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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政策 一统一后德国全方位自主外交（第1页）

第二节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政策一、统一后德国全方位自主外交

统一后的德国领土面积为357050平方公里，人口8100万，是欧洲除俄罗斯以外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在德国统一之前，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分别是西欧、东欧集团（前苏联除外）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原联邦德国是欧洲最发达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工业国，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24477亿马克。民主德国在统一前的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为8269。8亿民主德国马克。新德国的经济规模显然是更加扩大了，1988年德国的经济规模只有日本的42。4%、美国的23。03%，然而到1994年，德国的经济规模已相当于日本的80%、美国的60。4%。德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撒切尔夫人在其回忆录中谈及联邦制的欧洲时写道：“德国在这样的格局中很有可能担任领导者的角色，因为统一后的德国实在太大了、太强了。”

德国统一后面临政治和经济上的整合，必须集中精力解决统一后出现的各种内部问题。同时，德国的邻邦对德国统一的疑虑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外交上还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随着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善于捕捉时机的科尔，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不断拓展新德国的外交空间，逐渐改变以往在外交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追随者”形象，推行全方位“自主性”的大国外交，不断谋取对外政策的自主性和扩大外交活动空间，努力争取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

从1991年底开始，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开展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外交活动。1991年前南斯拉夫内战期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乘机要求独立，美国及欧共体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均不赞成。然而，德国为了重建其传统的势力范围，不顾当时联合国秘书长的劝阻和美国、欧共体国家反对，于1991年12月23日单独宣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的独立。这样，在欧、美联盟内部出现了德国率先行动、欧共体其他国家紧跟其后、“盟主”美国也不得不跟在昔日的“小伙伴”后面先后承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的局面。这表明德国已经开始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推行自主性的外交政策，向国际社会显示统一后德国的地位和力量。

要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是德国自主外交的又一表现。德国要成为政治上的大国就要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为此，德国与日本联手，德国外长克劳斯·金克尔（KlausKinkel，1936—）于1992年8月23日对《星期日世界报》（WeltamSonntag）记者说，“既然东京在争取席位，那么我们也要参与这一讨论”，“目前安理会的构成情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再能反映世界形势”。为此，德国在1993年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6月底，科尔总理亲自签署了德国向联合国总部递交的要求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申请书；7月，科尔和金克尔访问日本。金克尔声称，德国和日本将协调行动，努力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他对记者说：“日本人希望在安理会得到一个席位，这并不是秘密，我们也希望得到一个。我们将相互支持。”尽管德国这一外交努力还没有成功，但表明德国在统一之后欲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愿望是多么的迫切！

德国在外交上的自主性倾向，使美国也认识到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美德关系出现了从过去的“主从”关系到“领导伙伴”（partnerinleadership）关系的转变。1994年7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1946—）对德国进行了访问，并发表了战后以来对德国进行“最为全面的支持性讲话”。他称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国，是美国欧洲政策的基石，德美关系是战略领导伙伴关系。国际舆论认为，美国总统克林顿这次对德国的访问是这一转变的标志，美德之间的“主仆”关系宣告结束，开始建立起新的“领导伙伴”关系。1995年2月，科尔总理对美国进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回访。在会谈中，克林顿听取和接受了科尔在对俄政策、波黑冲突及北约东扩等问题上的意见和看法，并一再称赞科尔是“当代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之一”，“美国没有比科尔更好的朋友了”。科尔这次访问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德国是美国的“领导伙伴”的形象。德国反对美国在欧洲事务问题上指手画脚。在涉及德国内政外交问题上，德国更不愿美国颐指气使，也经常对美国说“不”。1997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要求德国政府不要不顾波黑难民的意愿，把他们一律遣返。德国立即对此作出了强烈反映，金克尔外长表示，美国无权规定我们应该做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不需要别人的指教。当然，德国在一些问题上对美国说“不”，并不意味着德国政策趋向反美，而是表示德国不再一味盲目追随美国，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它们的政策和立场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的同时，德国还积极谋求与俄罗斯建立友好伙伴关系。在德国刚刚实现统一之初，就与苏联签订了《苏德睦邻伙伴合作条约》（Vertragüberesch-sowjetischeZusamme）。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成为其合法的继承者。德国不顾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反对，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伙伴关系，率先给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财政援助。科尔于1992年12月14日访问了莫斯科，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了八项协议。协议规定：俄罗斯军队比原规定提前半年，即在1994年8月31日前从德国领土上撤走，为此，德国将追加5。5亿马克的援助，作为俄军人撤回国内建房的费用；德国同意俄国延长八年偿还原苏联欠原民主德国的176亿马克的债务；德国决定向前法西斯德国暴行的受害者提供10亿马克的赔偿。至1997年底，德国对原苏联地区提供的援助共约有1300亿马克。德国还大力支持叶利钦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科尔强调并极力说服美国要“尊重俄罗斯的情绪”。

红绿执政联盟成立后，德国外交的自主性进一步加强。社民党向来主张德国应实行自主外交，相对于联盟党来说，对美国的顾忌性更少，如勃兰特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新东方政策”。绿党将和平作为其纲领的核心。施罗德、菲舍尔等红绿联盟领导人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没有之前总理们那种历史负罪感，这使得其谋求政治大国的欲望更加强烈。正如施罗德上台后，曾在1998年11月10日的政府声明中说：“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卑不亢，这正是一个成熟民族应有的自信心，它面对历史、面对自己的责任，同时也面对未来。”他多次强调“德国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自信。我们应该记住历史，但我们不应天天背着历史的包袱”。

施罗德时代德国自主外交主要体现在：其一，在武力“倒萨”问题上，施罗德政府明确对美国说“不”。美国出兵伊拉克的行为在德国引起了一场反战风暴。在德国人看来，只靠军事打击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的。更何况美国的行为还严重威胁了德国在中东的石油安全。因此，施罗德政府对美国联合出兵伊拉克的要求予以了坚决的拒绝。其二，施罗德政府继续重视发展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协调一致，甚至还考虑建立一个欧盟—俄罗斯能源共同体；其三，施罗德政府执政期间，德国还积极与日本、印度和巴西共同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这也是德国争取世界政治大国的重大努力。

默克尔上台后，一方面虽然改变了施罗德时期的很多做法，但另一方面却也保持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而开展自主的大国外交战略就是她所继承下来的政策之一。“这届德国政府与上届政府一样，在承担国际责任上都非常积极。”默克尔之所以要保持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除了受国家利益和总体战略的影响外，还和默克尔大联合政府中社民党的势力强大有关。在大联合政府中，社民党占据了外长等八个重要职位。社民党人外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einmeier，1956—）是施罗德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默克尔总理在调整德国外交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社民党的意见。

不过，默克尔也同时在致力于修复因伊拉克等问题而受损的德美关系，“竭尽全力致力于发展紧密的、诚实的、坦率的和充满信任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默克尔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德美关系的改善。例如，2006年2月，德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明了自己在伊朗核问题上坚决支持美国的态度。

在积极谋求自主外交的同时，德国还试图通过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科尔政府在统一之后声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愿意为世界的和平进步作出贡献，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承担与统一的德国地位及声望相适应的责任与任务，使德国军队走出国境。这是统一后德国在自主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新动向。

在南斯拉夫内战期间，科尔积极主张对南斯拉夫内战实行军事干预。尽管如此，由于德国法西斯曾占领过南斯拉夫这一历史原因，德国决定不派军队参加在南斯拉夫地区的任何维和行动。1991年1月7日海湾战争正式爆发后，科尔声称，德国士兵将参加保卫北约领土的行动，但不派德国士兵参加海湾战斗。科尔在1993年2月17日回答日本记者关于德国的国际责任问题时说：我们是联合国成员，作为会员，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1990年10月德国统一之前，我们国家是分裂的，因此不能完全履行我们的国际责任，现在不能这么说了，我们今天不能躲避国际责任。

向境外派遣德国军队涉及要修改德国《基本法》。《基本法》明确规定联邦德国军队为防御而建立，对向境外派出联邦军队作了严格的规定，因此，在德国统一之前的历届政府都没有派兵参加境外的任何军事行动。为使德国向境外派遣军队合法化，科尔极力主张修改《基本法》。然而，在是否修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问题上，德国国内各派势力，尤其是执政联盟和反对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科尔将此问题的争执搁置一边，通过宪法之外的途径使德国军队合法地走出国境。1993年4月8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同意联邦国防军参加联合国在波黑的禁飞行动。1994年7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再次作出裁决，经过议会批准，德国军队可以在北约和西欧联盟的范围内参加旨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定的行动，同样可以参加联合国组建的维持和平部队。至此，德国在不对《基本法》进行任何修改的情况下，通过符合法律的程序实现了与其他西方大国一样派军队到境外参与国际维和行动。

1993年4月21日，德国联邦议院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了科尔提出的出兵索马里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德国于7月21日派出了1640人的部队飞往索马里，以援助联合国重建索马里的行动。这是德国自二战以来向境外派出的第一支维和部队。1995年6月30日联邦议院以386票赞成、258票反对、1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科尔政府提出的派遣作战部队和卫生部队参加前南斯拉夫地区维和行动的议案。德国这次出兵带有着明显的军事性，与以往只是起辅助作用的情况大不相同。

红绿联合政府上台不久，就遭遇到了科索沃（Kosova）危机。虽然社民党和绿党都有着较为悠久的和平反战传统，但德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却力主派军队参加北约的军事行动。开战之后，德国则一面积极代表北约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一面积极寻求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最终平息争端。为了获得相关支持，施罗德还于5月12日访问中国。在科索沃危机中，施罗德政府不仅实现了二战后德国的首次参战，还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德国的政治大国形象。“可以肯定的是，新的联邦共和国也在军事力量方面恢复了‘正常状态’，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不再具有区别。”

2001年美国“9。11事件”爆发后，施罗德在第一时间向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eBush，1946—）表示了同情，并与其他北约国家一起支持美国在阿富汗进行反恐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德国不仅提供了3900名士兵参战，还派出了特种部队直接参与阿富汗前线的“持久自由”行动。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德国联邦国防军依然是北约组建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主力之一。

默克尔上台后，沿袭了科尔和施罗德的做法，积极向海外派兵参与欧盟、北约和联合国的军事行动。2006年6月8日，默克尔在表彰德国联邦国防军将士时表示，为了维护德国的国家利益，德军将继续在世界上承担必要的军事义务。同年10月25日，德国公布新版《国防白皮书》，提出联邦国防军未来的任务将主要是预防国际冲突、解决国际危机及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默克尔在白皮书中明确表示，德军将在“国际法和《基本法》的框架下继续参与国际军事行动”。白皮书计划，将国防军根据海外任务的不同改组为2。5万人的北约反应部队、1。8万人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和1000人左右的联合国常规维和部队。由此也可以明显看出，在默克尔的海外派兵战略中，北约和欧盟分居第一、二位，而联合国只是第三位。

总之，两德自统一之后，德国已开始将过去只是一般性参加国际维和的行动，发展到从军事上参加北约的作战行动和介入联合国的维和军事行动，开始以军事方式表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并通过在国际上扩大其军事力量的影响，达到实现政治大国的目的，彻底改变其“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形象。

二、统一后德国与欧洲一体化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趋势，欧洲无疑是这一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积极推动欧洲的联合和统一，增强欧洲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这对处于欧洲中心的德国自然是大有裨益的。德国统一后的政府在声明中指出，德国的对外政策目标是：继续从事欧洲的统一事业，进一步发展北大西洋联盟，稳定和支持中欧和东欧的改革进程，在联合国认真负责地共同发挥作用以及同发展中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科尔将继续把欧洲统一事业作为他的政府的首要目标，为此，科尔在德国统一后继续不遗余力地积极推动欧洲的联合，把建立“欧洲大厦”（EuropaischeGebude）作为德国外交的首要任务。

科尔的目标是要努力谋求实现欧洲的政治联合，将欧共体发展成为欧洲联盟，并设法在1994年夏初举行的下次欧洲议会选举前成立欧洲联盟，然后在欧洲实现统一的货币。为实现这个目标，科尔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方案：在1992年12月31日前成立一个拥有3。4亿人口的欧洲内部大市场；目标是建立一个无边界的欧洲；它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欧洲，而是一个多样化的欧洲；要使欧洲议会获得更多的权力；要制定一个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实现欧洲的经济和货币联盟，要有一种稳定性不次于德国马克的欧洲货币，成立一家独立的欧洲银行。科尔指出：我们的核心目标现在和将来都是欧洲的政治联合，共同体必须向其他欧洲国家开放；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各国“返回欧洲”，要促使这些国家的改革进程；共同体将成为自由的欧洲的结晶点，成为欧洲合众国的结晶点。科尔认为，统一的德国不想恢复昨天的欧洲；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不取消我们的民族特性的欧洲；在这样一个欧洲里，任何人都不反对别人，任何民族都不处于另一个民族的阴影之下，而是我们大家共同为和平的、自由的以及富裕的未来承担责任。

德法关系一直是欧洲联合的核心力量。在德国统一之前，德国在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更多的是依靠法国的政治影响，在重大问题上与法国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并由法国牵头予以实施，自己甘当“配角”。现在，为了推动欧共体向纵深发展，促进欧洲联合的进程，德国在继续保持“德法轴心”的同时，更多地显示德国在处理欧洲问题上的“主动性”和处于“主导地位”，不愿充当法国的“配角”。在德国统一前夕的9月18日，科尔总理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举行了两国政府间的会晤，德法双方在会晤后发表声明指出，德法两国决心在今后继续“作为欧洲联合的发动机”而起作用；双方表示，共同努力促使讨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首脑会议的成功。

为使欧共体成员国在欧洲政治联盟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或减少分歧，科尔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进行了多方的外交磋商工作。在德国的主动努力下，并根据德国和法国的建议，欧共体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12国政府首脑集会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于1991年12月11日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政治和经济货币联盟”的《欧洲联盟条约》（VertragüberdieEuropisEUV），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Treaty，简称《马约》）。1992年12月31日，迈向欧洲一体化重要一步的欧洲内部大市场正式成立。这个市场拥有12个成员国、3。45亿人口，在人员、商品、服务以及资本等四个方面实行自由往来，并取消了各成员国之间一切关税及贸易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