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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圈独家文学手册（第1页）

三个圈独家文学手册

经典就读三个圈　导读解读样样全

导读德与“背德”的悖论

作者：袁筱一

（法语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法语系教授）

一、令人尴尬的纪德

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语境下，纪德似乎都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存在。一方面，他对于文学的贡献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板上钉钉的：至少与同时期出生的其他法国“大”作家相比——例如1871年出生的普鲁斯特、1868年出生的克洛岱尔、1866年出生的罗曼·罗兰、1871年出生的瓦雷里——纪德并不算逊色，还在1947年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另一方面，批评界似乎又总在他面前三缄其口，无法给他一个一锤定音的评价。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里说，“他以无所畏惧的对真理的热爱，并以敏锐的心理洞察力，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和处境”，终究有失抽象。而且这也并未改变在他去世之后的第二年他的书还被列为禁书的状况，原因就是他在书中体现的对宗教和对性的态度。

如今想来，纪德令评论界感到尴尬，无非是因为他热爱的“真理”难以定义。纪德自己是对诸多现成的理念持怀疑态度的人。宽容温和的父亲去世之后，他在母亲的监督管理下过着清教徒的生活，成年之后却陡然打开了欲望的大门，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第一对矛盾；他已然生活在被胡塞尔定义为“欧洲危机”的时代，欧洲开始大规模殖民，随之而来的便是反殖民情绪的高涨，各种主义纷至沓来，却没有一种“主义”可以解决欧洲乃至世界的困境，他曾经表现出一定倾向性的苏联模式也不能，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第二对矛盾；面对19世纪文学妄图介入，甚至左右政治的野心的破灭，20世纪文学不再以改变“悲惨世界”为己任，也不再**昂扬地“我控诉”，但是文学真的自此与“现时”的现实没有关系了吗？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第三对矛盾。纪德深知，即便是作家，他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不可能为世人指点江山，于是他落下了一个摇摆的名声，既不为左派喜，也不为右派容；既不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也经常因为“亵渎宗教”而遭到作品被禁的命运；既坚持文学自治的主张，也免不了时时深陷在所谓的主义之争里。

好在他既是被男性喜欢着的，也不乏女性追求者。于是围绕着纪德总有些“小故事”。人们热衷于流传一些关于纪德的侧面或反面的逸事：例如，他在1913年的时候拒绝了普鲁斯特，纪德当时给出的理由是“过于贵族气”，不过很快他就不那么有骨气地悔不当初，去信致歉；再例如，在纪德去世后不久，因为《梵蒂冈地窖》中对教会的冒犯而与之交恶的莫里亚克收到了署名纪德的一封电报，上面写着：“没有地狱。你可以开溜了。通知克洛岱尔。”大约是对之前因为宗教问题和两位闹翻之后的一种姿态，只是在两位严肃的基督教作家看来，这怎么都有点儿“恶趣味”了。可是这些逸事反过来足以证明纪德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处于法国主流文学圈的核心。无论是从与之交好，随后又与之交恶的人的地位而言，还是从传承的角度而言，他都是新世纪法国文学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萨特在《现代》杂志的女秘书日后也写了一本颇有“恶趣味”的小书，叫作《喂，请给我接萨特……》，她描述的法国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圈里也有纪德，文质彬彬又不乏幽默的纪德颇讨女人的喜欢，她们经常对纪德前辈围追堵截，而纪德总是百般无奈地对她们说：“是的，你们很可爱，可我……”甚至笔者很多年前一时昏了头接的一本50多万字的传记翻译里，传主多米尼克·奥利——翻译家，法国最大的出版社伽利玛的审稿人，曾经名噪一时的色情小说《O的故事》的匿名作者——也提到过纪德类似的遭遇，因为纪德也是一个翻译家，他主政期间的《新法兰西杂志》也刊登了很多翻译作品，其中就有他欣赏的译者拉尔博翻译的惠特曼。

纪德一生写得并不算太多，因为他热衷于一些“小作品”。除了《伪币制造者》之外，他的所有类型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随笔，几乎都不长。而从处女作《安德烈·瓦尔特笔记》开始，我们就已经能从作品中读到作者自己。他严肃认真地介绍安德烈·瓦尔特说：

德国的影响让他的性格有好玄想的特点，他的文字风格不断证明了这一点。他把布列塔尼人的内心坚强、意志坚定且偏于宗教的个性归于母亲遗传。他在父亲的新教教育中长大。

然后，他转而道：

如何评价他的一生？“没有波澜：生活常常是内心的——，但内心的生活很激烈，什么都在那里翻腾，而外面什么都看不出来。”[1]

写下《安德烈·瓦尔特笔记》的纪德只有22岁，但他对瓦尔特“一生”的评价或许已然适用于他自己。所以，在《安德烈·瓦尔特笔记》里，有纪德后来的一切：嵌套的结构、假托在一个叫作安德烈·瓦尔特的青年内心的挣扎、青年时期阅读的书、对写作的初探、妈妈对于“兄妹之情”的反对和临终的遗言、对“幸福”一词不无痛苦的追索……

《安德烈·瓦尔特笔记》只是试笔，是要进入写作领域的决心。真正让纪德在法国文坛得以立足的，是《地粮》（也译作《人间食粮》）和“道德三部曲”（即《背德者》《窄门》以及《田园交响曲》）。

写《地粮》的时候，纪德的清教徒母亲已经去世，原先受到压抑的桩桩件件现在都似乎不是问题。他和母亲反对的表姐马德莱娜结了婚，结婚旅行一路经过瑞士、意大利、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然后便写了《地粮》。到了1927年，《地粮》重版之际，纪德对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交代得非常清楚。从个人来说，“《地粮》不说是一本病人所写的书，至少是当他正在恢复健康，或是痊愈后所写的书——而这人却曾是病者”[2]；从文学来说，当时的文学“正值极端造作之际，散发着霉味”，纪德认为，“急需使它重回大地，很简单地，赤足踏在土地上”；从写作的目的来说，纪德“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通过婚姻将生活安定下来之时”，他于是“自愿放弃了某种自由，但是作为艺术作品的这本书，对自由恰是要得更多”。这样的一个开端已然宣告了纪德矛盾的一生。《地粮》是对话体的，所以有了梅纳尔克——那个所谓的“我”——和纳塔纳埃尔那个想象中的对话者（也是读者）的对话，它依然是纪德之“我”的内心独白。甚至，在经历了十年只销售出500册的“彻底的失败”之后，《地粮》一度成为年轻人的“圣经”，因为它一面肯定上帝和爱的纯粹，一面却正视欲望是人的权利，并且自此后一发而不可收。

接着，纪德踏上批判之路，便有了“道德三部曲”。三部曲是用《背德者》来开头的。那时纪德从阿尔及利亚二度游历归来，他已经申明了同性恋的倾向，真诚地探索为重重道德表象遮覆的灵魂，这就是“道德三部曲”的真实意图。没有一劳永逸的真理，这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所在，也是人类灾祸的发源地，因为我们总是试图用自己的真理去说服，甚至去碾压别人的真理。无怪乎后来纪德声称，除了《地粮》之外，他的所有作品都是批判性的：相较于在一个时代里已经渐渐逝去，不再能够成为主流的“真理”的非法性，真正成为问题的，应该是对其他“真理”的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纪德首先是拿自己开刀的。从《安德烈·瓦尔特笔记》到《地粮》，再到《背德者》，我们都可以看到纪德自己的影子。甚或到了《窄门》里，纪德的影子也还清晰地在场。这个自我，时而成为《安德烈·瓦尔特笔记》中深陷痛苦、不知出路在哪里的青年，时而分裂成《地粮》里的梅纳尔克和纳塔纳埃尔；又或是《背德者》里的米歇尔，并且梅纳尔克和“我”的心灵对话仍然得以保留。只是到了《窄门》里，承载“我”这颗灵魂的肉身才改变了性别。

性别对于小说而言不是个问题，但是它可能对社会造成问题。事实上，纪德剖析自己的灵魂，不外乎在欲望与道德之间的纠结，看似单一，但是纪德决不止步于此，对自己灵魂的追索更不是出于对自己的浪漫主义式迷恋。在纪德“自我虚构”的同时，他也是一个深深卷入时代的人。《伪币制造者》和《梵蒂冈地窖》在形式上看不出旧日里展露灵魂的意味，但是同样石破天惊，同样直逼信仰、宗教、伦理、爱以及命运偶然性的死角，尤其是被他称为“傻剧”的《梵蒂冈地窖》。

《梵蒂冈地窖》当然有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敬的意味，虽然形式上摆脱了前几部他称之为“故事”的独白，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拉斯柯尔尼科夫带出的“无动机犯罪”成了《梵蒂冈地窖》里最核心的动机。成为西方思想体系基石的因果关系遭到了无情的破解，而在破解的同时，作者仍然在问那个从开始时就借助自己、借助个体的灵魂而提的问题：在大家习惯于接受，并不加以质疑的法律之外，道德之外，信仰是什么？宗教是什么？伦理是什么？爱又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是偶然，还能是什么？如果不是人“身上的涂层”，是“经过教育的装扮而有教养的第二位的人”，又还能是什么？

纪德1951年去世，时年82岁。19世纪后半叶出生，他完整地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地原本欣然接受的秩序在他生活的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土崩瓦解。纪德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不同，没有以“进步”之名兜售新的秩序。困惑来源于此，尴尬也来自于此。即便作为一个不负责提供答案的小说家，这份让人噤声的尴尬也是不可原谅的吧！

二、介于人性与非人性之间的《背德者》

纪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联，并不需要等到《梵蒂冈地窖》里的“无动机犯罪”来表现。在纪德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法国的文学圈之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错过了他，是因为和其他的“西方文学”一样，“关注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或是理智的关系，家庭、社会、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但从来都不关注，几乎从来都不关注个人与自己，或者与上帝的关系”。

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初涉写作不久的纪德，决心扭转法国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的这种风气，专注于“个人与自己，或者与上帝的关系”，而且这一回不能像浪漫主义者那样，把自己放在与宗教和上帝对立的英雄的位置上。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次讲座上，他继而借拉布吕耶尔的批评阐发道：“真正的伟大是自由的、温和的、随便的、通俗的；它让人触摸，让人摆弄，即便被人从近处细看，它也不会有丝毫的损伤。”[3]自由、温和、随便、通俗，这几个词大约就是纪德对自己的规定，也是他对早期第一人称叙事的故事——《地粮》除外——里那个“我”的规定。

《背德者》里的米歇尔正是这么一位。他似乎和当时现实生活中的纪德本人相去不远，所以思考的也都是纪德有可能思考的问题。只是和20世纪的许多小说家一样，纪德自有将自己的生活与虚构人为分开的妙招：那就是此后他一用再用，乃至到了《梵蒂冈地窖》时已经十分华丽的嵌套结构。在《背德者》的引言[4]里，纪德非常“此地无银三百两”地申明：

我若是把本书当作对米歇尔的起诉状，同样也不会成功，因为，谁对主人公产生义愤也不肯归功于我。这种义愤，似乎是违背我的意志而产生的，而且来自米歇尔及我本人，只要稍有可能，人们还会把我同他混为一谈。

而到了正文里，作者在引言中现身之后，又假借了一个名字没有出现的叙事者身份——但是作为旁证，叙事者还有两个有名字的朋友（德尼和达尼埃尔）一起接受米歇尔的召唤，赶到一个叫作西迪贝·姆的地方——仿造《十日谈》的手法，表明这是“听来的叙述”。

可以肯定的是，纪德既不认为米歇尔是典范——他固然和纪德年轻时代的所作所为有些相似——也不认为米歇尔就是自己的批判对象。从小说人物，第一人称的米歇尔到叙事者再到作者，大家都无意“评价”（juger），因为在现实的世界里，已经失去了评价的依据。纪德与他的主人公米歇尔之间诚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米歇尔和写作《背德者》时的纪德一样，都是处在新婚时期，并且对自己的妻子玛丝琳的感情是“若是把爱情理解为温情、某种怜悯亦即理解敬重之心，那我就是爱她的”[5]；又例如，米歇尔的新婚旅行也和纪德的新婚旅行一样，经过瑞士、意大利和阿尔及利亚；再例如——同时也是最关键的——米歇尔也和纪德一样，表现出了对“小男孩”的热情。但是，米歇尔身上的一切之所以值得被书写出来，并不在于反映了纪德的个人趣味和个人经验，而是在于我们大都在米歇尔的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不是吗？当“死神的羽翼”拂过我们，我们是不是也像米歇尔一样，对自己的身体会有异常的感知？生命逸出常轨，人才有机会重新思考先前的固定观念是不是就像米歇尔交代的那样，“原先重要的事物失去了重要性，另外一些不重要的变得重要了。”[6]

所以，与其在米歇尔和纪德之间建立起某种等同关系，还不如相信米歇尔是纪德框定的在一定情境之下的人，虽然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但我们恰恰可以忽略掉他的个体性。例如，他来得莫名、去得也莫名的病；他学术研究的工作，“引以自豪的满腹经纶”；他的新婚旅行……一切只是为了让米歇尔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和现实的一切拉开一定距离。因为生病，因为新婚，他便有了重新思考和重新选择的可能。

什么是“原先重要”的，然而“失去了重要性”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