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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梦（第3页）

我妈用印度语跟库马先生交流，有时候会夹杂一两个英文单词，比如“冠军”“标枪”“免费的午餐”。我想离开餐桌，我妈不许，说库马先生是为我而来的。

“是专门从孟买赶来的。”这个印度田径协会的代表补充道。

我笑了，那是我的出生地。

库马先生知道我是在孟买出生的，这也多少是他来到我家的原因，不过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茶喝完了，我们上了楼。我妈先让库马先生看她自己得的奖，床头柜上的那七个奖杯。

“我还记得，”库马先生说着，拿起了床头柜上最大的那个奖杯，“勒克瑙[1]，1957年。”

我妈点了点头，我以为她眼里噙着泪花，原来是闪过的一道光，仿佛透过了灰尘，透过了铁锈，看见了她儿时高举空中的闪闪发光的奖杯。

“我是几千个女孩中跑得最快的。”我妈轻声说。

“站到起跑线后面，准备好，开跑!”库马先生说完，对我眨了眨眼睛。

我等待着眨眼过后的故事，然而库马先生把奖杯放了回去，放回了原来的位子，那个深色的、没有灰尘的正方形上，仿佛是对过去的密封。

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向了我的房间。我的书桌上一团糟，到处都是打开的书和笔记本，还有果核和巧克力包装纸。我当时上高二，再过两个星期就要期末考试了。我得背下五百行希腊文，是希罗多德的《历史》。面对这样的考验，我只想逃跑，跑向田径赛道，可是我妈紧盯着我，一刻也不让我从她的视线里消失。

库马先生在我的奖杯前走了一圈。我爸为我的奖杯特地做了一个柜子，柜子上有一扇玻璃门，这样我的奖牌、锦旗和奖杯就不会沾满灰尘了。每个周末，我都会打开玻璃门，把新获的奖放进去，这柜子就快放不下我获的奖了。

“我可以打开玻璃门看看吗？”库马先生问。

我点了点头。

他打开玻璃门，拿起一块沉重的奖牌。这是我在戈林汉的投掷比赛中获的第一个奖。我全力以赴，参加了铅球、标枪投掷和掷铁饼。最后一项我尤其在行，丢出去的距离足足打破纪录，让1998年的排名再升一个层次。七月里，荷兰冠军赛在阿姆斯特丹举行，比起希腊语的考试，我更期待比赛的到来。

库马先生拿起一个奖杯，凑近了看。他的脸在发光的奖杯里变了形，眉毛变得很粗。他看着杯脚的金属小铁片上刻的字，喉咙里发出了一些声音，又冒出三个字：“有意思。”说完就把奖杯放了回去。库马先生要踮起脚，才能看到最上面一层，最大的奖杯都摆在那里。

“很好，”他说，“非常非常好。”看起来像是有兴趣买下那些奖杯似的。

我跟他讲每个奖杯背后的故事、日期、地点和项目。库马先生不停地点头，一直用印度语嘟嘟囔囔，我唯一听懂的一个词是“孟买”。看来库马先生很喜欢我的出生地。

接着他又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说完这句话，他那黑色的眉毛似乎离开了原本的地方，游离起来。

每个国家都会有一段让人无法启齿的历史，一段人们无法治愈的创伤。印度最大的创伤应该就是田径了。印度在奥运会上获得的最近一枚勋章还是在1900年，诺曼·普里查德获得了两枚银牌，分别是200米跑和200米障碍赛。然而普里查德是英国籍印度人。如果不算他的话，那就谈不上任何的收获了。

在其他的比赛项目中，印度也不占优势。唯一成功的一项运动是曲棍球，国家队总共获得了12枚奖牌，其中八块是团体金牌。个人金牌的话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25岁的阿比纳夫·宾得拉获得了10米气步枪的冠军，一下子成了印度最热门的单身青年。至少在我妈眼里是这样的。

阿比纳夫·宾得拉的奖牌把印度在奥运会上的奖牌排名拉到了第18名，跟乌兹别克斯坦齐名。

印度有110万居民[2]，获得的奖牌数却那么少，这是一个深深烙在国民心中的创伤，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谜团。研究人员曾经把贫穷和成功的因素联系在一起。运动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而只有一很小部分人才能承担得起这种奢侈。不过乌兹别克斯坦也很穷，这是其他研究者提出的悖论。在他们看来印度的劣势主要是因为印度人身体的构造，不适合像柔道、田径、游泳、体操、划船和摔跤那样的运动。印度人最擅长的运动是板球，可惜不是奥运会项目。

即便事实是残酷的，印度人还是饱含希望。希望在1996年奥运会完败后又重新燃起：印度获得了一枚铜牌。消息是由印度的一个国家部长宣布的，他在国家电视频道里说：“印度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只是我们得睁大眼睛好好找。”就这样，一支猎头队伍成立了，直到现在还没有解散。最近体育部在泰米尔纳德邦开展了一个项目，要在渔民和街头艺人中寻找游泳和体操队员。走平衡木的演员被从街上带走，猎头队怀揣着在下届奥运会上超过中国的希望。

可能库马先生是印度体育部派出来的第一批“猎头”，还专程来到鹿特丹。他的计划是让我拿印度国籍，因为我妈还有我的出生地孟买不会让任何人产生疑问。给我开出的条件是塞康德拉巴德[3]的一套房子，就在金卡哈纳运动场旁边，那是印度田径运动的天堂。他们还会请一个欧洲的顶级教练来训练我。

库马先生充满期待地看着我，他说话的速度很快，应该是嗅到了金牌的味道。我是他眼中第一个可能在奥运会的田径比赛中获奖的人。我们只要去一趟海牙的大使馆，别的什么都不用做，也许连护照都已经给我准备好了。

我想到了学校的考试，这是一个逃过考试的好机会。

我妈看不上库马先生开的条件，摇着头，毅然决然地指向我的书桌，指向摊在桌上的书和笔记本。我不能走，我得听我妈的，把希腊文背下来。

库马先生提高了声音，做出气愤的手势，不想放弃他的梦想，印度的梦想。

我妈没有反应，至少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并没有拿着擀面杖出现在库马先生面前。

我坐在椅子上，翻开《历史》，是梭伦和克洛伊索斯之间的对话，讨论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看来考试是逃不了了。

我妈对库马先生招招手，让他过去。他们离开了我的房间，下了楼，下楼的速度很快，脚步很重。厨房的门开了，不久后我就听到我妈失心疯似的大叫起来。克洛伊索斯并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库马先生也不是。

我听到一声巨响，立刻奔下楼，看见库马先生躺在客厅的地毯上。他从厨房逃出去，撞在了录影碟堆成的小塔上。地毯上全是影碟的零件，黑乎乎的一片。我妈忙着收拾，把东西全都装进一个塑料袋里，这将成为一个印度修理匠毕生的杰作。

我把库马先生从地上扶起来，搀着他来到了大门前。我得抓牢他，因为他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而我妈只顾着收集地上的零件，丝毫不顾库马先生的感受。

站在门槛上的库马先生仍不放弃，展开了一段没有逻辑顺序、激动的独白。他念叨着维多利亚女王女子寄宿学校，阿鲁瓦利亚一家，还有我妈的姐姐们。说我有贾斯兰阿姨的才能，不能浪费了。还说我不该听我妈的，贾斯兰阿姨当初也是听了她妈的话。忽然，库马先生大喊三声“贾斯兰”。这个场景我至今都没有忘记。

他像只丧气狗似的走出了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