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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智力与创造力（第1页）

第四章智力与创造力

院校培训总是与超凡创造力、天才失之交臂，根本原因在于各级学校忽视了动机、性格等种种因素的重要性，注重培养的只有一个方面，那就是智力。智力测试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而智力究竟包括了哪些要素，仍未有共识，但无论如何，它与创造力也不是一回事。心智技能（语言表达、数学运算、逻辑推理等）和艺术创造力必定不是互相排斥的，但两者也不一定相伴而行。事实上，正如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R）在《创造力手册》（HandbookofCreativity）中所说，不同的研究人员根据现有证据提出不同观点，以说明智力和创造力之间可能发生的关系，分别是以下5种：创造力是智力的子集；智力是创造力的子集；创造力和智力部分相交；创造力和智力内部元素相等（也就是说，是同一种事物）；创造力和智力完全不相交（彼此毫无关联）。

过去和当下的天才都有一段默默无闻的少年时期，如果能获知他们那时的智商，采集大量样本，那一定十分有趣。尖子生玛丽·居里相比差生达尔文，智商会高出很多吗？那么相比充满好奇心的爱因斯坦呢？达·芬奇没上过学，却博学多才，莫扎特天资聪颖，而术业有专攻，他们的智商是高是低？弗吉尼亚·伍尔夫表达能力一流，却没有科学头脑，她的智商又会是多少？当然，这些人的智商数据是无从考证的，因为智商测试在20世纪头10年才逐渐兴起，但一些心理学家仍对他们的智商做出了估计。

受弗朗西斯·高尔顿的《遗传的天才》启发，刘易斯·特曼（LewisTerman）于1917年尝试计算高尔顿本人的智商。1911年，高尔顿去世，享年89岁，卡尔·皮尔森（KarlPearson）为他撰写了四卷传记，第一卷于1914年出版，其中囊括了高尔顿的童年、青年，到高尔顿1853年结婚为止，因此特曼掌握了足够的信息。

小高尔顿于1827年2月15日，也就是在他5岁生日的前一天，给他年约17岁的姐姐阿黛尔写了一封信——阿黛尔教他认字识数，孜孜不倦。这封信让特曼大吃一惊。

亲爱的阿黛尔：

我现在四岁，我能读任何一本英语书。除了52行拉丁语诗歌之外，我还可以说出所有的拉丁语名词、形容词和主动语态动词。我能做任何数字的加法，能算出任何数字与2、3、4、5、6、7、8、（9）、10、（11）相乘的积数。我还会把便士换算成先令或镑。我能看懂一点法语，我还会认时间。

弗朗西斯·高尔顿

1827年2月15日

“唯一的拼写错误是日期（他错把2月‘February’拼成了‘Febuary’）。”特曼写道，“9和11被打了括号，因为一个用小刀划去了，一个用纸片贴掉了，小高尔顿显然是觉得自己应该谦虚一点！”

皮尔森的传记中还包括如下相关信息。小高尔顿在12个月大的时候学会了大写字母，6个月后学会了整张字母表；2岁半就能读一本名叫《捉苍蝇的蜘蛛网》（CobwebstoCatchFlies）的童书；3岁前就会签自己的名字。据高尔顿母亲回忆，他4岁时就能正确拼写，无须大人帮助，他还给一位叔叔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皮尔森将其重制）。他的阅读绝不是死板僵化的，这一点在他5岁时就展现出来：一个同学的父亲因卷入了某场政治风波，很有可能被处决。同学问小高尔顿，在寄给母亲的信中该写点什么。小高尔顿立刻以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WalterScott）的诗作为答复——如果我是个大男人，就该为父亲报仇。6岁时，他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了如指掌，把阅读莎士比亚剧作当成消遣，一页书读两遍就能复述出来。7岁时，他收集昆虫、贝壳、矿石，然后进行分类研究，这种研究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反倒更像他成人之后从事的工作。13岁时，他画了几幅图，并将其称作“弗朗西斯·高尔顿的空气静力学项目”，那是他创作的载客飞行器，拥有上下扇动的巨大机翼，依靠某种蒸汽引擎驱动。

普通人6岁识字读书，而3岁就能做到的人智商高达200，也就是相当于6除以3再乘以100（智商的定义中将100作为平均值或基准）。普通人在12~13岁学会分类和分析，高尔顿7岁就能对昆虫和矿石进行分类、分析，因此可以估计他那时的智商在180左右。将高尔顿所有早熟行为出现的年龄段与普通人的心理年龄相比后，特曼“相当肯定”自己能估算出高尔顿智商的最小值，为皮尔森传记中的事迹提供解释：“毫无疑问，他的智商在200左右，5万个普通的孩子中不会超过1个人有这么高的智商。”

1921年，特曼在斯坦福大学发起了对天才儿童的研究，这一项研究历时长久、十分著名。他在指导博士学生凯瑟琳·考克斯（eCox）时，将最初针对历史上天才的研究与1921年的研究合并起来。1926年，考克斯出版了共850页的《300位天才的早期心理特征》（TheEarlyMentalTraitsofThreeHundredGeniuses），其中不仅包括科学界、艺术界人物，还有来自哲学、政治、军事等各领域的佼佼者，他们都具有超常的智力水平。

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迪安·基斯·西蒙顿、凯斯琳·泰勒（KathleenTaylor）、文森特·卡桑德罗（Vidro）将考克斯的研究称作是“一次经典的历史测量调查”，汉斯·艾森克赞颂它为“学界内唯一像样的研究”，“是一部经典之作，被引用次数可能比任何一本关于天才的书都要多”。然而，在心理学领域之外，有学者提出了批评，例如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JayGould）在关于智力测试的研究《人类的误测》（TheMismeasureofMan）中，将考克斯的书戏称为“混在一堆荒诞不堪的文献中的幼稚的好奇心”。

相比特曼针对高尔顿一人的研究，考克斯和她的同事面临着更多的障碍。考克斯选中的大多数人没有高尔顿那么完整的生平记录。她无法得知莎士比亚的事迹，不得不将他排除在外。她还有意排除仍在世的个人，所以研究中没有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萧伯纳、叶芝等人。此外，考克斯没有选择那些在1450年之前诞生的人，以及所有的贵族，还有那些所获成就存在争议的人。以上提到的都可以理解，但是省略以下人物却很可疑：科学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oisChampollion）、卡尔·高斯、罗伯特·胡克、弗里德利希·A。凯库勒（FriedrichA。Kekul敧）、查尔斯·莱尔（CharlesLyell）、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ClerkMaxwell）、德米特里·门捷列夫（DimitriMendeleev）、路易斯·巴斯德（LouisPasteur）、克里斯托弗·雷恩；艺术家乔凡尼·洛伦佐·贝尼尼（GianLorenzoBernini）、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保罗·塞尚、安东·契诃夫、弗朗西斯科·戈雅、弗朗茨·舒伯特、珀西·比希·雪莱、列夫·托尔斯泰、奥斯卡·王尔德。

剩下的近300名研究对象分成以下几组：39位科学家（包括牛顿），13位视觉艺术家（包括达·芬奇），11位作曲家（包括莫扎特），22位哲学家（包括康德），95位文人（包括拜伦），27位军人（包括克伦威尔），43位政治家（包括林肯），9位革命政治家（包括罗伯斯比尔），23位宗教领袖（包括马丁·路德）。

考克斯通过梳理传记和其他文献资料，打印出6000页档案。她和同事用这些材料作为智力和人格特征的评分标准，并在不同组别之间做对比。每个人都有两个智力分数：从出生到17岁的智商为A1，从17岁到26岁的智商为A2。判定研究对象的A1智商，基于他对说话、阅读、写作等一般任务的掌握情况、在校表现和特殊童年成就（所谓特殊童年成就，要与高尔顿传记中的事迹相近）。A2智商的评判以学术记录和早期职业生涯为依据。人格侧写主要由67个特点的评分组成，7分为满分。

包括特曼在内的五名研究者通过独立阅读档案材料，给每个人打分，得出最终的智商评分。但是考克斯对比五份分数时发现，只有三名研究者给出的分数大体相同，相比而言，其他两人的给分不是太高，就是太低。考克斯表示极端的高分和低分会互相抵消，便决定完全依靠三份分数，将其他两人的给分忽略不计，而这一决定是充满争议的。她整合出每组人的平均智商，其中军人最低（A1智商：115，A2智商：125），哲学家最高（147156），视觉艺术家（122135）和科学家（135152）排在中间。以此为基础，除了军人外，所有人都被评为“有天赋的”（A2智商高于130）。达尔文的智商为135140，达·芬奇为135150，米开朗琪罗为145160，莫扎特为150155，牛顿为130170，最高的分数给了约翰·穆勒，为190170。

当下，就算是最支持这项研究的人也会强调，不该将焦点放在个人智商和群体平均值上。“毫无疑问，考克斯和她的团队谨慎、认真地完成了研究，这项研究对学习该科目的每一位学生都至关重要，”艾森克写道，“但是不该把实际数字看得太重，必须要抵制这一**。”他中立地评价道：“掌握的数据越多，评估出的智商也就越高。”这就是每一组、每个人的A2智商都比A1智商高的原因。牛顿的A2智商比A1智商高出整整40分，那是因为他的童年鲜为人知。这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能掌握关于天才生活的信息中，后期的总是比早期的多。

法拉第的A1智商被评为105（两人给了110分，一人给了100分），因为他出身贫寒，受过的正规教育有限，只有零星的传闻说他跑腿时“不耍滑头”，是个“会提好问题”的男孩。但是法拉第成人后，A2智商却激增到150，仅仅因为他21岁时被汉弗里·戴维聘入英国皇家研究院后，留下了更多记录在案的信息。考克斯公开承认，法拉第及其他许多人的数据有缺陷——如拿破仑·波拿巴的大将军让-安德烈·马塞纳（Jean-Andr敧Mass敧na），他的A1智商只有100，而拿破仑有135——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代表她的评分可信度就能提高。人们一定会认为，考克斯将莎士比亚排除在研究之外，主要是因为这种评估方法会逼迫她给这位大诗人一个低于平均的分数（小于100）。

在考克斯的评估方法中，这一根本的缺陷是无法弥补的。她自己也心知肚明：“也许所有的智商评分都太低了……每一组人的真实智商……会比本次研究中的评分高出很多，因为作为评分标准的数据并不可靠，这种不可靠性使智商评分低于实际值。”考克斯考虑到某些研究对象的信息不完整，便尝试“更正”三名同事的给分，上调了整体分值。经过更正，A1智商总体平均值从135上升到152，A2智商总体平均值从145上升到166。但是对此她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些调高的分数就像加上了“经验系数”的结果：把高智商和超凡创造力硬扯在一起，不是通过科学的论证，而是运用了有些绝望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