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

第一 变化中的联邦德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第1页）

第一节变化中的联邦德国社会与思想文化

在数十年的发展中，联邦德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居民的就业结构、阶级和阶层结构、族群结构、生活方式等都产生了新的特点，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则形成一种多元演进的格局，左、中、右，现代与传统，进步与保守同在，既有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和理论，也有不绝如缕的极端思潮。文学艺术在重铸辉煌的同时，高雅与低俗并存，精品与糟粕同在。

一、联邦德国社会的变化

联邦德国的社会变化，发生在若干方面。首先，随着经济现代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居民的就业或职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按通常的三大产业划分，从业者（包括“独立经营者”和“非独立经营者”即雇佣劳动者）的结构变化如下：第一产业（农林渔业）中从业的人口在1950年是413。4万，占全部经济从业人员的18。7%；1961年358。4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3。6%；1970年199。1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7。5%；1980年152。8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9%。第二产业（采掘、制造、建筑）从业者人数1950年是991。2万，占从业人员的44。9%；1961年是1262。5万，占47。8%；1970年为1275万，占47。9%；1980年是1156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4。4%。第三产业（商业、金融、交通通讯、服务）从业者1950年是752。7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34。1%；1961年是1039。6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39。3%；1970年为1055。2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4。3%；1980年是1277。9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9。1%。若只看雇佣劳动者，则1960年第一产业（农林渔业）中的雇员占全部雇员总数的2。4%，1980年为1。1%，1990年仅为0。9%；第二产业（工业，包括能源和供水、采矿、加工、建筑）中的雇员占全部雇员的比重1960年占57。3%，1970年占55。2%，1980年占47。8%，1990年只占42。3%；而第三产业（商业和交通、通讯、信贷、保险及其他服务业）中的雇员在1960年占全部雇员的40。3%，1980年达到51。1%，1990年进一步达到占56%。可见，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及其占全部从业人口的比例都是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的情况是先升后降；第三产业中的情况是持续增加，到80年代已占全部从业者的半壁江山。就业结构的变化，也与城市化有关。在50年代，联邦德国选民约有13是生活在居民不足5000人的村庄里；到80年代末，生活在这类村庄里的选民已经只占全部选民的110了。同属一大产业部门的不同行业，情况也不同。如第二产业中的钢铁业工人人数，自1973年到1990年间从17万多人减少到8。6万余人，即减少了约一半。但第二产业中也有一些部门的从业人数增加了。

第二，经济从业人员总数及其在人口中的比重出现了变化。从业人数在1950年为2207。8万人，1970年为2661万人，1980年又减少到2601。4万人。1950—1970年代初一直呈增长趋势，但70年代后期开始下降，1980年比1970年少了约60万人。而1970年到1980年，联邦德国（含西柏林）的人口则增加了近100万。从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与70年代起出生率明显下降，人口结构老龄化加速有关。

第三，从业人员身份结构的变化。属于雇员身份的“非独立经营者”的人数和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上升。“独立经营者”的人数和在从业人员中的比例，则持续下降。例如，1960年到1977年，独立经营者由328万下降到242万，减少了80余万；而非独立就业者由2033万上升到2131万，即增加了98万多；家庭辅助工由263万减少到128万，即减少了约135万；如果把“非独立经营者”和“家庭辅助工”都作为雇员来看待，则这两类从业者总数由1960年的2296万减少到1977年的2260万。从占比的情况看，同期独立经营者的比例由12。5%下降到9。6%；非独立经营者的比例由77。5%上升到85。2%。家庭辅助工的比例由10%下降到5。2%，但后两者占比相加则由87。5%上升到90。4%。这意味着更多的从业人口成了“非独立就业者”即雇佣劳动者；也意味着独立经营的经济单位减少了（独立的中小企业、中小农场等被兼并或破产），传统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削弱了。有人研究，“蓝领”工作者、“老中产阶级”（企业所有者和自主经营者）和农场主等德国传统的三大阶级在50年代占全部户主的75%，到了80年代，这三类户主的家庭已不足全部家庭的一半。

第四，所谓“新中产阶级”（elstaelklasse，或译“新中间阶层”）的人群大为增加。经济产业和部门结构的变化，科技进步等因素，使传统以体力工作为主的非熟练工人（“蓝领”）人数和比例下降，属于“白领”的各类从事非体力劳动、领薪水的职员（Ae）和公务员（Beamte）大大增加。例如1950年工人（Arbeiter）人数为1199万，1960年增加到1290万，1971年减少到1237万；相应年份占就业人员的比例，则由51%下降到48%，再降到46%。家庭辅助工在同样的年份由325万减少到266万，再减少到165万，占就业者的比例则由14%下降到10%，再降到6%。而职员和公务员的人数和占比则双双上升，在同样的年份，他们的人数从484万增加到803万，再到1012万，占比由21%上升到30%，再到38%。此后这种变化仍在继续。据1980年《时代》（DieZeit）的数据，1950年到1979年联邦德国体力劳动者的占比由49%下降到42%，白领工作者和公务员由20%上升到44%，自主经营者由16%下降到10%，家庭辅助工由15%下降到4%。1960年到1970年10年间，全国有约230万人离开工农业劳动，成为管理者或职员即“白领”，而空出来的位置则由外来的“临时”工人接替。1970—1988年不到20年，采矿和加工制造业工人由661万减少到477万，业主和职员则由228万减少到227万。即工人减少近184万，业主和职员（白领）只减少了1万余人。职员和公务员多属雇员身份而非自主经营者，主要靠工资或薪金收入，但因其知识、技能、在生产或管理中的地位等，收入比较丰厚，有较好的居住条件、较稳定的职位，或者还持有一定的股份。中高层管理者还在实际上进行着企业资本的运营。这些人的财富来源、收入水平、工作状态和生活方式不同于“蓝领”，也有别于传统意义的中产阶级，因此被称为“新中产阶级”。

还要提到，联邦德国居民的族群结构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德国是欧洲中部辐辏之地，移民出入史不绝书，但德国并不认为自己是移民国家。战后初期，曾有数百万“被驱逐者和无家可归者”进入西德，多为德意志族裔，可获得德国国籍。所以当时居民中无德国国籍者很少（仅约1%）。但后来大量招聘“外籍劳工”，其中不少人又携家带口。这些人加上因其他原因（如政治避难等）而来的人，逐步形成一个庞大的“外国人”群体。到1971年，这类“外国人”已达到340余万，1989年更达到480余万。他们大部分来自南欧、东南欧和土耳其，宗教、文化与生活方式与德国本土有相当大的差异。尤其来自土耳其等国的穆斯林，约占“外籍劳工”的13。这就增加了联邦德国宗教和文化上的多样性。

社会的变化有其后果和影响。生活处于中间状态者（尤其是“新中产阶级”）即使对社会不满，也一般倾向于在没有巨大震**的前提下的调整与改革，不易受到激进或极端思潮的影响，有助于“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稳定。联盟党、社民党均宣称走“中间道路”，也是要吸引这类选民。“68年运动”中许多人的出发点，是认为现存制度不完善或面临威胁，而不是要推翻现存制度。激进或极端的要求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在“公民行动”基础上形成的绿党，也逐渐转向现实的政策。变化也体现在联邦议院成员的社会—职业结构上。在1983—1987和1987—1990的两届联邦议员中，政府成员占13%—14%，公务员占31%—32%，工业中的“自主经营者”和专业人员占25%以上，政党和社会组织的雇员占13%—14%，其他如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雇员以及其他工资劳动者占比很小。中产阶级特别是“新中产阶级”的人员占重要份量，表明了他们政治上的影响。

政治生活的阶级特点有所弱化或模糊。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具有突出的阶级政治特点。不同政党的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政纲都有明显的阶级倾向，选民的政党倾向较为稳定，不同阶级之间则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工人大量地支持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则倾向于联盟党。1957年联邦议院选举，社民党获得工人票的61%，但只获得中产阶级票的24%，两者相差达37%。在1976年选举中，自主就业者中的65%、白领工作者的47%偏向联盟党，而工人只有41%倾向于联盟党。但在80年代两次联邦大选中，工人选民和中产阶级选民中，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比例，仅相差约10%。而“新中产阶级”的选票，则几乎被社民党和联盟党平分。据调查，在1972年大选中，选民感到有“强烈”和“非常强烈”的党派联系者占55%。1987年这类选民下降到只占41%。非党派的选民比例则从1972年的20%上升到1987年的25%。在1957年和1961年的两次选举之间，改变投票偏好的积极选民不足10%。而80年代的两次选举中，这个比例增加了一倍以上。建国初期的选民大部分经历过危机、战争和战后匮乏年代，其政治认同，把阶级、宗教等作为重要参照。到80年代，这类人已不足选民的15。出生或成长于战后时期较为年轻的人们，在社会多样性和流动性增加、传统纽带削弱、新观念迭出的时代，价值准则和政治关切等，与其祖、父辈有所不同，也没有那样稳定的政治或党派认同、忠诚或偏好以及投票时的选择。

社会变化也导致政治议程的一些变化。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便要寻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更加宜居的环境、更加多样性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更大的自由空间等。在生活状态属于“新中产阶级”者（尤其是大专学生、年轻白领等）中，一些要求具有“后现代”和“后物质”甚至浪漫—乌托邦主义和非理性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中的一些要求，后来又在“公民行动”等“新社会运动”中得到表达，如“绿色”理念（包括反核主张），限制权力骄横，扩大基层民主和直接参与，个性自由和两性平等之类。20世纪80年代初有调查说，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年轻人倾向于“新社会运动”，政治上的自我定位是中左，多数人倾向于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左派政党或绿党。80年代的两次联邦议院选举，绿党得票率均不到10%，但所谓“后物质主义者”却有约13投票给绿党。1987年选举中，绿党的支持者约有80%年龄不到40岁。传统老党也作出回应，使纲领、政策“绿化”。社会民主党在80年代修改党纲时，强化了绿色议题，接受“生态现代化”概念。联盟党在80年代执政时，也在“绿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变化还发生在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中。例如妇女地位和两性关系方面，战后初期，德国女性参加公共和职业生活比较常见（因大量男子在战争中伤亡），《基本法》规定了男女平等。但建国之后，女性角色和两性关系的传统观念重新得到强调。执政的联盟党持保守主张。1953年设立家庭事务部，部长是一位保守人士，反对动摇父权制这个“基督教的基础”。这种主张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直到60年代，仍有调查表明，75%的男性和72%的女性都认为女性的位置是在家中。1933年德国已婚妇女有近30%参加工作，1950年联邦德国这一比例只有25%，1961年才达到32%。男性仍是天然的家长，妻子未经丈夫同意不能外出就业的规定仍然有效。已婚妇女即使外出工作，仍然要承担全部家务。1961年联邦家庭和青年部长说，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远比参加工作挣钱更重要。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工作和孩子的减少，造成了负面影响，并构成对“基督教世界观”的挑战。同时，两性关系的“男女大防”也相当严格。到60年代，传统的观念和规范遇到强大的挑战。年轻一代受到较好教育，受新思潮影响的女性，不像其母亲或祖母那样甘当贤妻良母而在政治生活中处于“后座”。她们要求冲破传统约束，实现男女平等、自主生活和个人发展。一些激进的“新左派”甚至提出“摧毁资产阶级核心家庭”，“性解放”，并将其与反法西斯和批判资本主义相联系，并形成新一波女性解放运动。1968年，一批女权主义者成立“妇女解放行动委员会”（AktionsratzurBefreiungderFrauen），要求两性关系“民主化”，建设适合女性价值的社会和新型的男女关系，吸引了不少女性参加。1972年在法兰克福举行了联邦妇女大会（Bundesfrauenkongress），讨论了堕胎权、同工同酬、产假等女性权利问题。在此期间，官方通过了婚姻、家庭、两性关系和就业等方面有利于女性的新法律。妇女的自我意识、生活态度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女性的教育程度和专业资质提高了，一些传统戒律被打破，结婚年龄推迟，生育率下降了，家庭的束缚减少了，生活和职业的选择自由更大了。在经济从业人员中，女性从1950年737万上升到1980年的1003万；在整个经济从业人员中的占比由1950年的33%，上升到1980年的39%。在商业、金融和服务业中，女性从业人数甚至超过男性。女性更多地进入了原属男性领地的职业。1980年女律师的人数十倍于1925年，三倍于1933年。女医师也增加了。女性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提高了。如在70年代，主要政党中女党员约占20%或更低（1978年社民党的女成员略高于21%，基民盟和自民党的女成员不足20%，基社盟约为12%），但80年代的新党员中，女性达到40%。80年代中期到末期，社会民主党议员中的女性增加了30%。该党还开始考虑到90年代中期使该党在议会中的代表和党的机关中的女性比例不少于40%。联盟党和自民党也慢慢增加其机关人员和议员中的女性比例。在联邦议院，1957年女议员占9。2%，低于1919年国民议会中女性的比例。1980年联邦议院女议员比例降至7%。1987年上升到16%。在较低级的机构中，女性当选代表比例1975年为5。6%，1990年达到20。5%，社会民主党中这个比例则高达27。2%。在绿党中女性的作用尤其突出。80年代在议会、党的组织和管理机构中任职的绿党成员中，约有一半是妇女。联邦议院的绿党党团一度由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团队领导。1989年，汉堡州议会中的绿党议员全是女性。

不过，联邦德国工作年龄段妇女的就业率仍然低于英国和法国，更低于东欧的水平。如1988年，联邦德国的这个比率是55%，而英国是68%，法国是59%，民主德国是83%。在专业工作领域，女性（如女律师和女医生）增加了，但占比还是偏低。1980年，民主德国律师中有30%是妇女，女医生占比达到52%，而联邦德国的占比分别是14%和23%。职场上的不平等或歧视仍然存在，尤其是在专业工作领域。女性常常被认为缺乏“适当的资质”。多数妇女仍然只能从事技术程度较低的岗位，报酬较低，易受各种“合理化”措施的排挤。20世纪七八十年代，妇女仍然主要是在纺织、服装、服务和护理行业就业。女性的失业率通常高于男性。例如1978年，妇女构成全部劳动力的40%，失业者中却有54%是妇女。在受教育方面，男女差别大有缩小，但在高等教育中仍有较大落差。在各类高校学生中，女生的比例到80年代末达到38%，男生比例却是62%。女性地位的改善受到若干制约：首先是始终存在左翼—自由派与传统—保守派（包括天主教会）的分歧。如70年代围绕妇女堕胎权发生争论，修改相关法律的努力颇为曲折，最后仍然严格限制堕胎权。其次，传统观念的障碍。例如对许多中产阶级男性而言，妻子“无须外出工作”仍然被当作一种地位的象征。1980年汉堡上议院妇女平等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道：“我认为我们还须等上几百年，然后才能通过男子的觉悟而改善妇女的情况。”其三，妇女运动本身的问题。70年代的女权运动在法兰克福举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就四分五裂。“新左派”女权主义者的一些极端要求也并非是理性或现实的，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可。

社会世俗化，宗教影响力下降，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后果之一，联邦德国也是如此。首先是教徒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如天主教徒在1960年有2471万，1970年增加到2719万，1989年又减少到2674万多人，呈先升后降的变化。新教徒的人数则一直下降，1963年约2880万，1970年为2848万，1989年降到2513万。其次是参加宗教仪式或教堂活动的人数减少了。天主教和新教两大教派中举行宗教洗礼、宗教婚礼的人数均大幅度下降；参加周日圣餐式的人数，总体上也下降不少。又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选民中有40%的人每周都上教堂，1987年这个比例已不足25%。在天主教徒中，经常上教堂者从1953年占50%下降到1987年的不足30%。诚然，相当多的居民仍然留在宗教网络之中，但宗教影响总体呈削弱的态势。50年代，保守派曾把选举形容为基督教与无神论的竞争。但世俗化倾向使更多的选民不再依据宗教因素来决定党派和政治偏好，战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更是如此。

居民族群结构的变化更是带来复杂的问题。“外籍劳工”在联邦德国起初是受欢迎的，但七八十年代经济衰退，他们就被一些德国人视为负担和竞争者。不同宗教、文化的差异也是一个问题。官方自1973年起，明令限制“外籍劳工”进入，并鼓励他们返回其本国，同时促进留下的“外国人”融入德国社会。1978年，联邦成立专门机构（外国人事务署），其负责人屈恩（HeinzKühn，1912—1992）说，德国已成了非通常意义上的“移民国家”，“必须对愿意留下来的人开放”，防止出现新的“种族傲慢”和“双层社会”。一些机构宣传“不同的文化，相同的权利：走向共同的未来”，“德国人要适应这种新的多元文化合作的环境和形势”，“彼此共处”，“共同生活”，相互了解等等。然而，“多元文化社会”实行起来并非容易。联邦德国一直以种族和血缘为国籍的基础，改革国籍法困难多多，“外国人”入籍都很难，更遑论融入。极右势力（如新纳粹）则鼓动种族主义，指责外籍人的融入是“对我们民族特性的粗暴进攻”。1982年，一批教授签署《海德堡宣言》（HeidelbergerMa），说大批“外籍劳工”及其家属的到来可能威胁到德国的民族、语言、文化和宗教。他们要求保持德国的民族（Volk）特性，阻止移民潮。左翼—自由派的态度比较开放，支持“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宪法爱国主义”作为居民新的认同基础。但这实际上是要认同于其中体现的西方价值观，与多数“外籍劳工”或移民的非西方文化和价值的差异，不言而喻。因此，问题解决仍然并不轻松。

二、多元演进的社会与文化思潮

（一）面对现实的存在主义和保守思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大多数德国人而言，纳粹意识形态已经破灭，德国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许多人陷入失望、惶惑和悲观之中。不久冷战发生，苏联和共产主义被渲染成主要威胁。联邦共和国作为冷战堡垒，保守派的基督教联盟党持续执政，对内致力于巩固既定秩序，对外向西方集团一边倒，思想和文化领域亦受此影响。

在战后最初的年代，德国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复杂景象。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萨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等人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us），或称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颇有市场。存在主义创立于二战前，源于现代社会及其悖论。人类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却感到孤独、恐惧和空虚，缺乏归属感。存在主义主张关注人“存在”的本质和意义，有对现实的批判，也有文化上的悲观主义，同时“把消极的思想和积极行动的可能性”联系起来，适应了不少信念破灭，惶然四顾，探求出路的人们的心理需求。存在主义影响反映在不少文学作品中，甚至影响到一些人的外表举止和服装发型。有人说当时是“存在主义时代”。不过，这并非当时德国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全部情景。战后德国出现一种“文化热”。人们探讨灾难的根源，寻求复兴之路。当时思想和文化领域有几个关键词：“罪责”“精神”“欧洲”和“人道主义”。纳粹主义破灭了，战前的“民族保守主义”名誉扫地，一些人相信前途在于“德国精神”与文化传统的复兴，即歌德（JohannWolfgahe，1749—1832）时代“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文化”。文学家托马斯·曼（ThomasMann，1875—1955）、史学家梅尼克（Fridriecke，1862—1954）等人，在反思历史和思考未来时，皆不同程度有此主张。以弘扬德国文化为宗旨的“歌德社团”（Goethegessellschaft）广泛建立。1949年是歌德诞辰200周年，魏玛歌德协会宣称，德国复兴“将伴随着歌德的人道理念由一种个人教育理想发展成我们时代的社会规范性法则”。

但是不久，一种冷静而现实的保守主义代替了“人道主义”的高谈阔论。在冷战背景下，“经济奇迹”成果被归功于新的自由民主制度，并形成保守主义占优势的“共识政治”。其突出的特点是“反极权主义”，既反纳粹主义又反共产主义，认为联邦德国是建立于宪法和道义基础上的国家。人们躲进精明的现实主义和政治冷淡中，关注物质安全，走向崇尚消费和个人主义。于是有人用“麻木”“非政治化”“逃避现实”和“沉寂的50年代”来描述人们的精神状态。作家伯尔在1960年曾感慨：“我们成了消费者的国度。”“生命之要旨变成：掏钱消费。至于衬衣品位或思想倾向，反倒成了次要的。”1961年一些学者在调查后得出结论：大多数学生政治意识淡薄，安于现状。据说当时某学生被问到什么东西对他影响最大时，回答是：“老爸的支票本和老妈的烹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