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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于是我们去了“最顶端”，我们坐着上蹦下跳的飞机，穿越北海岸沿线一路颠簸的两个较小风暴，到了达尔文，取了另一辆租车——一辆时髦强大的丰田轿车，仿佛去爱丽斯泉的一千五百公里，它一次火箭般的发射便能搞定。我们管它叫“睾酮”。

北领地总有一种拓荒情绪。1998年末，常住居民被邀请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七个州，公民投票中他们断然拒绝了这种提法。他们似乎挺喜欢做局外人。结果是，五十二点三万平方英里的地区（面积大约为全国的五分之一）在澳大利亚里，却又不完全属于它。这导致了某些异常状况。法律要求所有的澳大利亚人在联邦选举中投票，包括北领地居民。可既然北领地不是一个州，它在议会中就没有议席。因此北领地的居民选举代表去堪培拉，参加议会会议（至少他们寄回家的信中是这么写的），实际却并不能投票或参与其中，或有任何重要的意义。甚至更有趣的是，在全国性的公民投票中，北领地的公民同样被要求投票，但这投票实际上并不作数，不过是被放进某个抽屉里之类的。我觉得有点儿古怪，不过，就像我说的，人们似乎对这种安排挺满意。

个人而言，我觉得北领地居民不该被允许参与所有的全国性事务，除非他们在达尔文配备友好一点儿的酒店服务员。作为一种建立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似乎有点稀奇，但就是这样。达尔文的酒店从业者严重缺乏魅力，如果扣交某种公民自由权能让他们好好处理这一问题，那么老实说，我认为这代价不算过分。

找酒店时我们的麻烦开始了。我们订了一个四季边疆大酒店，但这地方似乎并不存在。旅行指南上提到有个最顶端边疆酒店，我在机场领到的传单上有个达尔文城市边疆酒店，另一张上有个四季最佳达尔文中心酒店。在接下来的四十分钟，我们开车四处逛，所有这些都远远地瞻仰过，像一对易怒的已婚夫妇那样平静地争吵。我们拦住了大约半打步行者，但没有人听说过四季边疆大酒店，除了有个人觉得它在向东两百公里的卡卡杜。我靠着一张又小又不完整的地图，指挥阿伦开过一连串的街道，结果总在步行街或装货间的死胡同终结，阿伦越来越恼怒。

“连一张简单的地图你都看不懂？”他用一种抱怨的口气说，像一个人想要享受幸福时光的需求未被满足，得来的却是硬纸箱和带轮子的垃圾桶。

“不。”我温和地回答，“我看不懂一张简单的地图。我能看懂一张好地图。可是，这张地图屁用没有，连屁用没有都不如。它是和你开车技术一样烂的印刷品，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最终我们停在海滨区一家巨大的酒店外，阿伦命令我进去，寻求专业的指导。前台小伙最近的薪水显然有一笔花在一大管发胶上，他背对我站着，用滑稽的段子把两个女同事逗乐。我等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啊嗨。”

他转过头，给了我一个“什么”的眼神，毫无热情。

“你能指给我去四季边疆大酒店的路吗？”我客气地问。

他开门见山地一口气说出一连串复杂的指示。达尔文全是奇怪的街名——加文纳、原、福尔士、柯纳奇——我已经跟不上了。在柜台上有一沓地图簿，我问他是否能在那上面指给我看。

“走的话太远了。”他轻蔑又有点儿古怪地说。

“我不想走。我有辆车。”

“那让你的司机带你去。”他冲那些女孩不以为然地转了转眼珠，接着继续他的故事。

我多么想要一把小枪，或一副工业用的火钳，好夹住那细脖子，把他的脑袋拉到我面前，让他更好地听见接下来的话。我说的是：“你觉得如果我有司机的话，还会来和你问路吗？是辆租车，你这卑鄙、让人讨厌、油头粉面的小赤佬。”我可能说的顺序不同，也可能根本没说，但肯定代表了我那一刻的情绪。

他阴沉地看着我，长叹一口气，找了支笔，迅速但含糊地在地图上勾出了路线，从地图簿上撕下，递过来，仿佛给了我一个什么也不能兑换的凭单。十分钟后，我们停在了一座酒店外，上面巨大的字母是，达尔文城市边疆酒店。我们已经几次经过它，可每次都被我信心满满地否定了。我大步地走进前门。

“这是四季边疆酒店吗？”我离得老远就开始喊。

柜台后的年轻女人抬起头眨了眨眼。“是。”她说。

“那么，”我走近了几大步，“你们为什么不立个牌子告诉大家？”

她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在楼的另一面它写着。”

“呃，没有。”

她赐予我一个空洞、世故、高人一等的微笑：“是的，它写了。”

“呃，没有。”

她在顾客关系的职业素养和年轻人的盲目自信间挣扎着，犹豫了一会儿，柔声说道：“写了。”

我竖起一根手指，意思是要告诉她：“别动。哪儿也别去。我要去瞧一瞧，然后回来，勒死某个人。说的就是你。”

我出去了，徘徊在大楼周围，像个发狂的建筑观察家，从每个角度和不同的距离检查它，对着阿伦竖起一只沉默的手指，他在驾驶座上困惑地看着我。我回到酒店，宣布道：“哪儿都没写‘四季’。”

她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可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写了。”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不论叫什么名字，达尔文城市边疆酒店都极其荒谬，且让人失望。它标价过高，毫无魅力，地理位置毫不便利。我房间的电视是坏的，枕头像水泥砖，接待员让人恼火。这可不是我来尊敬和仰慕的澳大利亚。

在多次盲目试验，并进一步访问前台的年轻朋友之后，我们发现去饭店酒吧，必须从后面的楼梯下到地下室，穿过某个储藏区，离开大楼，直到看见一对不工作的自动滑门。从不让任何东西阻碍自己喝上晚间酒的阿伦，带着一股让人惊讶的热情，用力把它们拉开，我们挤了进去。出人意料地，酒吧里塞满粗鲁吵闹的醉汉，都是看上去危险的家伙——文身、长头发、床垫布般的胡须——完全不是那种你会在商务酒店酒吧中找到的顾客。

“像个他妈的ZZTop[12]大会。”阿伦悄悄但精准地抱怨。

我们要了一两瓶啤酒，拘谨地坐在角落里，像两个在市中心公车站的老处女，看着人群中两个最壮的家伙打桌球，各自令人失望的一击——其他的也没好到哪里去——球棍一记重击打在什么金属坚硬的东西上：台球桌、椅子背、桌子上方摇摆的灯。还没打到人肉和骨头，不过这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决定及时补救，去七楼的屋顶餐厅，以寻找一个更宁静祥和的环境。餐厅很大，有落地窗，给出一幅广阔达尔文的黄昏景象。屋内大约五十张餐桌中，最多三四张有人就餐，因此当女服务员表情完全惊恐地告知此刻没位子时，我们都很惊讶。

“可这儿简直连人都没有。”我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