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可怕吧,窝在这么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汤普森小姐说,“他们还说我运气好才有个房间住。我可不愿意住在土著人的房子里,但还是得住。我真不懂为什么连一家像样的旅馆都没有。”
他们又交谈了几句。汤普森小姐嗓门很大,又喋喋不休,显然是个喜欢说闲话的人,而麦克菲尔太太却不善闲言碎语,所以很快她就说:
“嗯,我看我们该上楼了吧。”
傍晚,他们坐下来用晚餐时,戴维森进门就说:
“我看到住在楼下的那个女人身边坐了好几个水手。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跟这些人混熟的。”
“她肯定是个很随便的人。”戴维森太太说。
他们无所事事地过了一天,每个人都感到有些疲惫。
“要是像这样过上半个月,我真不知道到头来我们会有什么感受。”麦克菲尔医生说。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每一天分成几段时间做不同的事。”传教士答道,“我会用几个钟头看书,再用几个钟头做些运动,不管下雨晴天都一样——在雨季你就不能老去想下雨的事——另外一些时间用来消遣娱乐。”
麦克菲尔医生用忧虑的眼神看看他的同伴。戴维森的活动计划使他感到心情郁闷。他们吃的还是牛肉饼。看来这里的厨师就只会做牛肉饼了。接着,楼下的留声机又响了起来。戴维森一听到这个声音就开始神经紧张,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几个男人的声音飘上楼来。汤普森小姐请来的这些客人唱起了一首流行的歌曲,很快他们就听到了她的声音也夹在其中,沙哑、高亢。然后响起一阵叫喊和哄笑。楼上的四个人本想交谈一番,却又管不住自己的耳朵要去听楼下的碰杯声和椅子挪动声。显然是又来了一些人。汤普森小姐在举行晚会。
“真不知道这些人她都是怎么招来的。”麦克菲尔太太突然说道,打断了传教士和她丈夫之间正在交谈的医学话题。
可以看出她的思绪已经漫游到哪里去了,而戴维森的脸上抽搐了一下,说明他虽然嘴上在谈论着医学的话题,心思却也急匆匆地走到同一个方向去了。就在医生絮絮叨叨地说着他在佛兰德斯前线救治伤员的经验时,戴维森猛地大喊一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怎么啦,阿尔弗雷德?”戴维森太太问。
“这就对了!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她是从艾维里出来的。”
“不会吧。”
“她是在檀香山上船的。这就一清二楚了。她把自己的营生做到这里来了,这里!”
他说到最后这两个字时,语气变得义愤填膺。
“艾维里是什么地方?”麦克菲尔太太问。
戴维森目光阴沉地看着她,声音颤抖,显得很惊恐。
“那是檀香山藏污纳垢的地方——红灯区,这是我们文明的污点。”
艾维里位于檀香山市郊。从港口附近黑灯瞎火的偏僻小街走过去,跨过一座摇摇晃晃的小桥,便走上了一条人迹稀少的马路,到处坑坑洼洼的,走着走着,突然就进入了有灯光的地方。马路两边都有停车棚,还有色彩艳丽、灯火明亮的酒吧,每一家都响着机械钢琴发出的嘈杂声,路边还有几家理发店和烟草铺。这里的空气都显得躁动不安,让人感到这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寻欢作乐的地方。这条马路把艾维里分割成了两半,向左拐或向右拐都会进入一条窄巷,那就是艾维里了。路边有一排排小小的平房,看上去很整洁,都漆成了绿色,小屋之间的通道很宽,笔直,整个格局像是一座花园城市。这地方看上去似乎繁华气派,井然有序,却令人感到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恐惧。因为寻求**的事从来不需要如此秩序井然,有章可循。路边的小道上偶尔有一盏路灯,但是如果没有从这些小平房开着的窗户里射出的亮光,这些小道上还是会漆黑一片。一些男人在四周游**,打量着坐在窗边的女子,她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做针线活,多半时候并不理会过路人。路上的男人和屋里的女人一样,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美国人,有的是停泊在港口的船上的水手,有的是炮舰上来的炮手,都喝得晕晕乎乎,还有驻扎在岛上的部队里的士兵,白人和黑人都有;也有日本人,三三两两地闲逛着;还有夏威夷人、穿着长衫的中国人、戴着各种奇形怪状帽子的菲律宾人。大家都不说话,像是处在压抑之中。陷入欲望的人总是不快乐的。
“船停靠檀香山时,我从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了消息。”麦克菲尔医生说。
“就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艾维里这个令人羞耻的罪恶之地不复存在了。那里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审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没有立刻看出来这个女人是干什么的。”
“你总算说到点子上啦。”麦克菲尔太太说,“我记得她是在开船前几分钟才上船的。我记得当时我就在想,她赶得可真是时候啊。”
“她怎么敢到这儿来!”戴维森愤恨交加地喊道,“这事我得管一管。”
他向门口大步走去。
“你要去干什么?”麦克菲尔问。
“你说我要去干什么?我要去阻止他们。我不能听任这座房子变成——变成……”
他在搜寻一个不会让太太们听了刺耳的字眼。他激动得双眼发光,脸色更加苍白了。
“听起来楼下这会儿有三四个男人在。”医生说,“你不觉得现在找上门去有点儿草率吗?”
传教士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一句话也没说,风风火火地冲出门去了。
“如果你以为戴维森先生会在履行职责时担忧个人安危,那你就太不了解他了。”戴维森太太说。
她坐在那儿,双手交叉紧张地握在一起,高高的颧骨上显出一道红晕,听着楼下的动静。他们都竖起了耳朵听着。他们听见了传教士噔噔地奔下木板楼梯,猛地推开了房门。屋里的歌唱声顿时停了下来,可是留声机还在继续放着驴叫似的粗俗曲调。他们听见了戴维森的说话声,接着是什么沉重的东西掉到了地上。音乐声戛然而止。显然是他把留声机摔到了地上。然后他们又听到戴维森说了几句什么,但是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接着是汤普森小姐的大声尖叫,又是一阵嘈杂的吵闹声,好像是有好几个人在扯着嗓子吼叫。戴维森太太倒吸了一口气,双手握得更紧了。麦克菲尔医生惶惑不安地看看她,又看看自己的妻子。他不想下楼去,但是他拿不定这两个女人是不是指望他能去。接着传来了一阵像是很多人扭打在一起的声音。吵闹声更清晰了。好像是戴维森被人从门里扔了出来。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一阵沉寂之后,他们听见戴维森走上楼来。他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了。
她站起身朝门外走去。
“如果需要我,就喊一声。”麦克菲尔太太说。等戴维森太太走出去后她又说:“我希望他没有受伤。”
“他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麦克菲尔医生说。
他们默默地坐了一两分钟,随即两人同时吃了一惊,只听留声机又响了起来,挑衅似的,几个人用讥嘲的声调嘶哑地唱起了一首**的曲子。
第二天,戴维森太太脸色苍白,满面倦容。她抱怨头痛,神色憔悴,好像衰老了许多。她告诉麦克菲尔太太说,传教士一夜没有合眼,他整夜都惊魂不定,清早五点钟就起来出门了。有人把一杯啤酒泼到了他身上,他的衣服都脏了,一身难闻的酒味。不过戴维森太太一说到汤普森小姐,眼睛里就冒出了阴沉的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