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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安的华尔街（第1页）

12。不安的华尔街

1987年5月13日，是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年度聚会的日子，许多助理检察官和纽约南区的校友纷纷来到公园大道兵工厂大厦参加当年的年会。他们全都穿着深色套装和正式礼服，看上去有点儿呆板。这种年度聚会是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目的是把在那里工作和曾经工作过的律师们召集在一起，以维持一种非正式的校友关系网络。今年的主办人是保罗·柯伦。

这一天正好是政府要求撤销对弗里曼等人诉讼的那天，而弗里曼是柯伦的客户。在聚会的大餐厅里，大家都在议论着这件事，几乎一致地批评该办公室的这种行动。有些人甚至责备高盛公司，说如果被告不是这样有钱有势的话，就不会引发这样的喧嚣，当然也不会引起媒体的关注。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寥寥无几。撤诉至少让检察官们非常尴尬，更为糟糕的是，它也反映了该办公室的无能，损害了其声誉。

在当晚的聚会上，杰德·拉科夫来到霍华德·威尔逊的身旁，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这是一起前所未闻的大案啊，可是你们却搞砸了。”

威尔逊立即替朱利安尼辩护，他说：“你在说什么呢？是你们那家伙的错，导致我们必须进行大量的确证工作。”他说的那家伙是指西格尔。

拉科夫本来希望友好地讨论，但是现在，威尔逊的话激怒了他。他反驳道：“那不公平，我总是说，他能提供的就这么多了。他完全坦白了，撤诉是你先提出来的。”

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受到打击最大的似乎是卡伯里。他像往常一样神秘莫测，但是似乎缺少了热情。负面报道是令人痛苦的。卡伯里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甚至正面的宣传也会让他坐卧不安。

在柯伦的聚会之后不久，卡图希罗和麦坎尼在低潮中挣扎着重聚动力和士气，而卡伯里则突然宣布辞职，让同事们大吃一惊。他公开地说，辞职只是因为德崇公司和弗里曼这两起重要的调查可能要耗费好几年的工夫。此外，弗里曼的案子对他来说似乎没有太大的挑战，和米尔肯的案子不同，没有那么复杂，只涉及相对简单的内幕消息交换，只需要做惯常的确证工作就行。不过，他辞职还有其他的原因。卡伯里感到，当1986年他被任命为反欺诈处的负责人时，他在纽约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时间太长了，已经超过了通常3~4年的任期。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8年，他的亲密朋友已经离开了，现在他也该“活动”一下了。

这些理由都是真实的，但是，卡伯里的许多同事并不认为这就是充分的解释。对他们来说，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朱利安尼已经对卡伯里失去了信任，尽管朱利安尼并不承认。没有了信任会让任何具有卡伯里那样自信和专业知识的人对工作失去热情，无法继续工作下去。

卡伯里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他很害怕到陌生人面前推销自己。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他的朋友们很难相信卡伯里会放弃对米尔肯的调查。他正置身于一场执法行动，而这场行动可能会重塑华尔街的基本态度，整顿全美国的金融市场。米尔肯是这次调查活动的中心，当卡伯里最初取得莱文合作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要将米尔肯这样的顶级人物拿下。现在，他怎么能够中途退出撒手不管呢？

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卡伯里立即开始找工作。8月，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Jones，Day，Reavis&Pogue）和卡伯里联系，邀请他到该律师事务所纽约办事处负责白领辩护业务。这是一家大型的全国性律师事务所，总部位于克利夫兰。卡伯里甚至不知道该律师事务所在纽约还有办事处，他立即飞到了克利夫兰，同未来的合伙人见面。他渴望赶紧结束找工作的奔波，没有考虑其他机会就立即接受了他们的邀请。10月，他离开了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原本这应该是一个功成身退，现在看来却似乎更像退却。

朱利安尼立即行动，任命布鲁斯·贝尔德为反欺诈处的负责人，希望借此得到支撑，重获主动。布鲁斯·贝尔德是朱利安尼的高级助理之一，多年前和朱利安尼在司法部是同事，后来在1980年加入了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成功地处理过一些有组织的犯罪案件。他先是任缉毒处的负责人，后来又成为刑事处的负责人。他曾经在达维律师事务所（DavisPolk&Wardwell）做过合伙人，对证券法有所了解。达维是一家声望很高的律师事务所，现在同凯寿（Kaye，Scholer）律师事务所一起担任弗里曼的代理。

卡伯里身材肥胖，诙谐幽默，而贝尔德则完全相反，身材高挑、消瘦，严肃认真，说话轻声细语。贝尔德生长在美国的中西部，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他的风格比卡伯里甚至还要强硬。由于他曾经在最为艰难的执法领域工作过，因此，他对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被捕并当众被铐上手铐并没有感到烦恼。他的是非观念极为鲜明，这一点和朱利安尼很相似。

贝尔德毫不犹豫就接受了朱利安尼让他担任证券反欺诈处负责人的要求。他知道，他要在公众的关注之下负责本办公室两起最为重要的案子，也就是弗里曼和米尔肯的案子。他明白，朱利安尼的政治前途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信誉都将取决于这两起案子的结果。他必须获胜。

然而，当他着手工作时，他才发现胜利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由卡罗尔和法德拉负责的对德崇公司的调查工作似乎停滞不前，对弗里曼的调查也毫无进展。华尔街是团结起来和政府对抗。

贝尔德立即发现内幕交易案的调查同他处理过的黑手党案件之间具有相似性。和有组织犯罪分子一样，华尔街上的嫌疑人也珍视沉默和忠诚，完全抛弃了讲述真相和根除腐败的职责。例如，如果高盛公司的一名合伙人犯了罪，他宁愿自己去坐牢也不愿把公司的其他合伙人牵涉进来。此外，在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调查中，有许多相互关联的案子，但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人手，无法追踪所有的线索。贝尔德画了一个图表，把嫌疑人的名字写下来，并用方框圈了起来。接着，他根据关联性把这些方框连在一起。当他完成时，已经画了将近20个方框，大概形成了一个圆。不是所有的线索都能查到什么。米尔肯位于最上方，德崇公司位于靠近中心的地方。

12月，贝尔德和他的同事们偶然发现了一些可以指控米尔肯的重要证据。在辛辛苦苦审查关于布斯基交易的所有文件时，调查人员从布斯基的一份个人文件中发现了一个文件夹，上面标记为“DBL计划”。这个文件夹显然是由布斯基的秘书保管的，看起来很像穆拉迪恩制作后又遵照布斯基的命令销毁的对账表。卡罗尔立即把穆拉迪恩叫来辨认。

穆拉迪恩一看到这些资料，就大喊道：“就是它，这就是我在佛罗里达州做的东西。”很显然布斯基早就忘了，他在把原始文件还给穆拉迪恩之前，命令秘书复印了一份德崇公司的持股记录。

现在，穆拉迪恩就不用再重新补做这份文件了。政府不仅仅有了原始文件的副本——这份证据更有价值——而且里面的数字也确证了穆拉迪恩根据记忆讲述的证词。

在穆拉迪恩的文件被找到之后不久，米尔肯和弗里曼的案子又出现了一个重大突破。在贝尔德任职之后，他就同卡图希罗和麦坎尼坐下来讨论弗里曼的案子。考虑到该案引发了糟糕的负面报道，朱利安尼明确表示此案要优先处理。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在撤销起诉时，他们说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并发誓要找到更多的证据来确证。但是，到哪里找额外的证据来确证呢？

卡图希罗想起来，西格尔在供述中说，他记得在斯托勒公司一案中曾经和弗里曼谈过话。弗里曼向西格尔保证说他知道科尼斯顿合伙公司正在囤积股票，并且准备“认真地”推动一起重大交易。西格尔问弗里曼是怎么知道的，弗里曼回答说：“我同给科尼斯顿公司买股票的人关系很密切。”

卡图希罗认为西格尔想到的这个情况很有价值，因为它显示弗里曼除了西格尔以外，还有内幕消息源。但是西格尔想不起来那个人的名字了，因此他怀疑弗里曼是否向他讲过这个人的名字。然而，卡图希罗通过调查，迅速解开了这个谜团。科尼斯顿公司通过一个名叫奥克利·萨顿（Oakley-Sutton）的公司囤积斯托勒公司的股票，而这家公司的人员和经营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是同一群人。该公司的负责人詹姆斯·里甘和弗里曼在达特茅斯学院上学期间是室友。当然，这就是那个透露消息的人。在弗里曼被捕和西格尔认罪之后大概两个星期，里甘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受到了传讯。交易记录显示了斯托勒公司股票的预期交易情况，而且电话记录也显示，在交易期间，里甘和弗里曼经常通电话。

贝尔德认为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可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可以进一步调查的目标。也许，该公司的负责人是弗里曼的同谋，他们本身就可以被提起诉讼，或者他们可以与政府达成认罪协议，也可以通过提供弗里曼有罪的证据和证词而祈求豁免。然而，贝尔德需要更多的信息，他不想打草惊蛇，让该公司意识到已经成为政府的调查目标，因此贝尔德采用了传统的调查方法：寻找一名对公司不满的雇员，一般很可能是前雇员。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人。

在弗里曼一案调查工作的压力下，卡图希罗将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员工的交易记录收集起来，然后花费大量时间仔细审查。这项工作虽然单调乏味，但是却有所回报。他发现一个名叫威廉·黑尔的员工的交易记录有些可疑，涉嫌内幕交易。当检察官们寻找黑尔时，他们得知他已经不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工作了，他被解雇了。黑尔也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毕业生。

检察官向黑尔发了传票，但是，这种方法却失败了。黑尔说他不会自愿和政府合作的。他还聘请了一位律师。检察官希望和他的律师达成某种协议，并且暗示他们想得到一份价值估计，尤其是如果黑尔能够揭发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有违法行为的员工。很快检察官收到了回话，黑尔的律师说，黑尔拒绝提供价值估计。检察官们只好采用最后的办法——让黑尔在大陪审团面前接受讯问，迫使他在取得豁免的前提下作证。这是有风险的，但是，他们知道可能之后黑尔会面临起诉，但是他们感到别无选择。

1987年11月，黑尔前来作证。他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人，棱角分明，深金色头发，似乎没有感到紧张。贝尔德亲自讯问，正如他所预料的，黑尔含糊其词，不愿回答，讯问似乎毫无结果。接着，贝尔德转到了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上，问黑尔为什么离开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黑尔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就坦白地回答说：“不是我要离开的，我是被解雇的。”

贝尔德问道：“为什么？”他本能地抓住机会利用黑尔突然出现的坦诚。但是，紧接着的回答让他震惊不已，在他作为检察官的职业生涯中，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黑尔回答说：“我不能容忍他们正在做的各种违法行为。”

当黑尔突然开始谈起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各种违法活动时，贝尔德几乎无法压制心中越来越强烈的兴奋。这种事情远远超出了检察官们的想象，他们全都喜不自禁。似乎政府现在不仅可以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及其高管立案调查，并且，根据黑尔所讲，该公司的主要同谋不是别人，正是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突然之间，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活动看起来像是连接反欺诈处两起最大案件之间的关键一环。

根据黑尔的讲述，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经常在德崇公司和美林公司“寄存”股票，制造虚假的损失，从而欺骗国内税务局。在德崇公司的联系人是布鲁斯·纽伯格，他是比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就是有一次把电话线咬断的那个人。为了制造损失，达到避税的目的，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常常以亏本价将证券“卖给”德崇公司的高收益证券部，不久之后再以同样或者稍高的价格“买”回来。黑尔说，这种交易确实是虚假的，因为德崇公司不承担所有权的任何风险。德崇公司这样做，只是帮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忙，目的是让该公司成为受它控制的客户，当德崇公司的销售人员推销垃圾债券时，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就会乐意，甚至迫切渴望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