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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天才与疯癫（第2页）

第三项研究以20世纪的作家为对象，是史上第一次针对在世作家探究创造力和精神障碍关系的科学尝试。20世纪70年代早期，原文艺复兴文学教授、精神科医生南希·安德瑞森（Nandreasen）基于系统的精神科诊断标准，在几年的时间里开展了多次精心组织的采访，采访对象来自赫赫有名、受人敬仰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是该机构的常驻作家。她还设置了一个控制组，教育背景和年龄与作家相仿，但其成员的工作不需要高水平的创造力。采访时不以小组为单位，而是每个人单独进行。一开始，作家组和控制组各有15人，但后来人数增加到各30人，比杰米森研究的过世诗人只少6人。无须多言，安德瑞森采访的作家（发表的研究中采取匿名形式）没有杰米森研究中的诗人那么出类拔萃。不过，其中有人在美国获得了国家级荣誉，有人是工作坊的研究生或助教。从1947年起，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毕业的研究生赢得了16次普利策奖，教职人员包括约翰·贝里曼（JohnBerryman）、约翰·契佛（JohnCheever）、罗伯特·洛威尔（RobertLowell）、菲利普·罗斯（PhilipRoth）。

一开始，安德瑞森提出了一个工作假说，即这些作家大部分都是心理健康的，但是相比控制组，家族中患有精神分裂的比例较高。她从一些可靠的研究中获晓，精神分裂的遗传性是学界公认的。这些研究的对象都是被收养儿童，一组的生母患有精神分裂，另一组的生母没有心理问题。生母患有精神分裂的儿童中，有10%患上精神分裂，即使他们是在正常环境中长大的，相比而言，总人口的精神分裂患病率小于1%。此外，安德瑞森认为爱因斯坦、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的家族中也有明显的精神分裂遗传史。一位冰岛精神科医生在研究冰岛名人录中成功人士的亲属后，得出了相同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早期，精神科医生之间流行着一种观点：精神分裂的遗传有轻重两种形式，被遗传者重则患上精神分裂，轻则获得异于常人的创造力。

然而，安德瑞森的采访结果显示，30位爱荷华工作坊的作家都没有任何精神分裂症状。按照正规诊断标准，他们大多数（80%）患有心境障碍，即单相或双相情感障碍，而相对应的控制组比例是30%（控制组的比例高得出乎意料，总人口患病率通常在5%~8%）。其中大部分作家都经过医疗诊治，有的住院，有的定期在门诊部拿药，有的接受心理疗法。她还发现，作家的一级亲属（父母与亲兄弟姐妹）中，患有心境障碍和拥有创造力的比例比控制组的一级亲属高出许多。

2005年，安德瑞森回顾这项开拓性研究时指出，该研究“探索了创造力的本质，以及创造力与心理疾病的关系，证明了两个非常普遍但表面对立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有天赋的人实际上是“超乎寻常的”。特曼针对天才儿童的研究支持该观点，斯特普托关于文艺复兴艺术家的研究结果可能也是如此（虽然文艺复兴艺术家的创造力更高）。安德瑞森写道：“我采访的作家无疑是……魅力四射、风趣幽默、能说会道、严于律己的。”

他们通常遵循着十分相似的日程安排，早早起床，日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他们很少一整天不写作，让日子白白溜走。总的来说，他们与亲友的关系很近。

但是在另一方面，正如杰米森关于过世诗人的研究那样，这些作家还展现出疯癫与创造力的联系，与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所写的相似。

许多人绝对被严重心境障碍困扰过一段时间。重要的是，虽然心理障碍发作时会阻碍创造力的发展，但其发作期不是永久的，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另外，心境障碍可能会提升创作量。

有时，心境障碍甚至可能为作家日后的创作提供强有力的素材，就像华兹华斯所说的“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

对于这一观点，拥有创造力的人通常不置可否。没有人声称在严重抑郁症的发病期能够创作出具有持久价值的作品，但由于害怕才思枯竭，也没有人希望完全摆脱自己的梦魇。他们对心理疾病的态度是复杂的，这不奇怪。他们虽不妄想患病后能激发更多创造力，但把疾病看作是形影不离的伴侣，对它，就算不是热情欢迎，也必须得虚心接受。

20世纪早期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有一句名言：“如果我的魔鬼离开了我，只怕我的天使也会飘然远去。”当画家爱德华·蒙克（代表作《呐喊》）被告知精神治疗会让许多病痛消散时，他答道：“那是我和我的艺术的一部分。病痛与我不分彼此，接受治疗会毁了我的艺术。我想让这些病痛留下。”数学家、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翰·纳什（JohnNash）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传记《美丽心灵》（ABeautifulMind）和同名电影都讲述了他的传奇经历。一个同行数学家对他的言行感到难以置信，便问道：“你怎么能相信自己是应外星人的要求来拯救地球的呢？”他回答：“因为这些关于超自然生物的想法就像我的数学观点一样，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我得相信它们。”爱因斯坦在尝试构建广义相对论时，也承认接受心潮起伏的必要性，那时他病得很重。

科学家于20世纪50年代发现利血平、盐酸氯丙嗪等药物可以控制精神分裂，于1948年意外发现锂盐可以抗狂躁，在此之前，患者无药可服，只能向疾病妥协。起到缓解作用的药物一经面世，拥有创造力的人就不得不考虑服药带来的利弊。

罗伯特·洛威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服用锂盐，他发现服药后，自己不再情绪崩溃，诗歌创作数量也增加了。但是他告诉神经学家奥利弗·赛克斯（OliverSacks）：“我的诗歌失去了许多力量。”确实，在评论家眼中，洛威尔早期的作品地位很高，而他服药后写出的诗却大不如前。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1979年，精神科医生摩根·斯高（MogensSchou）以患有躁郁症且服用碳酸锂的艺术家为研究对象，结果证明服药确实是以质量换取数量。服用锂盐能赋予人重新工作的能力，但前提是以牺牲狂躁期的深刻洞见为代价。获“威尔士民族诗人”荣誉的第一人格温妮丝·刘易斯（GwyhLewis）有一篇散文，名为《黑暗的馈赠》（DarkGifts），收录在《服用百忧解的诗人们》（PoetsonProzac）中，她写道：

我的八本书中，在服用抗抑郁药期间完成的只有两本，因此我很难辨别清楚，自己是受到药物影响，还是诗风从绮丽发展到了简约（在所有的文学效果中，需要最多技巧也是最难达到的境界就是简约）。即使抗抑郁药物被证明能削弱我作诗的能力，我仍然会服药。行尸走肉一般苟活了几个月后，能够提笔书写就是奇迹，我的底线是参与创作，不是写出客观标准下的杰作。

数量和质量的角逐揭示了天才的本质，对心理学家而言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狂躁期确实会提升创作数量，但是否有时也能改善创作质量？如果一个拥有创造力的人始终精力旺盛、信心十足，那么他的创作应该会受到积极影响，这似乎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批判能力是超凡创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凭借这种能力，才能带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修改**四溢的作品，但狂躁期可能会对此产生阻碍作用。

简单来说：疯癫给天才头脑带来的是好处还是坏处？心理学家罗伯特·韦斯伯格（RobertWeisberg）针对这个问题，在两个独立的研究中分析了两位伟大艺术家的作品，分别是罗伯特·舒曼的曲和艾米莉·狄金森（EmilyDi）的诗。两人后来都被诊断为患有躁郁症，舒曼的病症比狄金森更明显一些。舒曼多次自杀未遂，1856年在精神病院中拒绝进食，以此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相比之下，狄金森的生活比较寻常，活得也久一些，但是她将近20年闭门不出，直到1886年死去，她的诗作几乎都是在死后发表的。

从舒曼的病历、来往信件和其他历史文件来看，1829年至1851年，他或多或少都在被极度狂躁和抑郁轮流折磨。对于舒曼每时每刻的心境，或是一个特殊的、但持续时长不超过一年的心境，我们自然无法判断，然而，我们可以确定他创作时期的主导心境。虽然每年的作曲数量与心境的关联不太密切，但1840年和1849年是两个高峰，这两年属于狂躁年，舒曼谱曲超过25首，比其他年份多出许多。首个高峰是舒曼的“歌曲之年”，那时舒曼与克拉拉·威克（ClaraWieck）刚结为夫妻。极度狂躁时期的平均作曲量是抑郁时期的约5倍。

9。艾米莉·狄金森，1848年。心理疾病有助于她的诗歌创作吗？

为了评估舒曼作曲的质量而非数量，韦斯伯格找来了每首曲目的唱片，录制的唱片数量越多，作曲的质量也就越高。他本可以选择其他的评估方法，比如参考每首曲目在音乐会节目单上出现的次数，或是借鉴指挥家、作曲家、音乐学家、音乐评论家的专家评估。但是以每首曲目的唱片数量为标准的好处是方便计算，而且结果与其他评估手段的相关度很高，比如每首曲目在音乐批判分析中出现的频次。因此，计算唱片数量评估的不只是流行程度。

韦斯伯格写道：“如果舒曼的狂躁期提高了他的思维处理能力，那么相比抑郁期，狂躁期谱成的曲目被录制成唱片的平均频次应该更高。”但是他的分析证明不了这一假设。实际上，狂躁期与抑郁期的曲目平均唱片数量大体相当。唱片数量的高峰确实出现在一个抑郁年，而不是狂躁年。研究结果背后的含义是：虽然狂躁期给舒曼带来了高昂的创作动力，他也因此谱成了许多曲目，但是这种动力没能改善作品的质量。

韦斯伯格研究狄金森及其诗歌的质量、数量关系时，也采取了相似的方法，根据书信等外界物证，将狄金森的创作生涯分为狂躁期、抑郁期和无倾向期。狄金森的大多数诗作都完成于1858年至1965年这8年间（那时她28~35岁），以一次情绪危机为界分为两个4年。这一次，质量评估标准不再是唱片数量了，而是每首诗在20世纪出版的十多部诗集中出现的次数。与舒曼一样，狄金森在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数量相差很大，狂躁期的作品数量极多。但不同于舒曼的是，有证据证明狄金森狂躁期的作品质量相对更高。因此，两项研究结果相异，狄金森研究的结果指向狂躁能够激发创造力，但是相比舒曼长达20多年的创作期，狄金森的集中创作时长只有短短8年，因此该分析相对不那么严谨、可信。

目前，心理疾病和创造力之间的联系未能确定。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的评估方法区别很大，但是所有人都同意莎士比亚的说法，即疯癫能丰富我们对天才的理解，尤其是对天才诗人的理解。R。奥赫赛在研究中写道：“即使有些解释站不住脚，古老的天才概念与疯癫存在联系，这似乎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许多人认同这种联系源于自然选择，因为创造力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必定是有利的进化特点。但是，创造力和疯癫的联系到底如何，仍然众说纷纭。

[1]本句采用了朱生豪先生的译法。——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