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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离经叛道者（第2页）

两个月以后，使华尔街大吃一惊的是，扬以一百多万票赢得了这场争夺代表权大战。投机者们支持扬，大的零售证券公司如美林和贝奇也支持他，这些公司的保证金账户都开在扬那儿。他就像一个获胜的拳击运动员，高举双手，根本不在乎触人痛处，神气活现地走进派克街230号纽约中央铁路的总部，在范德比尔特商船队长的肖像下坐下来。董事会在6月召开会议，这是自19世纪以来第一次看不见摩根或范德比尔特的人坐在那儿开会。野蛮人洗劫了圣城。扬的董事会上包括《读者文摘》的莱拉·艾奇逊·华莱士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出版商尤金·普利亚姆——这些都是华尔街栅栏外面的企业家。自从3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论说在现代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管理的分开。现在一位公司蓄谋控股者在这重大的转变上采取了行动。

在华尔街，垂头丧气的金融家们直纳闷，为什么摩根财团不更加积极地奋起自卫，或者组成一个非正式的银团把这条铁路保持在朋友的手中呢？《财富》杂志几乎是忧郁地问：“为什么摩根不利用它的威信？”（24）部分答案是摩根财团仍然受着新政争议的刺痛。正如总裁亨利·亚历山大所说：“我们不想管太多别人的事，以前对我们的指责太多了，我们想避免显得包揽一切的样子。”（25）扬利用了老的关系，而J。P。摩根则处于现代的最低点。事实确实是，扬的成功证明了银行没有控制铁路。银行没有更加坚持不懈地捍卫这一点本身也说明铁路的命运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自从1936年以来，摩根士丹利没有为纽约中央铁路做过一笔大额公募发债。因此这里反正也没有多少生意会受到影响。

摩根财团还得最后一次对扬苦笑。就像许多敌意蓄谋控股投资者那样，他们不了解目标的真正情况。纽约中央铁路已经破产。所有那些漂亮的，使扬眼花缭乱的客车在亏损，而货运又被卡车和飞机分流了。扬任命艾尔弗雷德·珀尔曼为纽约中央铁路的总裁，第一个犹太人得到这样的职位。当他们第一次看到中央铁路账本的时候，扬说：“你害怕吗？”珀尔曼回答说：“我不怕，但我们最好马上开始工作。”（26）

在1957年衰退时，纽约中央铁路在亏损的沉重打击之下，开始和他历史上的对手——宾夕法尼亚铁路——洽谈合并。1958年1月，中央铁路没有分红，使扬精神崩溃。在很长时期内，他被严重的心理问题折磨着，时而极其乐观，时而忧郁消沉。他的好朋友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二世，是已故摩根合伙人的儿子，曾经发现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他在纽波特的图书馆里，两眼茫然瞪着空间，书桌上放着一支枪。也许是因为夸下海口的缘故，他在纽约中央铁路上的失败使他威风扫地，无地自容。1958年1月25日，他在棕榈滩的宅邸，走进台球房，举起猎枪，自尽而亡。

曾经使罗伯特·扬愤愤不平的华尔街银行家和公司经理的那个亲密的世界，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而后开始走下坡路。在当初工业威力如日中天之际，并且欧洲经济复兴或环太平洋威胁尚未发生之时，美国在汽车、钢铁、石油、铝和其他重工业领域中一统天下。作为大烟囱公司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地位令人垂涎。就像是王冠珠宝密藏室的看管者，它不需要去探索新的财源。唯一的目的是守护这个特许权——从老摩根财团继承下来的超级客户名单。正如该公司的威廉·布莱克后来所说：“在50年代你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把客户的事情做得极其漂亮。”（27）

在投资银行家的“兵器库”里，取悦于客户的最常规的武器是打高尔夫球或者开联欢会。按现代标准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爱社交的、悠闲自在的世界，在邦德俱乐部进行两个小时的午宴，仍然是很时髦的。最善于招待客户的是佩里·霍尔，他是1951至1961年的执行合伙人。哈罗德·斯坦利阴沉而严厉，而霍尔则活跃、健谈，有天生的推销员喋喋不休的口才。他满脸雀斑，矮胖结实，脸庞宽大，眼睛敏锐。他使下属恐惧，让女人陶醉，在公司头头中则称王称霸。他有办法把冰箱卖给爱斯基摩人。就像拉扎尔兄弟公司的安德烈·迈耶或是高盛公司的悉尼·温伯格，他和美国的每个首席执行官都是亲热地互称名字的。当年观察他的一个人说：“他可以对总裁们大声嚷嚷，吹胡子瞪眼，拍桌子，直言不讳。他和这些人的关系真是十分特别。”

霍尔来自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描写的世界，在那里普林斯顿大学的联谊聚餐俱乐部和耶鲁大学的秘密社团都是走向华尔街成功之路的通行证。他是普林斯顿1917届的毕业生，在许多班里和菲茨杰拉德坐在一起，因为他们俩的名字按拼写挨得很近（霍尔对菲茨杰拉德的散文很不以为然，坚持认为班里还有几个被忘却的同学才是优秀的散文家）。对霍尔来说，美国东北部名牌大学的常青藤联合会的运动让他结交了满足他要求的各路英雄。例如，不管哈罗德·斯坦利事业上的成就如何，他的这位合伙人对他来说一直是耶鲁大学垒球队和曲棍球队的队长。霍尔看了鲍勃·鲍德温为普林斯顿打垒球以后两周，就雇他当了自己的继承人。在摩根士丹利，大学体育比赛代表队的一封信也许是最好的引荐信。

作为老摩根财团的最后一位执行合伙人，他从未改变自己的观念：富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可恶的敌人”。（28）霍尔在担保公司干过，经受了1920年的爆炸事件，在1925年担任了J。P。摩根的债券经理。1929年在股市大崩溃以后，杰克·摩根分别召见了霍尔和查尔斯·迪基。他让迪基当J。P。摩根的合伙人，让霍尔在费城当德雷克塞尔的合伙人。看来杰克在作指示时搞错了，把两个年轻人都任命为德雷克塞尔合伙人。这个错误深深地伤害了霍尔，并且从此形成了摩根的传统，在宣布重要事情时要有两人在场。1935年，霍尔转到了新的摩根士丹利，他喜欢把它看成是自己个人创造的。他爱吹嘘，但是他给自己的虚荣心添上了无限的魅力。他说：“我们是精英的精英，大家都忌妒我们。”（29）

霍尔在50年代那种关系银行业中可谓如鱼得水。他会在南卡罗来纳州一边打野火鸡，或在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家附近一边钓鱼，一边招待客户（他在73岁时，还能有足够的体力用鱼叉捕捉552磅重的箭鱼）。作为业余高尔夫球和网球冠军，他吸引了许多公司的经理，他们都想试一试自己的球艺。霍尔会为他的客户执行一些特别高级的任务，言行举止就像他们家庭中的一个成员。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准备嫁给一位巴基斯坦人，搞得这位董事长心神不宁。佩里叔叔就去做这位年轻姑娘的工作。他问她，将来她是否想让自己的孩子上好的学校，结交好的朋友，如此等等。她被说服了。这样的服务使通用汽车公司在50年代成为摩根士丹利的铁杆客户。

霍尔很佩服汤姆·拉蒙特和他那种爱开玩笑的性格。有一次，在格兰默西公园开通宵晚会时，霍尔和他的太太走散了。他漫无目的地走着，在一个门口碰到了玛琳·黛德丽和萨尔瓦多·达利。霍尔告诉这位女演员说，自从“蓝色天使”上映以后，他就一直把她当偶像崇拜，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在这时，他的夫人艾丽斯来了，霍尔假装不认识她，向她打招呼说：“嘿，金发女郎，要试试这个床吗？”艾丽斯坐下来，假装试一下床。她回答说：“这床不错嘛！”后来，黛德丽追问霍尔：“你认识那个女人吗？”霍尔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黛德丽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放肆的人。”然后怒冲冲地走了出去。霍尔对这段小小的插曲感到特别得意，简直胜过他给通用汽车公司或美国钢铁公司做的最大的证券承销业务。

摩根士丹利的人特别聪敏——就像老摩根财团那样，公司奖励才干。但是投资银行业务并不需要非凡的金融技巧。通货膨胀很低，货币很稳定，证券生意比较直截了当——只要你有合适的客户。工业债券承销的差价很肥。他对从普林斯顿大学和其他的常青藤联合会的名牌大学新招聘来的年轻职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叫他们笼络好客户，研究他们的需要。他说：“我感兴趣的是那些能带来生意的人。其他的事情留给那些商学院的学生去办，你做成了一笔交易，就戴上帽子回家去。”（30）由于发行证券的事情是标准化的，各公司没有多少积极性到处去寻找最好的投资银行，天体物理学家还没有来到华尔街。摩根士丹利给人一种特殊的、难以言状的神秘感，这一点就足以让大多数客户保持忠诚。

他喜欢吓唬人。有一次，几个合伙人正在面试一个新招聘的人，他向那个神经紧张的年轻人大喝一声：“你被惯坏了吗？”当这个被面试者回答说他一生很幸运，确实被惯坏了，琼斯跳起来嚷道：“录用他，把他送到我那儿。”说完就走了。（32）他对新雇员灌输深入细致、一丝不苟的思想。他会把一本厚厚的募资说明书扔到一个新雇员的手里，告诉他里边有一个地方错了，让他在第二天早晨以前把它找出来。他要求摩根士丹利拿出最好的募资说明书，各公司可以相信他们这家银行会保护他们，不会遇到法律问题。这样就在摩根士丹利产生了一些完美狂，以至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也会去校对每一份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募资说明书。如果说老的华尔街是一个限制性的俱乐部，那么现在它至少可以在自己所从事的业务中做到特别小心谨慎。

诺西·琼斯培养了一代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如果一个受训者想学习铁路融资，琼斯会和他一直坐到深夜，研究铁路的地图，解开公司的秘密战略。他一心投入事业，几乎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他一直独身，一个星期六他看了一下表，猛地跳起来说：“我半小时后有个约会。”这个约会是他的婚礼。琼斯竭尽全力维护摩根士丹利精益求精的名声，真是无与伦比。

杰克的小儿子哈里·摩根的影响，则较为难以捉摸。他待在摩根士丹利的主要原因，或许是出于家庭的责任。事实上他玩游艇的时间比发债的时间多。他办公桌的背后挂着一个镜框，里边是皮尔庞特在1901年发的美国钢铁公司股份的证券。哈里有一份典型的摩根简历——纽约游艇俱乐部、大都市艺术博物馆信托者、通用电气公司董事、哈佛学董。他在亨廷顿附近的伊顿海峡有一批北滩房地产，包括一幢大房子、管家、司机、花匠的住宅、游泳池和一个有8个车位的停车库。他有时候脾气较急，但也很和气，颇有绅士风度，在公司中人缘还算不错。

他像父亲那样对公众颇有戒心，特别留心自己的隐私。在20世纪60年代初，普林斯顿想保管摩根的文件，并且派了几个有名的学者请他共进午餐，对他游说。他们介绍完了以后，哈里说的话使他们大吃一惊：“先生们，我很抱歉地告诉你们，根本就没有摩根文件。”大家的脸都拉长了。阿瑟·林克，一位有名的伍德罗·威尔逊学者，急急巴巴地说：“但一定会有摩根的文件的啊！”哈里说他父亲曾经提醒他分散或销毁任何文件，以免政府掌握在手中，再次像普约和佩科拉那样骚扰摩根家族。事实上，确实是有文件的，而且数量相当多，哈里最终把这些文件交给了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

在华尔街的历史上，查利·摩根是唯一主要作为办公室经理的合伙人，他往往坐在成堆的建筑图纸面前。多年以后，当一个新的合伙人第一天来上班时，有人告诉他跪在那儿拿着改锥给他修门把手的那个人是合伙人查利·摩根。一位前合伙人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有父子两人一辈子过着阴差阳错的日子，这两人就是哈里·摩根和查利·摩根。”当摩根士丹利从非商业区搬到埃克森大楼的时候，查利负责监督新的电话系统。

经过这场争吵以后查利·摩根余怒未息，以至于在哈里的小儿子约翰被提议当合伙人时，导致制定了一条反裙带规定（在一个合伙人，亦即一位显要的合伙人的女婿，被证明是一个酒鬼以后，这条规定得到了通过）。现在，摩根士丹利开始向摩根人造反了。因此，约翰·亚当斯·摩根也被排斥在外，尽管他的鼻子长得跟他的曾祖父一样。一位前合伙人说：“人们对哈里·摩根说，‘你已经有了查利，足够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约翰·摩根这个儿子被证明是对金融最有兴趣，后来他在多米尼克公司和史密斯-巴尼公司都当了融资部门的负责人。

在哈里·摩根当权时，他试图在摩根士丹利定调子，捍卫标准。按照家族的传统，1960年在他工作25周年之时，他给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发了奖金。前摩根士丹利合伙人谢泼德·普尔说：“哈里代表了做生意的君子风度和原则性，我们当年感到摩根士丹利和J。P。摩根是这种精神的缩影。在合伙人每年举行的联合俱乐部晚宴上，他总是说：‘诸位先生，最难驾驶的船是合伙制。’（33）在这种往往是非常贪婪的业务中，他把自己表现为‘摩根士丹利特别快车的制动者’。”哈里防止把这个地方蜕变为社会登记者的避风港，他要永远保持摩根的传统，从没有背景的人中选拔聪明、有事业心的人，把他们变成贵族。他老是说：“我们是根据摩根的传统来录用和雇用人的——这个传统就是雇用比合伙人更加聪明的人。”他每年都要访问哈佛商学院，向金融教授了解他们最有前途的学生，而且他还经常亲自第一轮面试求职者。因为哈里·摩根还贷款给年轻人培养他们成为合伙人，他在公司里的钱超过正常的200万美元，从而拥有否决权。

但是，摩根士丹利确实也有一种广告的形式——在募资碑铭上列出所有承销银团的名字。所有以摩根主办的债券发行都以罗纳德桑斜体字体印刷。有时，摩根工作人员出差时，兜里放着罗纳德桑斜体字的铅字，以免当地缺乏数字的分数铅字。募资说明书都是用品蓝色印刷。摩根士丹利的癖好，是把它的名字单独印在募资碑铭的最上方，并且由它作为独家主干行。这使它能够定价，在参与的公司中分配份额，而且还不用和联合主干行分享丰厚的管理费。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摩根士丹利也会屈尊参加其他人组成的银团，但是它会要求不把它的名字列出来。摩根士丹利通过组织大量的工业银团融资，造就了华尔街的金字塔，决定了各公司的相对地位。这样产生的自信心使合伙人感到骄傲，而在竞争者看来则是傲慢。

就像司法部在梅迪纳一案中所注意到的，银团次序的排列对某一公司来说，很少会改变。如果摩根士丹利把一个公司从银团中开除出去，那么该公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难再被接纳。在20世纪50年代，风险是被大量分散的，故而各公司并不需要很多的资本。在为工业企业发债时，摩根士丹利会召集300家承销商，800个经纪人，给自己赋予上帝般的权力。该公司本身和销售证券几乎没有关系，而纯粹是一个批发商。它有一个职员在华尔街兜售未销掉的份额，通常要赔钱，但这和它进入交易世界已经很接近了。

无人敢疏远摩根士丹利，它主持着50年代大多数创纪录的债券发行，如1953年通用汽车公司3亿美元的债券和1957年3。28亿美元的股票发行，1957年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2。31亿美元股票的发行，以及1958年美国钢铁公司3亿美元的股票发行。他们从事的融资有开发新的8缸汽车发动机或特拉华河畔的钢铁厂，或是IBM扩大进入计算机行业。在这时，投资银行业务的开展仍然遵循教科书上的模式，即筹集资本，而不是为了金融投机。投资银行家们仍然是资金提供者和使用者的中介，他们认为在交易中作为委托人是不务正业。金融工程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世界银行在早年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机构。当时人们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左翼行动主义的温床——这和它后来的形象正好相反。拉塞尔·莱芬韦尔把它讥讽为“幻想儿童”，会发行币值过高的货币，美国银行家协会则拼命地游说，反对其成立。但是，世界银行似乎是健全的金融砥柱，跟摩根士丹利非常合拍。因为世界银行依靠美国资本市场来筹集资本，所以早年世界银行的行长都是从华尔街挑选的。在1949年，前任大通银行高级副总裁尤金·布莱克被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替代约翰·麦克洛伊。经过一段短时间试验采用竞争性招标以后，布莱克（他的儿子比尔后来成为摩根士丹利的一位负责人）在1952年选择摩根士丹利和第一波士顿作为永久的搭档来销售世界银行AAA级的债券。布莱克后来对他的选择作了说明：“摩根士丹利和伦敦的摩根建富、巴黎的摩根老公司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们在欧洲的声誉非常好。”（35）

摩根士丹利和第一波士顿在向投资者推销世界银行债券时，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世界银行全名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个名字很长。在早些时候人们担心它可能会重复20世纪20年代国外贷款的灾难。为了推动世界银行的融资业务，摩根士丹利和第一波士顿组织了达到175个承销商的巨额银团，进行宣讲，出版小册子，甚至派人到世界银行进行短期工作。摩根士丹利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担保，世界银行的债券是由美国出资作为担保的，因此和美国财政部的债务有同等的信誉。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因为世界银行的这笔业务而感到无比的自豪，这代表了该公司成功的顶峰：他们是世界银行的融资银行，尽管摩根已经是志得意满，这一殊荣也足以使它感到满足。

在50年代，伦敦金融城尚未从大萧条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它呆滞，闭塞，缺乏想象力，靠过去的光荣过日子。英国打败德国花费了其四分之一的国力，已经不可能起一个世界的银行家的作用。马歇尔计划使它失去了意大利，而中国和东欧又到了共产党手中。它的国外客户成为华尔街诸公司可以合法合理获取的猎物：在1946年，摩根士丹利的达德利·肖尔斯抓住了战后给澳大利亚的第一笔贷款——该国在20年代就已经是J。P。摩根的客户，两年以后又为坎塔斯航空公司经营了发债业务。

就像许多失去昔日光辉的地方一样，伦敦金融城充满了有意思的古怪习惯。在一家商人银行，进来的邮件每天早晨摊开着摆在桌子上，以便合伙人彼此之间都能知道对方的通信情况。在罗斯柴尔德的宅邸，合伙人要点心时摇一下刻有“管家”的小铃。在汉布罗的大房子里，年长者都被称为奥拉夫先生或查尔斯先生。自尊心很强的商人银行家仍然戴着宽边帽子，拿着卷紧的雨伞，他们的眼镜总是呈月牙形。年轻职员的领子都是笔挺，如果让领子软绵绵的就被认为是傲慢到危险的程度。在这种循规蹈矩的世界，当劳合银行的董事长穿上黑色的羊皮鞋出现时，人们会因为自己的趣味跟不上形势而好几天忐忑不安。

摩根建富的雇员略超过100人，在战后其业务情况发展得比较好。用美国银行业的术语来说，它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混合物，承销债券的发行，兼营退休金基金和提供贷款。它和摩根士丹利一样，似乎垄断了主要工业账户。在1945年，它负责了战后第一次股票的发行，几乎为每一家英国电力公司发行债券，包括联合电力工业公司和英国通用电气公司。它还处理了钢铁公司的非国有化——这是特迪·格伦费尔和蒙蒂·诺曼在20世纪30年代从事工业合理化的遗产，以及参与了世界银行的发债。但是该公司被战前的成功所陶醉。合伙人（严格地说是董事）对账户采取懒散的、看家似的态度，不愿意开拓新的事业，靠在椅子里懒得动弹。当合伙人在布德尔或布鲁克斯饭店里吃午饭后，有可能回来，也有可能下班回家。后来成为摩根担保银行总裁的罗德·林赛曾经在摩根建富受过训练，他回忆起那种昏昏欲睡的气氛：“到下午四点时，一位资深的合伙人会走到年轻人那里说，‘我们干吗还在这儿？现在差不多就是周末了’。”（37）

J。P。摩根公司仍然在摩根建富中拥有不参与经营管理的股份，占三分之一。这是能在商人银行中拥有相当大的股份的唯一的一家外国银行，而摩根建富这家商人银行又在属于社会名流的承兑行委员会中有一席之地。由于在伦敦没有办公室，J。P。摩根公司就用该公司作为相当于在英国的分行，这两个公司互相交换培训人员和客户。当埃索在制定战后西欧炼油厂扩建计划时，华尔街23号把该公司介绍给摩根建富。对普罗克特和甘布尔、蒙桑托、英科、艾尔坎和普通食品等公司都是如此。汤姆·卡托在1949年从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职务上退下来以后，回到摩根建富任职（虽然他没有恢复合伙人的资格），加强了J。P。摩根和摩根建富与英格兰银行接触的特殊关系。

维维安·史密斯即使快到80岁高龄，仍然不肯把权力移交给他的儿子鲁弗斯——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嗡嗡弹空袭”期间，在大温彻斯特街23号的屋顶上巡逻。鲁菲被贬到可悲的威尔士亲王[41]的地位。鲁菲大腹便便，圆脸蓄须，一副养尊处优、怡然自得的神态，大公贵族的派头：他是那种魁梧稳重，总是用拐杖的把手敲门的人。他喜爱障碍赛马、打猎，豪饮威士忌。他像父亲那样，各方面都很吃得开。他在壳牌公司、维克斯、埃伊公司当董事，也在英格兰银行董事会任职。他的夫人海伦是罗斯伯里爵士的女儿。

鲁菲在“老头”的**威之下，窝窝囊囊、任劳任怨地过着马拉松式的学徒生活，直至三十好几。在40年代末，爱德华·皮科克勋爵——巴林银行公司的资深合伙人——告诉拉塞尔·莱芬韦尔说，老头很高兴地听说鲁菲在壳牌公司的融资中起主导作用，证明是一个有出息的人。（39）殊不知鲁菲此时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了！在1949年，比斯特爵士终于松了绑，让他儿子参加了关于钢铁行业的一笔大宗业务。他叹了一口气说：“唉，这孩子也该学一点了。”（40）当时这个孩子已经是51岁了，合伙人也已经几乎干了20年了。

在50年代的伦敦金融城，大多数生意都是围绕着关系开展的，此时的摩根建富真是无与伦比。部分由于潇洒、会说多种语言的弗朗西斯·罗德（伦内尔男爵二世）——前意大利大使的儿子——的作用，它成为伦敦金融城梵蒂冈的主要证券管理者。罗德大腹便便，吸鼻烟，往一块大红手帕里擤鼻涕。他是蒙蒂·诺曼的门徒，并且是在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的前英国经理。他是T。E。劳伦斯（阿拉伯的劳伦斯[42]）的亲密朋友，蒙蒂·诺曼曾叫他请劳伦斯当英格兰银行的秘书长（劳伦斯谢绝了）。罗德本人由他岳父维维安·史密斯1933年吸引到摩根建富。

证券管理的首席合伙人是威尔弗雷德·威廉·希尔·希尔-伍德，他把摩根建富引荐到白金汉宫。希尔-伍德十分机灵、善于交际，打板球是他的拿手好戏，是摩根建富和华尔街23号之间的中间人。他和杰克·摩根一样，是乔治六世的至交。他的侄儿戴维·巴兹尔·希尔-伍德爵士说：“威利叔叔在剑桥三一学院读书时和乔治六世成了朋友，国王请他管理他个人的一些资产。”（42）希尔-伍德定期向国王报告他的资金情况和自己掌握账目的细节。他和乔治六世的友谊保证了在伊丽莎白50年代成为女王后，摩根建富将管理她相当大的一部分财产。女王对威利颇有好感，显然和他关系很好。当女王在白金汉宫授予他爵士时，她从帐幕后面拿出宝剑，拍拍他，轻轻地说：“威利，你现在可以站起来了。”（43）

摩根建富充满了值得纪念的往事，在50年代的气氛很有点古雅而陈旧的味道。合伙人在火炉旁品尝着雪利酒，而年轻的职员则坐在高凳上把账目抄写到大的本子上去。这种“奴仆制度”的牺牲品直到40岁左右才能算是长大成人，而人到这个年龄又被认为已经是大脑停止发育了。在摩根建富，性别的分隔是十分严格的。为了掩盖性别的差异，“茶女士”在办公室需要穿亚麻的风衣，并在结婚以后离职。术语本身是非常说明问题的：公司自称为记账室，董事称为合伙人。在伦敦电话号码本上列在“商人”一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