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调整时代
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英国终于从数世纪之久的大国梦中清醒过来,看清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以此为基础,它开始调整外交政策。
中东盛产石油,又扼守亚、欧交通要冲,经济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英国竭力维护对该地区的支配权,尤其不愿失去对黄金水道——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因此,当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AbdelNasser)于1956年7月26日宣布将以英资为主的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时,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立即回击,主张用军事手段夺回运河。7月27日,英国内阁开会,同意不惜采取单独行动以武力解决问题。为此,英国向美国和法国等作了通报,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法国也主张军事干涉,目的是借此打击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方面通知艾登:“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在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并动用驻扎在北非的45万法国军队。”美国则对使用武力持谨慎态度,艾森豪威尔致信艾登:“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美国的公众舆论断然拒绝使用武力,尤其是在足以保护我国重大利益的一切和平手段似乎还没有悉数用尽而全归无效的时候。”显然,美国主张先使用“和平解决”的方法。8月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在伦敦推出“五点方案”,建议召开国际会议使苏伊士运河国际化,只有当其他努力都失败之后才考虑动用武力。
8月16-22日,专门讨论这场危机的伦敦会议如期举行,会议发表了十八国宣言,建议拟定一个新条约取代1888年条约,承认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同意埃及从运河收入中得到合理的部分,但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运河。会后,由澳大利亚、美国、伊朗、埃塞俄比亚和瑞典组成的五国委员会在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的率领下前往埃及,转达十八国宣言。纳赛尔拒绝了国际共管运河的主张,五国委员会的埃及之行未获成功。此后,第二次伦敦会议和联合国安理会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均告失败,而美国仍坚持不使用武力。于是,英国抛开美国,在10月下旬与法国和以色列举行秘密会谈。
10月24日,英、法、以三国在巴黎签署秘密文件,规定以色列在29日入侵埃及西奈半岛,进抵运河区,发动战争;英、法则在10月30日向以、埃双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们停火,各自后撤10英里,英、法军队则进驻运河区,隔开交战双方,保障运河通畅。如果埃及拒绝这个通牒,英、法军队将于10月31日对埃及开战,在战争中推翻纳赛尔政权,以听命于英、法的新统治者取而代之。以色列可在战后得到西奈半岛。
5天之后,以色列按期入侵西奈半岛。美国在震惊之余,立刻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提议谴责以色列为侵略者,制止战争,以避免苏联援助埃及和直接插手中东事务。10月30日,艾森豪威尔在给艾登的信中对美国的立场作了如下解释:“目前埃及还没有正式要求援助。但是如果联合国发现以色列是侵略者,那么埃及就会请求苏联帮助——那时中东的事务就真要变糟了。”英国不同意美国的立场,按原计划与法国一起向以、埃双方提出最后通牒。艾登估计美国仍会支持英、法的行动,因此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希望他“至少用一般的措词支持我们所做的事”。
埃及拒绝了英、法的最后通牒,英、法军队遂于次日入侵塞得港,轰炸埃及各大城市,战争于是全面爆发。出乎英国意料的是,美国立即对英、法的侵略行为表示强烈反对,艾森豪威尔说英、法的行动破坏了西方盟国的团结,也是对美国的背信弃义。作为西方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对英、法背着自己另搞一套难以容忍。再者,美国认为英、法的行动转移了世界舆论对匈牙利事件的关注,使苏联能在逃避责任的情况下达到干涉匈牙利的目的。另外,这场战争使西方与亚、非国家的关系陷于紧张,显然对苏联集团有利。因此,在美国看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尽快停止这场战争,避免局势失控。
由于英、法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因此美国在11月1日向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提出一项提案,要求交战各方立即停火,并禁止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向交战地区运送作战物资。在对这项美国提案进行表决时苏联投了赞成票,艾登十分气愤地表示:“在联合国大会上带头反对以色列、法国和英国行动的,不是苏联,也不是任何阿拉伯国家,而是美国政府。”
苏联试图借此机会打入中东地区,分化西方国家。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NikolaiA。Bulganin)提议苏、美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制止侵略,为美国所拒绝。11月5日,苏联又向英、法、以发出最后通牒,警告它们必须立即停火,否则苏联有可能使用现代毁灭性武器实施打击。
得悉苏联的最后通牒后,美国感到事态严重,艾森豪威尔立即打电话给艾登,强烈要求英国停止军事活动。同时,他指示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要干预11月初爆发的英镑危机,除非英国接受美国的停火建议。无奈之下,英国说服法国于11月6日宣布停火。次日,联大紧急会议又通过决议,决定成立联合国部队进驻运河区,取代英、法军队。美国继续施压,要求英、法、以三国撤军。艾登沮丧地抱怨道:“美国政府差不多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坚决反对我们,而且在停火后比停火前更严厉。"12月3日,英、法宣布在圣诞节前完成撤军。到12月22日,英、法军队全部撤出埃及,次年1月以色列也撤回到1949年的停火线。
苏伊士运河战争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纳赛尔在反抗西方和以色列的斗争中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声望大增,逐渐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之一。他继而实施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加强了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合作。苏联通过向埃及提供武器、在战争中对埃及大力支持,而开始登上中东舞台。英国被迫撤出埃及,在世人面前丢尽了面子。英国在中东的影响急剧下降,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输家。美国则在战争中渔利,以其反侵略、反殖民主义的面貌赢得了中东地区温和派国家领导人的好感,并乘机取代了英国的地位。1957年1月,美国又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以对付“共产主义侵略”为由,进一步介入中东事务。这样,美、苏争夺中东霸权的局面开始形成。
战争使英、美关系遭到重创,“特殊关系”岌岌可危。艾登愤怒地指责美国一面声称不排除使用武力作为解决中东危机的最后手段,一面又出尔反尔,背弃英国。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指责这种背信弃义是“美国蓄意的欺骗行为,使得15年以来共同磋商、分享情报和集中资源对抗共同敌人的做法迅速划上了句号”。美国也感到对英国这个老朋友过于不讲情面了,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11月写信给丘吉尔,对美国的行为表示遗憾,同时又解释说:美国是为了对抗苏联才不得不这样做,阻止“苏联控制石油”是美国的义务。
但只要冷战格局仍然存在,只要美国仍然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就不可能与它分道扬镳,因此,1957年麦克米伦接替艾登出任首相后,就大力修复英美的“特殊关系”,两国关系又开始升温。升温从军事领域开始,1957年3月,麦克米伦和艾森豪威尔在百慕大会晤,艾森豪威尔做出重大决定:同意英国分享新开发的弹道导弹技术,在英国部署60枚“雷神”导弹,由美、英两国人员共同控制。这项决定清楚地表达了美国方面修复关系的愿望,对英国显然是一种安抚。这一年10月,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西方世界大惊失色,推测苏联已具备用火箭发射核弹头的能力。在外力的压迫下,英、美决心加强合作,用新的技术去迎接新的挑战。结果,美国改变不与英国在核领域合作的政策,与英国签订了《为相互防务目的使用核能的合作协定》。新的合作不仅表现在原子武器领域,苏伊士战争硝烟刚散,英、美便联手对中东地区的亲西方国家提供援助,帮助它们对抗来自国内外的威胁。1958年7月,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HusseinIbnTalal)和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Camille)分别向西方求助,英美联军当即前往上述两国,很快平定了两国的内乱。这次联合行动,与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的英、美对抗形成鲜明对照。
1960年,美国同意向英军提供新研制出来的“天弩”导弹系统,这种系统能够携带核弹头击中苏联阵营的目标,伦敦认为美国这个决定比上次部署“雷神”导弹更有意义,因为“天弩”导弹将完全由英国控制,而英国是所有西方国家中唯一得到这种先进武器的国家。但不久后美国发现“天弩”系统有重大缺陷,不能用于实战,而英国政府中有人怀疑美国是否真心帮助英国加强核力量。但美国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在宣布“天弩”出问题之后仅一个月,麦克米伦就与约翰·肯尼迪(JohnF。Kennedy)在拿骚达成一项新协议,英国从美国得到了由潜艇发射的“北极星”导弹系统,这样,英国毋须在武器研究方面花费巨资,便可保持其独立的核威慑力量。
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总统肯尼迪自始至终与麦克米伦保持接触,征询英国方面的意见。美国不仅向英国提供最新的核武器,而且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听取英国的意见,这样,英美特殊关系达到了战后以来的最高峰。但这种状况未能维持多久,虽然英美在1963年与苏联谈判《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时继续合作,但此后两国关系又开始降温,进入下降阶段。这个变化与美国国务院内的“欧洲派”活动有关,该派以国务卿乔治·鲍尔(GeeBall)为核心,坚决反对英国拥有独立的核威慑力量,理由是:第一,这有可能引起核扩散,进而打破美、苏之间的核武器平衡。第二,这有可能导致西欧放松常规武器装备,因而对北约的灵活反应战略造成损害。“欧洲派”在1963年12月说服刚上任的新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B。Johnson)支持一项“多边核力量”(MultilateralForce)建议,将英国的核力量并入这支西欧军事力量。不出所料,英国对该建议十分冷淡,认为保持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对于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至关重要。1964年10月新的工党政府上台后提出一系列反建议,主张建立“大西洋核力量”(AtlantiuclearForce),这支部队将包括英、法的全部核力量和美国的核潜艇部队。不过,美国已经怀疑统一的西欧核力量是否有用,并放弃“多边核力量”计划了。英国提议组建“大西洋核力量”只是为了阻挠美国的“多边核力量”,并非出于真心,因此也就不再提此事。
围绕核计划的外交纠纷使两国的分歧表面化,而越南战争使这种分歧更加深刻。1964年8月,美国称一艘美舰在北部湾遭到攻击,遂派飞机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3月,美国向越南战场派遣大批地面部队和海空军扩大战争,同时又试图按朝鲜战争模式拉盟国参战,推出“多国”参战计划,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寻求盟国的军事援助,而是平息美国国会和欧洲国家的反战情绪,提升南越军队的低迷士气,并组建针对北越的国际联合阵线。1964年10月,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它一方面希望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一方面又担心越南战争会危及地区和平,于是英国的对美政策就陷入困境,外交大臣帕特里克·沃克(PatrickG。Walker)在上任前写了一份“外交政策构想“("ThoughtsnPolicy”),称:“英国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对英、美关系的反应。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协调,并从中打造出一个具有连贯性的政策体系。”外交部在新首相威尔逊访美之前提交了一份关于越南问题的备忘录,其中建议:对美国的越南政策,要在外交上表示支持,但在军事上要谨慎从事;越南战争的前景黯淡:“若以有限的攻势来拯救南越可能为时已晚,但……仅仅是继续保持守势就毫无取胜的希望。”
12月在华盛顿,面对约翰逊总统提出的派兵要求,威尔逊委婉地回答:英国经济困难,又深陷马来西亚的冲突之中,出兵确有困难。他甚至沿用当年艾德礼规劝杜鲁门不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先例,向约翰逊进言说:希望美国不要过深地卷入越南战争。威尔逊的态度,除受英国国内政局的约束,工党在议会中的微弱多数使他无法考虑出兵越南,他本人对越南问题的立场也不可忽视,早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问题上,威尔逊作为工党左翼的比万派成员,就曾激烈反对英国追随美国介入印度支那地区。
美国对威尔逊十分恼火,它在两年前向英国提供过最新的核武器技术和装备,而在美国急需帮助之际,英国却拒绝伸出援助之手。不知趣的威尔逊在1965年2月还想再次前往华盛顿劝约翰逊削减军事行动,约翰逊在电话里不客气地回敬道:“我不会吩咐你如何去统治马来亚,你也别吩咐我如何去管越南的事。……假如你愿意在越南帮我们一把,就给我们派出一些兵员和人手去对付游击队。而且,要向媒体宣布你打算给我们提供帮助。假如你现在不愿这样做,那就弄你的马来西亚问题去吧。”国务卿腊斯克(DeanRusk)更加直截了当地挖苦道:“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团而已……不要指望我们再去救你们。”结果,到1965年中期,“特殊关系”已远不如拿骚会晤时那么“特殊”了。
对“特殊关系”的更大打击发生在1967年。威尔逊政府在这一年决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英国的所有军事力量。这项决定意味着英国在南中国海、东南亚、印度洋和波斯湾留下的空白只有由美国去填补,否则将落入苏联之手。这要求美国一面打越南战争,一面调拨大量军事力量去其他地区驻防。伦敦为平息华盛顿的怒气,提出将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让给美国使用,但无甚收效。对于英国来说,撤退行动“消除了自己作为美国永恒的、不可缺少的小伙伴的那种紧张心理状态”,因此其实质是削弱了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并且为以后更多地参与欧洲事务铺平了道路。
在越南战争方面,从1965年4月开始英国就试图寻找和平解决的方法。当年威尔逊政府采取了三项行动。一是派遣刚刚卸任的外交大臣沃克前往印度支那进行考察,了解各方对于和谈的立场和态度。沃克先后访问了西贡、万象、仰光、曼谷、吉隆坡、金边、东京和德里,但未获准访问河内和北京。二是在6月,由英联邦会议决定,英国、尼日利亚、加纳和特立尼达等四国首脑打算出访美国、南越、北越、苏联和中国,但因后面三国政府不同意而未能成行。三是在7月,威尔逊转而进行秘密外交,派遣工党左派议员、议会驻养老金部秘书戴维斯(HaroldDavies)作为密使前往河内,试图促成越南与美国领导人的直接会谈。这一次行动走得最远,戴维斯获准进入河内。但在他抵达河内机场之前,其行程被泄漏,结果越方领导人拒绝与他见面。威尔逊政府的三次和平行动均未能成功,但也不无收获,来自工党左派的反战压力得到了明显的纾解。
1967年2月,美国在波兰的斡旋下表现出缓和的迹象,约翰逊政府提出”A阶段和B阶段”计划,同意在A阶段美国停止对北越的轰炸,然后在B阶段北越停止向南越渗透。威尔逊想利用苏联总理柯西金(AlexeiKosygin)访问英国的机会通过苏联向越南传递信息,但这次尝试仍旧没有产生效果。
英国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交战双方都对英国缺乏信任。在越南方面,越南和中国、苏联都不相信英国的中立,而英国与越、中、苏三国的关系都有很大问题。在美国方面,它表面上支持英国的努力,实际上却对英国拒不派兵耿耿于怀,不想让英国插手越南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工党政府与美国民主党政府在越战问题上的分歧在1966年6月曾有一次公开爆发。6月28日,美国开始轰炸河内和海防市人口稠密地区,威尔逊在当日发表一项声明,撇清英国与轰炸的干系。这项声明进一步打击了英、美关系,约翰逊对威尔逊完全失去信任。约翰逊的外交顾问威廉·邦迪(。Bundy)指出:威尔逊的这个“决裂”之举,表明他“不再是一条道上的人”。
威尔逊本人在1981年承认,他给美国的是一种“负面支持“(“”)。英国在越战中坚持了独立的外交原则,坚决不派军队参加战争。威尔逊政府与之前的艾德礼政府和之后的布莱尔政府都不一样,而英美“特殊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损害。原因有两个:一是威尔逊认为解决越南问题的正确方法不是军事手段,这一点与美国存在着根本分歧。1968年2月,就在越战升级的重要时刻,威尔逊在白宫晚宴上公开对约翰逊说:越南问题“永远也不能通过强加的军事手段在持久公正的基础上解决。……在人们坐到谈判桌前打定主意媾和之前,绝不会有任何解决方法”。
其次,威尔逊对英国卷入朝鲜战争印象深刻,尤其对美国动用核武器的企图感到担忧。作为艾德礼政府的一员,威尔逊对英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内情十分清楚,而美国在越战期间一直在考虑使用核武器。1964年3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讨论过在中国参战的情况下,是否使用核武器。1965年5月,腊斯克访问英国时曾向威尔逊表示:“如果发生一场新的朝鲜战争,就不会排除这种(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1967年5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RobertMamara)提交一份备忘录,其中说如果美军向北越、老挝和柬埔寨发动进攻,“就很可能要在中国南部使用核武器”。针对这些信息,威尔逊曾直接向美方表达了他的担心:“备受困扰的总统的焦虑言辞加剧了这个危险,即美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政策。”
1970年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该党与美国的关系一向比较密切,但首相爱德华·希思仍然推行工党政府削减防务开支的政策,对亨利·基辛格提出的1973“欧洲年”计划漠然置之。希思任内在外交上的两大建树均与美国无关:一是加入欧洲共同体;二是实现中英关系正常化。最突出的是,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起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拒绝向运送军火给以色列的美国飞机提供基地,此时,英国外交已转向以西欧为中心,但又不愿为西欧防务承担更多义务。对美国而言,英国在防务方面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了,到1973年时,英美关系已变得平淡如常,再无“特殊”之处。
在7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英美之间的分歧,尤其是关于欧洲以外地区的分歧继续存在,1974年,工党重新执政后,这种分歧呈扩大之势。1974-1975年间,葡萄牙的索拉查(AntonioSalazar)独裁政权被推翻,随即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也发生了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革命,建立新政权。美国感到十分震惊,担心苏联势力在非洲扩张,但英国对这些变化却表现得很平静。在中东,卡特总统把外交重点放在埃、以和解上,最终使这两个敌国签署了《埃以和平条约》(Egypt-IsraelPeaceTreaty)。英国对发生在这个曾属于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地区和平进程未施加什么影响,反而与其他西欧国家一起认为:卡特的和平努力对巴勒斯坦人无益。在拉丁美洲,美国向右翼独裁者,如智利的皮诺切特(AugustoPi)和尼加拉瓜的索摩查(AnastasioSomozaGarcía),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英国则更同情被暗杀的智利前总统阿连德(SalvadorAllendeGassens)和被推翻的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因为它们的许多政策与工党相似。美国支持英国在南罗得西亚结束内战的努力,但英、美关系仍降到数十年来的最低点。直到1979年5月,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改变了对美政策,英、美关系才进入“复兴阶段”。
如果说希思是“欧洲主义者”,那么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是“大西洋主义者”。撒切尔夫人确信要达到英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即维持英国的长期安全,就必须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因此从1979年6月起,对美关系就成为英国外交的最优先问题。
1979年12月,北约外长们解决了在西欧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式中程导弹方面的分歧,撒切尔夫人随即在恢复英、美关系方面迈出了一步。1980年1月,英国宣布它同意美国在英国境内部署160枚上述导弹,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举措表明了英国对美国的信任和支持,尤其是当西欧的公众舆论普遍关注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力量时,英国的表态更是不凡,这一年7月英美达成协定,英国从美国购买先进的“三叉戟Ⅰ型”导弹,用于替代已过时的北极星导弹,英国的核威慑力量得以加强。
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Ran)出任美国总统,大大加快了英、美“特殊关系”的恢复过程。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推崇“新右派”思想体系,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强调发挥市场作用,减少国家干预,推行私有化和货币主义政策,强化资本主义制度;在对外政策上则运用各种手段遏制和对抗苏联的影响,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1981年2月撒切尔夫人访问美国,取得很大的成功,此行不仅加强了两位领导人的私人关系,而且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达成了协议,这就是由里根提出的建立一支“快速部署部队”的计划。1965年,威尔逊曾拒绝约翰逊总统的类似提议,而撒切尔夫人则宣布要加入这项计划,这让里根深为感动,不久便给予丰厚的回报。1981年10月,里根政府宣布“三叉戟II型”导弹提前投入现役,欢迎英国购买这种更先进的武器系统。经过6个月的讨论,英国与美国签订了一份购买“三叉戟Ⅱ型”导弹系统的合同,美方再次给予很大的优惠。
就在英美关系迅速发展的时候,一场重大的考验来临了。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出兵占领有争议的马尔维纳斯(即福克兰)群岛,英国立刻作出强烈反应。撒切尔夫人4月3日在下院宣布:“英国的主权领土在许多年以来第一次受到外国入侵”;“女王陛下政府的使命就是竭尽全力来捍卫这种权利”。不久,联合国的调停努力失败,英国政府于是就发动了自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远征行动,它出动了英国海军力量三分之二的兵力去争夺该群岛,英、阿之间爆发武装冲突。
这次军事行动把美国推到了微妙的位置上,许多因素影响到美国的立场。首先,里根如果与英国站在一起,那么就可能损害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而拉美一直被视为是美国的“后院”,美国在这里有大量投资。其次,当时英、美在铺设苏联天然气管道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英国与其他欧共体国家赞成铺设这条管道,美国则反对这样做,这个因素显然影响了美国的决策。再次,根据《北大西洋公约》规定,任何一个缔约国受到武装攻击时,其他缔约者应出兵帮助该国,但范围仅限于北大西洋地区,所以美国并没有支援英国的义务。这样,美国起初试图以调解人的身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场争端。但阿根廷的加尔铁里(LeopoldoF。Galtieri)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都不愿意妥协,于是,到5月份里根开始倒向英国一方,他同意让英国舰只在美国军事基地补充燃料和物资,并向英国提供美国卫星获取的情报,这些情报为英军的作战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在中东,英美合作十分默契。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将巴解组织逐出了贝鲁特。在以军撤退之后,叙利亚增加在黎境内的兵力,影响也趋扩大,同时黎各派武装力量的冲突连绵不断。美国主张向黎巴嫩派出维和部队,阻止各派武装冲突,遏制叙利亚的影响。出于宣传目的,美国希望其他国家能与美国一起行动。撒切尔首相作出积极反应,于1983年9月派出一支有相当规模的英军去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直至1984年3月该部队主力撤离黎巴嫩为止。
在发展战略武器方面,英国大力支持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又称“星球大战”)计划,1985年10月英、美国签订协定,同意英国公司为该计划生产部分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