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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诗话和笔记（第1页）

28。诗话和笔记

文人团体和新的公共领域

在唐代，考生在诗歌方面的才能是选拔官吏时极为看重的。但到了宋代，这种重要性有所降低。尽管如此，还是总有通过诗作而自荐的例子，比如欧阳修。1023年，17岁的欧阳修“随州取解，以落官韵而不收”，在1027年再次应考不中后，他便带着自己的文章，去寻找可能的提携者。在汉阳，欧阳修拜访了当时在朝廷颇有名望的学者胥偃。胥偃看中了欧阳修的文章，便将其留下，翌年带他到京城开封。欧阳修在京城取得了成功，这可能也离不开与其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晏殊（991—1055）的帮助。欧阳修最初在洛阳使相钱惟演处任职，钱惟演周围聚集着一批年轻作者，于是欧阳修得以与这些人接触。他在洛阳的文人环境中生活了一段时间（1031—1034），其间所参与的多是庆祝活动，而不是过多的行政事务，大多时间闲散无事。在此后的年月里，他不断地结识其他对文学感兴趣的官吏。他从与梅尧臣的关系中受益良多。

评价同时代作者的诗作以及探讨过往时代作者的诗作，对文人来说仍是重要的消磨时间的方式。这种活动不只以娱乐为目的，而且具有价值导向的作用。在这种评价活动中产生的诗话体裁直至20世纪初一直受到欢迎。这类诗话因常具有逸事的性质，且包含对诗人们会面交游的叙述，成为了解每个时期的文人生活的很好途径。同时，哲学的发展也体现在这些诗话里。哲学虽说不总是影响着诗歌本身，但还是影响着人们对诗歌的思考。

除去行政的官僚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千年之交以后的文学生活。不断加深的城市化促进了图书的交易，文学公共领域的产生唤起了新的娱乐需求。因此，在学者和候补官吏的诗歌外，适应不同兴趣和偏好的通俗文学产生了。辑录了笑话、逸事、笔记或其他有价值内容的书籍出版了，比如食谱，适合在集市旁讲述的故事和唱咏的诗歌也以书的形式刊行。这些带有民间色彩的作品以及被称为应用文的作品虽然受到了文人的重视，但文人真正感兴趣的仍旧是诗歌和对诗歌传统的研究。这种研究或独自在书房中进行，或发生在朋友和同道间。

学者举行会面，以高雅的方式消磨时光，这是一种被社会高度认可的活动形式，正如《论语》里所说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103]这种会面不是靠单个的文人来推动的，而是以亲戚师生关系或是同辈关系构成的群体为根本的组织形式。在这样的群体中，有的人不问世事，有的人热心于政治或社会事业，尽管各自有不同的兴趣，文学仍旧是决定性的因素。最早的被称为文社的文学团体，出现在建安时期的曹家周围。如同在传统中国，狭义上的文学始终处在教育精英阶层的精神语境和政治道德语境中；文学团体也不只专心于文学，他们同样专注于其他艺术形式，比如书法以及哲学和宗教问题。这种公共文学领域里的活跃源于公元3世纪和4世纪的文人清谈活动，而这些清谈团体中最著名的就是“竹林七贤”，佛教徒中则有慧远在庐山倡建的由普通教徒构成的白莲社。即便在19世纪晚期日渐政治化的社团里，文学也仍旧是决定性的因素，比如1892年由杨衢云组织的辅仁文社。辅仁文社成立最初的目标是创办报纸和学校，不久却发展成为某种革命组织，并于1895年卷入发生在香港的起义活动。当时，孙中山（1866—1925）也参与其中。

在大部分文人的聚会上，饮酒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唐代的上层社会里，已经有悠久传统的聚会畅饮成了最受欢迎的消遣方式。饮酒常常会伴着复杂的规则，即所谓的酒令，这种酒令自汉代起就不断被重新表述。[104]关于这样的社交集会，除许多在这种场合或活动结束后写的诗中有记述外，《太平广记》里辑录的有些文章以及宋代笔记中也有描述。其中，有种酒筵常常是在凌晨举行，席间进行猜谜、掷骰子和抽签的游戏。但贵族的饮酒聚会最终还是属于中古早期的现象。自宋代起，遵守饮酒的程序和规矩虽仍旧重要，但饮酒主要变为象征性的，文人出格之举的倾向被抑制，取而代之的是对清醒的推重。

知名的文人，如白居易和元稹，常把朋友召集在身旁，与他们探讨文学话题，举行诗歌比赛，批评彼此的诗作。在11世纪的洛阳，耆英会的成员包括司马光、富弼（1004—1083）和文彦博（1006—1097）这样的学者。南宋的时候，诗社不只在城市以及城市周边地区固定举行，而且也会在较偏远的，特别是风景优美的地方举办。有些重要的知识分子甚至为举办这样的聚会修建了专门的场所，而这种场所也成了绘画的题材。[105]

诗人社团性质的改变可能最清楚地表现在自宋朝起流行的诗话体裁里。在过去，“自然”主题总是存在着的，不只被用来当作诗话的评价标准以及获取诗人身份的途径，它还能带来的快乐，这主要是因为“自然”常与文人身处的现实相反。对诗人兼书法家王羲之周围的诗人群体的记忆始终保持着鲜活，准确地说，是对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暮春之初在兰亭的聚会的记忆，酒杯由回环的溪水送至参会者面前。这场聚会不断被后世文人效仿。程颐在《禊饮诗序》里有这样的记述：“颍川陈公廙始治洛居，则引流回环，为泛觞之所。元丰乙末，首修褉事，公廙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学之士。”[106]

各类艺术在杭州文雅的环境里得到了发展。杭州旧称武林，在中国北方被女真人占领以后，成为南宋的行在。懂艺术的文人和富有的商人是这座城市的主角。各类表演者，如唱歌的、跳舞的、杂耍的，均有相应的观众。这些观众乐意接受这些表演，但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相当的财力。当时杭州的娱乐场所被称为瓦子，在《都城纪胜》《梦粱录》这类就体裁而言当归为地理书籍、广义上讲也应算作笔记的作品中均有记述，这两本书的作者都不知名。此外，《西湖老人繁盛录》和由周密所著的《武林旧事》也是同类作品。杭州的生活并非纯粹的欢乐，很多的文人，特别是那些从北方来的文人，他们感觉南方的生活像是流亡。在他们看来，如今被女真人所占的中原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根本所在。但也有不少文人感觉生活在杭州西湖畔及周围的山谷中，就好比是生活在仙境里。[107]

至于交流诗作，则要考虑某个特定的主题或某种确定的声韵，要么所有参与者都依循某种押韵的格式，要么通过抽签确定每位参与者要遵守的规则。这样的诗歌交流活动被称为酬唱，酬唱的成果常被整理成集。[108]

元朝初年估计有许多由忠于宋朝的诗人组成的社团，其中最著名的是“月泉吟社”。它因一部诗集而闻名，最著名的代表是谢翱（1249—1295）、方凤（1241—1322）、吴思齐（1238—1301）和吴渭（生活在13世纪）。吴渭虽是这个诗社的主持者和组织者，是他让这个团体闻名的。但关于他，我们再没有更多的了解。后来的文献中曾记录此社团以“赋春日田园杂兴诗”为主题来征集诗歌。这次征诗活动在1286年秋至1287年春举行，吸引了很多诗人。诗社在收到的2735首诗里评选出280首，最终选出60首结集。前30名获得上等绸缎，前50名得到1笔墨，前60名还能获赠月泉吟社最新的诗集。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宋朝的忠诚度逐渐降低，但总是不断有这样的人，他们更喜欢深居简出，沉湎于闲暇无事的生活。诗人高启（1336—1374）就是这样，他曾如此描述他所在的文人圈子的氛围：

余以无事，朝夕诸君间，或辩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堙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虽遭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109]

在此后的明朝，这种向往隐退的态度再次浮现，特别是明朝中期以后，即16世纪和17世纪初。当时，那些与书院关系紧密的甚或是书院组成部分的社团加强了对年轻人的培养，甚至部分地将他们组织起来。[110]当明朝的统治因清兵入关而分崩离析之时，这些人回想起了宋朝末年形成的忠诚和退隐的传统，又重新酝酿出了这种态度。有些社团，比如由阎修龄创立的“望社”，潜心为诗，朝夕行吟，在某种程度上逃避现实，而其他社团则披着某种纯文学的外衣来追求其政治目的。

清朝统治者对学者的支持旨在减少此类主要存在于明朝末年的社团的吸引力，或至少使这些社团显示出局限性。鉴于它们在明朝末年（尤其是清朝初期）所扮演的角色，只要是学者社团，都被清朝统治者以极大的不信任对待，在顺治年间（1644—1661）甚至被明确禁止。[111]

文学批评和诗话

有关诗的标准的探讨常包含戏谑与讽刺。这种戏谑与讽刺常出现在有关苏轼的逸事里：

秦少章尝云：“郭功甫过杭州，出诗一轴示东坡，先自吟诵，声振左右，既罢，谓坡曰：‘祥正此诗几分？’坡曰：‘十分。’祥正喜，问之，坡曰：‘七分来是读，三分来是诗，岂不是十分耶？’”[112]

诗的评价方式还有以诗评诗。金代最著名的文学家兼史学家元好问创作了《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中第18首诗是这样的：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

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113]

这首诗把韩愈和孟郊的诗作了对比。孟郊的人生以忧愁为特征，因此元好问借用了杜甫“死不休”的表达。元好问想说的是，孟郊的诗因诗人自身的愁苦而受到局限。在“高天厚地一诗囚”里，相对天地间的距离，孟郊的这种局限显得尤为突出；同时，这句也暗指孟郊自己的话，孟郊曾在《赠别崔纯亮》里问“谁谓天地宽”，在《冬日》里说“一生虚自囚”。孟郊的确是他的诗的囚徒，他迷失在了自己诗的世界里，因为他总是努力去改进和完善自己的诗。

随着民众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个人发表作品的情况越来越常见，雕版印刷和新的消费阶层的产生为此创造了条件。这些作品常因它们不那么成系统的特征而被简单地称为笔记，这些所谓的笔记中也包括诗话。诗话不只探讨文学文本和诗学原则，也被用来表达观点，以逸事的形式记述事件。诗话虽始于欧阳修，但作为诗歌评价的集合，这一体裁能成为后世人喜用的比照和指引，这估计是他在写《六一诗话》时完全没有预见的。而欧阳修的作品正好满足了当时的某种需求，这点可以从他同时代的司马光为续欧阳修的作品而创作的《续诗话》中看出。首先视自己为史学家的司马光认为，有关诗的评价也应当被记录和流传。

宋代的名言集也可被当作最早的诗话，[114]这里只提以下几种：许的《彦周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115]、魏庆之的《诗人玉屑》[116]、蔡正孙的《诗林广记》。后来最重要的诗话集，包括何文焕所辑的《历代诗话》（序写于1770年），和丁福保（1874—1952）为补《历代诗话》而于1916年编辑的《历代诗话续编》。丁福保还辑有《清诗话》，郭绍虞于1983年以《清诗话续编》补之。

魏庆之《诗人玉屑》中“一字之工”一节记述了以下这个补字的故事，从中可见诗话文体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