着我们这辈子都期待听到的那三个字。

在接下去的几天里，我妈说了无数次的“不”，至少传说里是这么说的。当然了，那是我妈的传说：“我说了那么多次‘不’，如果每个‘不’都是一粒米的话，估计所有的印度人都能吃饱了。”

接下来就是泪水，叫我妈无法阻挡的泪水，有了那些泪水，才有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我是可怜他。”在我出生多年后，我问我妈究竟为什么跟我爸结了婚，我妈说：“我承受不了更多的同情，也承受不了再多的眼泪。”

他们是在9月的一个早晨结的婚，天气很热，比起阿格拉山里那些漫长的白天和似乎永远不会天黑的夏季，那天的时间显得短了许多。三个月后，我妈怀孕了。她轻轻地抚摸着肚子，指尖微微颤抖。她的身体又开始发起光来，尽管那是一年中最黑暗的一个月：整个12月，窗外的雨下个不停。

信不断地寄过来，信封越叠越厚，船长的话也越来越悲伤，我妈再也提不起笔给他写信了。

我大哥是1977年8月28日早上七点一刻在鹿特丹的代克齐赫特医院里出生的。而他的性别对我爸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他们都深信宝宝会是个女孩子，两人都有着强烈的预感。也许这是他们这辈子唯一共同拥有的感觉，而这也许正是感觉失灵的原因吧。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得赶紧取个名字。我妈刚生产完，头发还是湿的，额头上挂着汗水，就想到了阿什瓦德这个名字，就是印度语里“上帝的恩赐”的意思，就跟我爸的名字西奥多勒斯的意思一样。我爸不同意，也许是还不敢相信怀里抱着的是个儿子吧—一个长着粉红色的手臂、腿和小鸡鸡的小生命。

阿什瓦德·凡德奎斯特，是我爸妈的第一个孩子，是大儿子，是他们的骄傲。我妈赶在午夜十二点前坐电梯去了医院里的银行分部，怀里抱着我哥，宛如一个干瘪的梨，或是一颗长了芽的土豆。只见他睁着眼睛，黑色的眼睛里透着唯独新生儿才有的蓝光，正如纳博科夫笔下的婴儿蓝一样：“那是一种模糊、发光、无法揣摩的东西，似乎试图去抓住阴影，却被远古的童话森林吸食，那里的鸟儿多过老虎，果实多过荆棘，就在光亮和阴影之间的深渊，人类的精神诞生了。”

我妈在阿姆斯特丹的鹿特丹银行给我哥开了个账户，往里面存了1000荷兰盾。我试图想象那1000荷兰盾是从哪里来的，然而我的想象力不够丰富。那张支票在她生孩子的时候到底藏在了哪里？头发里？床底下？我妈把钱—那是她做护士存下来的钱—交给银行工作人员，想象着阿什瓦德长大了，上了大学，跟女孩子出去约会，用这笔钱请女孩子喝东西。我哥仿佛看见了远古的童话森林，还有鸟儿、果实，轻轻地叫了起来，仿佛一首安详的乐曲。

我爸妈很幸福，这种幸福感只有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才能感受得到，这种爱是那么纯真，让人难以置信。在我的儿子出生后，我也想到了那光亮的时刻，那是我的第一个孩子。那亮光是那么清晰，照射着万物，穿越了岁岁年年，一直照到现在。

1977年的幸福也同样如此，一条新生命开始了，发出了咿咿呀呀的声音。慢慢地，慢慢地，小手和手指动了起来；慢慢地，眼睛睁开了；慢慢地，那个小生命开始思考、感受和期待。我哥是吃母乳长大的，看着一切会发光的东西，看着光线折射，看够了就开始哭；他看见了人、事和整个世界。他的小眼睛闭了起来，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见到什么就拿什么，把晒衣服的夹子和铅笔塞进嘴巴里。小手不停地摸索、挖掘，腿开始想直立起来。我爸弯下腰去，用手抱住他的胳肢窝，一起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我哥叫起来，这么小的嘴巴竟然能发出这么大的笑声。

如果时间能过得慢一些该多好，我哥已经开始磨牙了。时钟的指针呀，你慢些走。可是时间突然就静止了，来得那么突然，而且再也没有往前走过。我大哥突然得了羊癫风，手脚不停地颤抖，眼睛眨个不停，连呼吸也没有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夜晚，当时我妈在她姐姐家过夜。我二哥约翰当时才两周大，躺在婴儿车里，眼睛里也泛着婴儿独有的蓝光。阿什瓦德躺在我妈旁边，我妈努力把勺子塞进他的牙齿和舌头之间。一想到“孤单”这个词，我的眼前就会出现这个绝望的画面：我妈，还有我那不断颤抖的大哥，一把插在他嘴里的勺子。当时我爸在鹿特丹，正在写博士论文，研究一只注射了绵羊的红血球的老鼠。

十二个小时前，我爸妈还推着深蓝色的婴儿车散步，约翰睡在车里。我当时不在，还没出生，也从来没查阅过1979年3月15日的天气。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嗅到那天空气的味道：阳光照射下的路沿，划破碧蓝天空的云朵，还有番红花和湿润的草地。这些辞藻让我想起了一个明朗的春日，就跟人们能从不同的颜色组合中看到数字一样。

阿什瓦德被暂时送到邻居阿姨家，数年后我会叫那个阿姨安可。她提出可以帮我妈照顾我大哥，这样我爸妈就能放心带我二哥出去散步了。我妈不想和阿什瓦德分开，不过还是被我爸劝服了。她把我大哥送到邻居家，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说他们不会走远的，一会儿就回来。我妈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半个小时后，她手里抱着病恹恹的阿什瓦德。他的大便是绿色的，很臭，还发烧了。

一个号啕大哭的宝宝，一个生病的孩子，还有一篇要交稿的论文。我妈去了她在海牙的姐姐家，就在那儿，一个小房间里，在黑暗中，我大哥的羊癫风犯了。从此，我妈的眼泪就没有停过，跟随了她一辈子。

一个小孩是无法理解悲伤的，悲伤在他的世界里宛如水中流沙。我不理解我妈的眼泪，生活是那么美好，充满了欢愉和能量，还有玩耍、奔跑、叫喊。我开始学写自己的名字，算3乘以7是多少，还能看时钟。而在我妈眼里，全是一些阿什瓦德一辈子都做不了的事。

过了好几年，医生才诊断出我大哥得的是什么病，在这之前我爸妈带他去看了几十次门诊，去了无数次医院。这个诊断对所有做爸妈的人来说犹如地狱里传来的噩耗，诊断结果是我大哥有智力障碍，这个戳子就这么印在了他的脑门上。这个戳子本该可以让所有人都喘口气，这样一来我爸妈知道了我大哥的病，生活也可以继续下去，然而对我妈来说，时间仿佛被冻结住了一般。

人年纪越大，牢牢抓住的悲伤就会越多。它们会开始黏着你，而你也越来越容易感受到它的存在。尽管如此，一直到二十七岁，我才明白了我妈的悲伤，在那年夏天，我自己成了一个孩子的爸爸。我看了约瑟夫·罗特的《约伯记》后，泪水不停地往下落。

《一个犹太人的命运》是罗特给这本书起的副标题，书里的主人公门德尔·辛格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是四个孩子的爸爸。他确实是一个简单虔诚的男人：“在他之前，有千千万万的人像他这样生活过、这样教过书。”[2]而在他的老婆狄波拉眼里，他独一无二。她可以算是整个文学界里最悲伤的母亲了，因为她我才第一次对我母亲的悲伤有了清晰的认识。狄波拉的儿子的脑袋跟南瓜一样大，腿是弯的，失去了知觉，跟阿什瓦德一样，他也时不时会犯羊癫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