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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粗布包相继扔了下来，黄淼章分别将三件文物装入包中，解下腰上系的绳子将包拴住，喊了句：“拉上去，拉上去。”

借着几束手电的光亮，三件文物很快被陆续提了上去。稍后，黄淼章顺着竹竿在同伴们连拖带拉下，慢慢钻出了墓室。

“怎么样，里边的情况怎么样？”麦英豪急不可待地问着。

黄淼章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望着麦英豪掩映在夜幕中的身影，气喘吁吁地说：“墓室很大，没有被盗，里边有数不清的奇珍异宝……”

“好，陈伟汉，你安排几个人在这里轮流看护，其余的人带上文物跟我到考古队办公室去。”麦英豪听完黄淼章的话，情绪激昂地说。

一时间，广州市考古队办公室内灯火通明，烟雾缭绕。十几个人围着从象岗古墓中取出的三件文物和黄淼章画的一张墓室草图反复察看。巨大的墓室、彩绘的壁画、成排的编钟、硕大的铜鼎、瑰丽的玉璧……古墓的形制和珍宝，无不使在场者瞠目结舌、惊愕不已。

事实已清楚地向众人表明，如此巨大的墓葬和奇特珍贵的文物，在广州考古队成立30多年来是首次发现。那成套的编钟说明墓主的身份非王即侯，而碧绿的大玉璧，又分明是瑞玉之首，绝非普通人家所有。这一切，无不在暗示每一个考古队员——一个匿藏2000多年的重要人物，很快就将走出阴暗幽深的地宫，登上历史重新搭建的舞台，再度向世人讲述那早已逝去的愉快或忧伤的往事了。

这个重要的神秘人物是谁，会不会就是让考古人员30多年来魂牵梦萦的南越王赵佗？

8月25日上午，三方（广州市文管会、广东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队人员云集象岗，联合考古发掘正式开始。

发掘中尤其引起发掘人员注意的是，墓道中发现了铜器、陶器等殉葬品，并发现了刻有“长乐宫器”的四字戳印。

长乐宫原是西汉时期都城长安著名的宫殿建筑，位于汉长安城内东南部，与西边的未央宫东西并列，故又称东宫。自汉高祖刘邦驾崩、汉惠帝移住未央宫后，长乐宫便成为太后之宫，其遗址至今尚有部分保存。“长乐宫器”戳印的出土无疑向发掘人员昭示，墓室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一度僭号“南越武帝”的赵佗或其家族中的某一位王。但究竟属于哪一代王，是否就是赵佗本人？发掘人员为此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猜想和议论。

在长达十余米的墓道尽头是两扇东倒西歪的石门。看来当初为墓主下葬的群臣、民夫在撤退时显得有些匆忙和慌乱。墓门关闭，便胡乱向墓道中填入乱石和泥土。石门在这些巨石碎土严重挤压和冲撞下，门轴断裂，使已经关闭的两扇硕大门板再度分离，并使中间敞开了一道足可容人进出的缺口。

这座已经敞开墓门的巨型大墓，历2000余年未被盗墓贼发现和盗掘，实在是墓主的幸运。

墓室探宝

当发掘人员陆续进入被揭了顶盖的石制墓室时，最醒目和扎眼的是四壁满布的云纹图案，清新亮丽，笔触如行云流水，彩绘的大小不同云朵，看上去如被飓风卷起，狂飙裹挟，形成了一种奔腾、飘逸、凌空飞旋的浩瀚气势。

整个前室的随葬物布置比较简单，除清理出的大铜鼎、玉佩饰、玉璧和石砚等较明显的文物外，发掘人员又在墓室的东侧发现了一处殉葬人的棺具遗痕，殉者的骨架、棺具早已腐烂如泥，仅见一片板灰残痕。在这片板灰痕的南北两头，分别有一把铁刮刀和环首铁刀，两者相距1。2米。在两把铁刀之间，排列着一组玉佩饰，散落的玉璧、玉环、玉璜和一件鎏金的铜环等器物，由北而南形成一条明显的直线。在这组玉佩饰的一个大玉璧旁，发现了一方铜质印章，印为方形，龟钮，阴刻篆文“景巷令印”四字，长宽均为2。4厘米，重27。97克。

据后来研究，印章上的“景”字为“永”字同音通假，“景巷令”即“永巷令”，汉代设永巷令这一官职，以宫中的宦者充任，专门掌管皇后、太子的家事。由此可推断墓中的这位殉葬者，生前当是南越国王室的“景（永）巷令”。墓主死后，以“景（永）巷令”与漆木车模型同殉了。因为，在墓室内靠西边的地方，还发现了一具木车模型的残痕，由此断定与之同殉。

当地宫前室的文物全部清理之后，发掘人员将清理的重点转向了东耳室。

从整体看上去，东耳室应是放置宴乐用具的处所，内中的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金银器、漆木器、象牙骨器、动物遗骸等器物琳琅满目，一眼望过去，让人感到眼花缭乱。让发掘人员最为激动和兴奋的，是室内那耀眼生辉、光彩照人的铜乐器和铜容器。

经初步观察和鉴定，象岗山古墓东耳室存放的铜器皆为铸件，造型优美，有些铜器上有繁缛精美的纹饰，有的通体鎏金，特别是两套铜编钟，虽历2000多年的岁月侵蚀，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和逼人的光辉。

两套编钟分为钮钟和甬钟两种，钮钟为一整套共14件，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在北墙壁的下方，并整齐地悬挂于木制横梁上。尽管木制横梁早已朽腐，但残留的木片和漆皮依然保持着当初入葬时的情形。从外形上看，依次排列的14件钮钟形制相同，这套钮钟通体泛着青绿色的幽光，方环状钮，口部作弧形，钟体横断面呈椭圆形，每件钮钟均保存完好。

图9-1出土的铜甬钟形状

图9-2甬钟各部位示意图

与14件钮钟相连的一套5件的甬钟，同样是从小到大，依次摆放在耳室东侧的地面上，只是未见横梁木架。每件甬钟形制相同，外表都有丝绢包裹的痕迹，表明入葬前曾人为地包装过。在清理时，考古人员对两套编钟轻轻叩击，钟体发出了庄重、清新、典雅的声音，可见这两套青铜铸就的编钟，虽经2000多年的掩埋，仍风采依旧，声韵不减当年。

在青铜编钟旁侧，由耳室的前部往后，排列着两套共18件石制编磬（石制打击乐器和礼器）。石磬的排列顺序由小到大，依次平放在地面上。考古人员通过粗略的观察，发现石磬通体呈曲尺形，两面光素，股边短而宽，鼓边长而窄，股鼓相接处上部成角状，下边呈弧线形，顶部各有一圆孔，以作悬挂之用。

在石磬的上下左右，考古人员并未发现可供悬挂的木架或木架的痕迹。看来石磬入葬之初就没有打算要悬挂而是摆放在地面上的。

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发现，这两套石磬不但未见丝织物包裹的痕迹，且石质较差，大多都呈灰白色。可能由于墓中长期浸水以及墓底酸性土的侵蚀，石磬整体上保存状况相当差，尤其是贴于地面的那一面，腐蚀极其严重，甚至有的地方已成粉末状。

在东耳室所有的青铜器物中，形体最大也最为显眼的当是室内后半部中间位置的一套铜提筒。从形制上看，这套提筒是古代岭南人用来盛酒的器物。提筒分3件，按大小顺序相套在一起。3件提筒均保存完好，只是缺少顶盖，出土后经考古人员分析，可能上面分别有木盖，由于年久日深，木盖腐烂无痕了。

图9-3铜提筒

相套在一起的3件铜提筒，外部的一件最为硕大，通体像人们平时见到的圆桶，只是头部比圆桶还要大，外有船形纹图案，通高50厘米，口径46。5厘米，筒壁口部厚0。2厘米，底部圈足部分厚达0。35厘米。

大提筒内部的两个小提筒，其形状基本与外部的大提筒相同，只是形纹图案更显得别具特色。只见这组图案有饰羽人船4只，形象大同小异。4船首尾相连，船身修长呈弧形，两端高翘像首尾。首尾各竖2根祭祀用的羽旌，船头两羽旌下各有一只水鸟。中后部有一船台，台下置一鼎形物。中前部竖一长竿，竿上饰羽纛，即古代军队里的大旗，下悬木鼓。每条船上有6人，其中5人戴羽冠，冠下有羽翼，细腰，下着羽毛状短裙，跣足。其中一人高立于船台之上，左手前伸持弓，右手持箭，似属主持祭祀的首领形象。船台前三人，第一人亦左手持弓，右手执箭；第二人坐鼓形座上，左手执短棒击鼓，右手执一物；第三人左手执一**俘虏，右手持短剑，好像正在杀人。船尾一人掌橹，每只船饰以水鸟、海龟、海鱼等水生动物。

从主要人物活动看，似是两股不同的势力在相互攻伐，得胜的一方杀俘虏以祭河（海）神。岭南临海，山林密布，除生活在这里的各种部落相互攻伐外，海盗时常出没丛林大海，形成了岭南一大隐患。这个提筒以及图案的发现，为研究岭南冶金史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