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

第十八章（第1页）

第十八章

想一想鸭嘴兽。那么多罕见的生物里，它立于最高点。在解剖学上，它处于哺乳和爬行动物之间的某个地下世界。五千万年的与世隔绝，让澳洲的动物有闲暇朝不太可能的方向演变，或有时根本不演变。鸭嘴兽正好两者皆有之。

在澳大利亚存在一种无牙、能分泌毒液、长皮毛、产卵的半水栖的动物，长着鸭一样的鸟嘴，海狸的尾巴，脚既有蹼又有爪，还有一张奇怪的口，叫作泄殖腔，用来生殖兼排泄（像有个分类学者仔细指出的那样，一种“非常奇妙但不适合讨论一般细节”的特征）。1799年，消息抵达英国，并不出人意料，大家当它是个玩笑。在给运来的标本仔细做过检查之后，英国博物馆的解剖学家乔治·萧发现，“不能对这只动物真正的特征抱有些怀疑便推测它的构造被施以了某些骗术，是不可能的”。据自然历史学家哈里特·瑞特福所说，原始标本上依然有萧当年为了检验是否是一场骗局时，用剪刀拨弄留下的刀疤。

之后的一个世纪，在把它和它的同类食蚁猬（一种类似刺猬的生物）放进它们自己的大家族——单孔目动物（这名字意味着“单个洞”，与那个特别的泄殖腔有关）之前，科学家们争论——激烈地争论，因为那是一个对严密性疯狂着迷的时代——如何将此动物归类。单孔目动物到底算哺乳类还是爬行类。从它们特殊的解剖学结构来看，单孔目动物产卵，这是爬行动物的特征，但同样清楚的是，它给幼崽喂奶，这又是哺乳动物的特性。让人更苦恼的是，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没人能找到一只单孔目动物的卵。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1884年，英国科学协会的某次会议上，代表们读了一份年轻的英国自然学家W。H。考德威尔从澳大利亚发来的电报时，听众席里的嘀咕和闲话。

考德威尔消息的全部内容是：“单孔目动物卵生，偏裂卵。”

好吧，嘀咕个没完，闲话也不止。考德威尔花如此大气力要宣布的是，他发现了鸭嘴兽的卵，那它们无疑是爬行类了。最后，考德威尔的发现并未造成决定性影响。单孔目动物最终进入哺乳类阵营，尽管有一阵，爬行类险些胜利。

我提到这些是为自己非常真实的兴奋提供一点儿背景，刚到珀斯的第二天，我正好自己也遇上了一只单孔目动物：一只食蚁猬，在国王公园孤独的角落里，横穿一条小路。不得不说，我精神相当好。珀斯是个可爱的城市，也是澳大利亚中我的最爱之一。我可能夸大了对它的喜爱，因为1993年，我第一次来这里时，途经约翰内斯堡[26]，在光天化日下的市中心，我被一群持刀的疯癫小青年，以完全毛骨悚然的方式抢劫了。等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城市，溜达时不用害怕被人塞进一条小巷，掏空财物，随时有被锐器割伤的可能时，我感到很安慰。

就算不是刚经历了犯罪**的小插曲，珀斯也是一处喜气又迎宾的地方。发现它的存在这件事便是所有快乐中最首要的，因为珀斯是地球上最偏僻的大城市，去新加坡比去悉尼近——虽然离两处都很遥远。身后伸展出一千七百英里了无生气的红色空旷地区，一路至阿德莱德；面前除了一片离非洲大陆五千英里，平凡的蓝色大海，一无所有。为什么自由社会中，会有一百三十万个成员选择在这么一个孤独的前哨生活，这问题总值得深思，不过气候是一大要素。珀斯有晴朗的天气、和善的天气——让邮差吹口哨，让送货员脚下生风的那种。建筑上珀斯没什么特别——它是一座又大又干净的摩登城市：澳大利亚的明尼阿波利斯——不过灿烂耀眼的光线让它十分美丽。你再也看不见比这儿更蓝的城市天空，或更纯净的阳光在摩天大楼上折射。

让珀斯特别与众不同的是，它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公园之一——国王公园。地跨一千英亩美丽的土壤，在天鹅河广阔流域的悬崖边，国王公园有一座城市公园所应有的全部——游乐场、鸟兽类保护区、漫步区、植物园、高地、纪念碑——大到你觉得永远看不完。大部分以传统的方式陈列——起伏的草地，小路，花圃——但有一大片角落，大约占整个公园的四分之一，是未被修正的灌木丛。就在穿越这片少有人问津的区域，漫步在阳关充足的小路上时，我看见了一只小的皮毛半球体，有点儿像地板打蜡器的刷子部分，从路一侧的灌木丛中出现，它高贵地，不疾不慢地，向路另一侧一模一样的灌木前进。

感觉到我的存在，它停住了。它有光滑黑色的刺，直指后方，随便地将自己卷曲成一个球，因此我没能看见它的尖鼻子，不过很明显，这是一只食蚁猬，不可能是其他东西。我高兴得不能再高兴。关于澳洲野生动物，这是最令我兴奋的时刻。我承认，这听上去确实有点儿悲哀。一个国家充满奇异而惊人的生命形式，最精彩的部分却是我在城市公园里发现一只无害的活动针垫。我不在意。这是一只单孔目动物——一个生理学上的异类，一个生殖世界的奇迹，哺乳动物这棵大树上的最孤独枝干上的一只怪物。食蚁猬感觉到我向后退，和它保持了恭敬的距离，它展开身体，继续摇摇摆摆地走进灌木丛。

兴奋于我的泄殖腔动物，我沿着小路走，又回到了真正的公园。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我来到一条狭长而美丽的林荫道。很早以前就种在两旁的高大的白橡胶树，是为了纪念一战中的阵亡者。每棵树上有一小块匾牌，给出一条短暂生命的大致情况——没想到非常感人，我沿着这条长路走完，一块接一块地读。“纪念陆军上尉托马斯·H。博恩，第44营，”一块写着，“1917年10月4日帕斯尚尔战役中阵亡，年仅25岁。妻女献上。”这在澳大利亚之外鲜有人知——我觉得在这儿值得一提——一战中，没有哪个国家阵亡的人口比例高于澳大利亚。在少于500万的国家人口中，澳大利亚承受了巨大的损失，21万伤亡中——6万死亡，15万伤兵。士兵的伤亡率高达65%。像约翰·皮尔格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个来自最远端的部队受到如此重创，且全为志愿兵。”就在几天前，在某份周末报纸中，我读到一篇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济根有关一战新史学的评论。顺便说一下，那评论者注意到（用一种明显的感叹），济根长达五百页观察细致的文本中，对澳大利亚部队一次也未提及。

可怜的澳大利亚，我想到。其他国家生产无名的战士，它生产无名的军队。（几周以后，在伦敦，我找来了济根的书，里面经常提到澳大利亚军队。我觉得由此可得的结论是，澳洲人老觉得自己会被忽视，有时他们会忽视了自己其实未被忽视。）

在这条忧郁的大道外，是多出许多生气和阳光的植物园领地，而我如今带着不一般的热情走近，因为澳大利亚的植物格外稀有，没有别的地方会像这里摆放得那么漂亮。澳大利亚真是惊人的富饶。它被认为有大约两万五千种植物（比较一下，英国有一千六百种），而这仅仅是一个猜测。这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从未被命名或研究，且新东西一直在出现，还是经常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现。比如，1989年在悉尼，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树种。人们在这些树附近生活了两百年，但因为它们没多少——只有十棵被发现，而无人问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1994年，在蓝山山脉，某个散步的植物学家出人意料地发现了很久之前就被认为灭绝了的残遗树种——瓦勒迈杉树，它们并非藏在含蓄的蒿草灌木丛里，而是有一百三十英尺高，十英尺粗，厚实雄伟的树。澳大利亚有太多的土地要勘察，却只分配了这么多的植物学家，要让这两者相交得花点时间。没人知道，还有什么在那儿等着被发现。当然，这就是为什么谈到自然科学时，澳大利亚是如此重要又让人激动。在英国、德国或美国，你需要撞大运才能发现一种新的山顶苔藓，或以前被忽视的地衣后裔；但在澳大利亚，只要在灌木丛中散散步，你能发现半打未命名的野花，一丛侏罗纪时代的被子植物，或十公斤重的金块。如果我是科学界的，我知道该在哪儿工作。

这之间自然而然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对生命通常格外充满敌意，又产生出如此多的生命。荒谬的是，一半答案都藏在土壤的贫瘠中。在气候温和的世界里，大多数植物在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繁荣生长——一棵橡树在俄勒冈和在宾夕法尼亚能长得一样肥沃——因此相对较少的几种广幅种占了优势。相反，在贫穷的土壤中，植物不得不特殊化。一种植物要学习忍受土地中其他植物不喜欢的元素，比方说，高含量的镍；而另一种要变得能容忍铜，还有一种可能要学着容忍镍和铜，可能同时还要持久抗旱。就这样下去。几百万年以后，你就有了一片填满大量不同植物的地表，每一种都偏好非常特定的条件，每一种主宰一小块没几棵其他植物能忍受的地。特殊化的植物产生了特殊化的昆虫，这样沿着食物链一路向上。结果是一个国家看上去对生命有敌意，但实际上极其多样化。

澳大利亚多样化第二明显的因素是与世隔绝。五千万年的岛屿，显然庇护着原住民的生命形式不受竞争侵害，允许它们中的某些——植物世界中有桉树，动物世界中有袋目哺乳动物——异常繁荣。但说到物种的多样性，在澳大利亚内部长久存在的与世隔绝也同样重要。概括地说，澳大利亚有许多因地域辽阔、生存条件苛刻而被零星分散的生命。这一点上，没有哪个地方比澳洲西南部更是如此。按大卫·艾登堡禄在《植物的秘密生活》中所说，澳大利亚的这一角“包括了至少一万两千种不同的植物种类，其中87%为澳大利亚独有”。

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奇特的植物中，有许多都面临一种恐怖而鲜为人知的疾病，叫作顶梢枯死。顶梢枯死因一种叫疫霉的真菌类而起，与在爱尔兰引起土豆虫害的真菌，属同一家族。它在澳大利亚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对植物的影响遍布全国，直到1966年科学界才鉴定出病因。在澳洲西南它尤其令人担忧，部分因为它在那儿长得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旺盛，部分因为西南部的珍稀植物特别密集。我如今从一块信息牌上发现，连班克斯亚木也受到威胁。班克斯亚木（得名于它的发现者约瑟夫·班克斯）可能是澳大利亚最受景仰的花。它有一点儿怪——这花看上去极其惊悚地像马桶刷——但澳大利亚人喜欢它，因为它引人注目，且遍地都是，且为他们所独有。因此就在我读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快要绝种的名单上有7种班克斯亚木，他们很可能真的就要灭绝时，我感到非常沮丧。还有12种班克斯亚木也面临威胁。或许是我生来悲观，但似乎如今旅游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在你还能看的时候看看东西。我觉得，最让人不安的是，由于这么多植物都还未被记录，许多植物在没被发现之前就会消失。

这些都是转瞬即逝的想法，因为我正要自己出发去做一次植物学上的小调查。一开始，我在珀斯有一天的空闲，但脑子里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坐在公园中央咖啡馆阴凉的阳台上，用卡布奇诺的巧克力泡装饰自己的脸。随后我开始读《西澳大利亚人报》，几分钟后，看见的一篇新闻文章，带给了我灵感。

文章涉及一个叫兰·汉考克的人，关于他我正好最近有所阅读。汉考克是西澳大利亚偏远北部的大农场主，因坐拥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矿藏之一而特别富有。任何怀疑澳大利亚是个幸运国家的人，只须重温一下20世纪50年代及后来国家发现矿藏的故事。直到那时，大家普遍都认为澳大利亚缺乏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例如，铁矿石被认为短缺，以至于有整整二十年出口铁矿石都是违法的。接着在1952年，兰·汉考克取得了重大发现。在驾驶一架轻型飞机飞越靠近北海岸空旷无人的哈默斯利岭时，他遭遇了一场突然的暴风雨，不得不紧急迫降在一块在地理上称作“西盾”的平岩区。从飞机上下来，他意识到自己差不多是站在纯铁之上。更近一步调查之后，他发现自己拥有一块一百公里长的纯铁矿石。从1950年的几乎一点儿没有，到1960年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估量储备升至200亿吨。60年代末汉考克一人控制的铁矿石储备就比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的还要多。那绝对是非常多的铁矿石。

可这还只是开始。矿藏让人眼花缭乱地相继出现在全国各地——铝土矿、镍、锰、铀、铜、铅、钻石、锡、锌、锆石、金红石、钛铁矿，还有许多其他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几乎一夜之间，有开采权益的人挣钱挣得不好意思去想，也根本花不完。股市完全失控，投资者争抢着入市。在悉尼，在有新发现立刻报道的狂**易中，有个股票中间人弄掉了一只耳朵——一只耳朵!那是一段令人陶醉的时光，它改变了澳大利亚的财富。从一个昏昏欲睡、温和的羊毛生产者，变成一个采矿业大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矿石出口者。因为许多重大发现都在西澳大利亚，大多数的财富聚集在了州首府——珀斯，这就解释了所有那些摩天大楼是怎么回事。

兰·汉考克，开始这一切的人，在1992年被天上的铁山召唤走了，可他年老糊涂之时，干了那件让所有富二代都害怕的事：他娶了他的管家，一位叫罗斯的菲律宾女士。照晨报上所说，汉考克的女儿提交讼呈，宣称守寡的罗斯和后来的汉考克先生“铺张地滥用不属于自己的钱”。文章有益地提供了一条边框，里面列举了汉考克太太的资本声明。这里面包括一座价值三千五百万澳元的豪宅，在珀斯城郊一处叫莫斯曼公园的地方，旁边还附有详细地址。它显然是本城最堂皇的住宅，单水晶吊灯就花了三百万澳元。看了看手中珀斯的地图，我意识到莫斯曼公园在一块著名富人区的最远端，一路到弗瑞曼托。那天天气不错，我兴致勃勃，决定走着去瞧瞧。

不得不说，从珀斯市中心到莫斯曼公园有很长一段路。我走了好几个小时，穿过枝繁叶茂的西澳大利亚大学校园，绕过明媚的天鹅河港湾前滩，沿着一长段阳光充足塞满快艇的小海湾，终于到了颜色鲜亮的、炫耀财富的住宅区——尼德兰兹、达尔基斯、薄荷丛——宫殿似的房子沐浴在火辣辣的阳光中。这些地区持续了好几英里——没完没了地一条街接着一条街，全是恢宏的房子，宽敞的车道旁是巨大的门，露台的装饰基座放的是希腊壶，停着车队的车库。这是某一命题的极好证明：钱和品位不总是（或通常不是）一起出现的。这些是彩票中奖者，那种会在自己电视广告中露脸的零售商，不会对地址里有“薄荷丛”感到尴尬的人的家。我一点儿也不是这个意思，澳大利亚新富区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离优雅较遥远，但在澳大利亚缺少一种特别的建筑语言，确实说明大家能够从更广的原型范围内选择自己的风格——免下车银行、赌场、高档疗养院、滑雪小屋之类的主题。看着它在珀斯西部的城郊，展开了有一英里之远，未尝不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

等到了一处叫奇德利的地标，我已走了将近三个小时，并发现自己找到了莫斯曼公园。我在包里刨那份报纸以便查具体地址，却发现它被留在了国王公园咖啡馆的桌子上。不要紧，到现在为止我已走了八九英里，已看了足够一辈子看的奢侈地产。我大致记得汉考克的房子在惠灵顿街，于是找到这条安详的大道，沿着它漫步。途中，我看见了差不多八座仿佛其中的砖瓦、砂浆、花园点缀或闪烁的水晶吊灯，都值好几百万澳元的房子，却没有一座能毫不含糊地宣称，自己是这座大都会里最宏伟的建筑物。正当我站在那儿，看见一个穿着短裤和配套上装的年轻女人——一个职业遛狗人，我猜——她身后有一只活泼的比小马驹小不了多少的狗。她不怎么像在遛狗，而像是踩着鞋底在滑雪。我走到街上，防止被咬，在她经过时又询问是否知道汉考克家在哪儿，她指了指大约向上走三户的地方。考虑到花费，我不得不说我期望的比这个要多得多——一种在圣西米恩[27]遇见里布瑞斯[28]的梦想殿堂，是我脑子里有的画面——在一小块地上，既不特别俗气也没被醒目地装潢。我研究了几分钟，稍有些晚地想道，尽管自愿花了这么大力气来到这里，可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在乎罗斯·汉考克住在哪儿。一旦接受了这样的想法，我转过身，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继续了向海边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