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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2页）

倪师太道：“单根横竖要把黄鱼车踏过去的，顺带便捎你一段。”抬眼瞄了瞄天，那黑已稍微稀释了一点，东面一段像条乌鲫鱼被人从水中刚刚捞起，肚皮还一鼓一鼓地挣扎着。倪师太顺手将吴阿姨推上黄鱼车，道：“天就要亮了，快点回去吧。”

单根与吴阿姨一路无语，常家的遭遇像一团带刺的荆棘塞在他们的胸口，使他们没有心思再作其它的思维。很快就到了守宫门口，吴阿姨扑腾跳下黄鱼车，不等她站稳，单根就踏着车离开了，没给她留下一隙道谢的机会。吴阿姨看着单根与黄鱼车吱嘎吱嘎地隐入黑洞洞的弄堂，才转身掏钥匙开门。

吴阿姨一家搬进守宫居住一晃也有五、六个年头了，可是每每摸着这把沉甸甸的黄铜钥匙，吴阿姨还是有种如梦如幻的感觉。从前，她在守宫做奶妈，却住在隔壁支弄的楼梯间里。女主人不给她配钥匙，每天清早，她站在砖红筒瓦拱形的门廊里摁门铃，一下，二下，有时要摁到七下、八下，等着王阿婆跌跌冲冲跑过来替她开门。现在，她却能像主人们一样，摸出黄铜钥匙大大方方插进古老的铜门锁孔中，咔嗒一下，便可推开这扇贵重的柚木雕花上半部还镶着彩花磨砂玻璃的大门了。

吴阿姨自1958年离开家乡走进盈虚坊，在逼仄的楼梯间里住了近十年。儿子愈长愈高，爬到双层床的上铺连坐都坐不直。吴阿姨只好让女儿睡上铺，儿子睡下铺，自己另找了一份生活，晚上陪一个孤寡老太太睡觉。老太太出不起工钱，她不计较，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她已经很满足了。不久又有了矛盾，女儿十一、二岁来了月经，上马桶时就要赶哥哥到门外去。天气暖和的时候儿子还勉强答应。寒冬腊月天，往往又在半夜里，儿子便不肯离开被筒，道，你尿你的，我把头蒙住好了。女儿便骂他流氓，非要拖他起来，赶他出门。经常吵得惊天动地。邻居们都晓得了，看见吴阿姨就说：“儿子女儿都不小了，团在一间房子里是不方便了。”吴阿姨只有叹气，她也晓得不方便的，可是她有什么办法呢？

办法却在某一天自己找上门来了。

吴阿姨记得是在“文革”运动最如火如荼的日子，到处是红标语红旗帜红袖章，唱红色的歌喊红色的口号，风是红的，雨是红的，天也是红的。可盈虚坊却笼罩着一派阴暗残败的肃杀之气，几乎每天都会有箍着红袖章的造反派冲进弄堂里的哪户人家抄家贴大字报，或押着那户人家的主人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弄堂笃底的恒墅和守宫首当其冲被抄检，并且被抄了不止一次，一拨去了另一拨又来，想来是将那两座楼兜底翻了天。从守宫里抄出四、五箱女主人母亲从前穿的绸缎衣服，堆在弄堂里一把火烧着了，一团一团的浓烟中，那些上等料作的灰烬像一群黑蝴蝶盘旋飞舞。当时吴阿姨被迫帮他们搬衣箱，心里面是十分的肉痛，这些旧衣裳若让她拆拆剪剪，修修改改，尽够她和女儿穿一辈子的了。从恒墅中发现的问题却严重得多。造反派找到了一台带天线可以收听外国电台的收音机，便认定恒墅的男女主人是潜伏特务，将他们夫妻俩剃了阴阳头推出去游街示众。恒墅的女主人是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平常多少清雅娴丽的女人，哪里受得了这般侮辱，当天夜里便从晒台上跳下来自尽身亡了。那一段日子，盈虚坊家家户户关紧大门，哪怕是青天白日，无紧要事体决不到弄堂里随便走动。熟悉的街坊偶然贴对面遇到，眼光一碰便擦肩而过，互相不敢搭腔，怕的是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这么一来，盈虚坊闹闹猛猛的大小弄堂竟变得冷落沉寂，像煞一只巨大的死蜈蚣。

那段日子，守宫里的主人们怕再被戴一顶剥削劳动人民的高帽子，再不敢雇佣保姆，一一辞退了。一日，王阿婆的儿子便来接她回乡。王阿婆在守宫做了二十几年，是一块石头么也捂热了。自然是舍不得的，临出门时把女主人给的深藏青毕叽，斜门襟的罩衫穿上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遍一遍关照女主人：“李同志，好用人时千万不要忘记喊我出来呀，老太太临终关照过我，要服侍你一辈子的呀。”女主人也红了丹凤眼，连连颔首应答她。可惜王阿婆与守宫的缘份已尽了，她归乡不久，便得了流火，两只小腿肿得跟庙堂里的柱子似的。乡下赤脚医生胡乱给她吃了几片消炎片，没捱过那年秋天便去世了。

那段日子，吴阿姨自然也不能公开为守宫和恒墅做事了，不过吴阿姨心里头丢舍不下自己奶大的小公子，也见不得恒墅里死了母亲的两个小姑娘哀哀戚戚的样子，便想方设法避开众人眼目，隔三差五地给守宫恒墅做两只小菜送过去，或者把他们的脏被头拿回家洗涮，晾干了再塞还给他们。反正吴阿姨每天要替弄堂里四、五家人家做菜洗衣裳，夹带着做了，谁也不晓得哪是哪家的。

这样胆胆颤颤地过了头两个月，残秋的一个傍晚，吴阿姨刚去守宫、恒墅送了两只小菜回家，就见几个箍着红袖章的人一排列堵在她低矮的楼梯间门口，楼道中昏黄的路灯将他们的脸映得半片黑半片黄的，活像阎罗店里跑出来的判官和小鬼。吴阿姨一口气横隔在喉咙口上，差点厥倒在地。

他们来找我作什么？莫非乡下男人吃官司的事体让人告发了？不成要把我们一家的户口注销、遣送返乡啊？可是村里面除了大队革委会主任，没有人晓得盈虚坊这个地址的呀。大队革委会主任这个畜生，他哪里敢告发我？一来，是他给我们开出了假的身份证明；这二嘛，难道他不怕我把他那丑事、臭事揭发出来么？

想到往事，吴阿姨胸口一阵恶心，不过也镇静下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吴阿姨已不是当年初来上海滩的乡下女人了。她堆出晚荼蘼花似的笑脸，大大方方问道：“各位是来找我的呀？请问是哪个单位的？”

那堆人中跨出一个，道：“你就是吴秀英同志吧？我们是华东建筑设计院革委会派来的。”说着还伸出一只巴掌。

吴阿姨听声气，蛮客气的，先缓了口气，他讲的那个单位，像是守宫男主人的单位，已有三分明白，见那个人巴掌还戳在那里，也只好伸出手与他浅浅地一握，便静候下文。

对方面孔表情有点神秘，又有点兴奋，道：“最近，我们华东建筑设计院的大楼里挖出一条隐藏的很深的毒蛇……”

吴阿姨哇——地叫起来：“钢筋水泥里也好藏蛇的呀？你们千万不好惊动它，要趁它休眠的时候，一棍子打下去，打在它七寸要害的关节上。”

对方嘿嘿笑了，笑得有点尴尬，道：“吴阿姨，毒蛇是一种比喻，我说的毒蛇就是指冯景初，他戴着革命专家，学术泰斗的面具，实质上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走狗。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及时识破了他的鬼把戏。我们调查了他的历史，查出他在抗战期间，曾经和一个汉奸的小老婆鬼混，甚至还养了一个私生女。吴阿姨，你在这条毒蛇身边做了好多年劳动大姐，你对他的罪行是否有所觉察？希望吴阿姨站在我们革命群众一边，勇敢站出来揭发冯景初，帮助我们又准又狠地打断这条毒蛇的七寸关节！”

吴阿姨一颗心别，别，别地跳，勉强笑道：“同志啊，你们恐怕找错人了吧？他们家那些陈年老账我怎么会晓得？抗战开始时我十岁都不到，只晓得到山里头摘桑椹果子吃。后来么，我也老早不在守宫里做了，乡下人没读过书，后来的事体哪里还记得起来呀！”

对方胸有成竹地笑笑，道：“我们是经过调查才来找你的，你是冯景初儿子的奶妈，跟他们家关系比较密切。吴秀英同志，现在是**，你不要对冯景初存在任何幻想，也不要有所顾虑，革命群众会支持你的革命行动的。”

吴阿姨背脊上冒出一片冷汗，暗忖：是什么伤阴节的人跟他们乱嚼舌根的？自己到盈虚坊这些年头，跟样样人都是和和气气，拙诚相待的呀。便小心翼翼道：“从前在他家带孩子，也都是跟女主人打交道的多，冯同志早出晚归，不大见到人的，几乎都没跟他说过话……”

不想对方拍了下大腿，道：“这就是一条，看不起劳动人民，从来不跟劳动大姐说话。”

吴阿姨想解释，怕又被对方捉住什么上纲上线，蛮灵巧的嘴巴倒像被割去了一截舌尖，嗯嗯啊啊地说不成句子了。

正当她进退两难之际，楼梯间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原来小茧子隔墙听见了妈妈的声音，忙着给妈妈来开门。小茧子探头叫了声“妈妈”，一看妈妈身旁还围墙似地站了一圈人，吓得又把头缩进屋里。吴阿姨乘机道：“同志啊，对不住了，家里房间小，也不好请同志们进去坐坐，喝杯茶。我们乡下人，大字识不得几个，革命的道理么也不大懂得，只晓得安份守已做人，靠两只手吃饭。还请同志们多多包涵了。”

有两个箍红袖章的探头往楼梯间张张，又凑到为首的那个耳边嘀咕了几句。为首的那个也拉长头颈往楼梯间里张了一眼，很沉重地吐了口气，道：“吴秀英同志啊，你们一家三口就挤在这里啊！”

旁边马上有人合应道：“他冯景初家也就三口人，却占着一幢楼，上上下下七、八间房呢？”

为首的那个很激愤的挥了下拳头，道：“又是一条，事实俱在，不容他冯景初抵赖。看来，我们这次深入群众调查很有收获呀。”稍停一歇，又对身旁人道：“明天派几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来，帮吴秀英同志搬家，就搬进冯景初的底楼大客厅去。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再存在下去了。”又挥了下拳头。

吴阿姨不假思索脱口道：“不，不，不，我们在这里住惯了，我们不想搬家……”

可是那一群箍红袖章的人已经没有心思听她的辩解，他们带着大获全胜的满足，趾高气扬地从过道走出去了。

吴阿姨是最讲究恩义报答的人，毕竟是守宫收留她做奶妈，才使她从窘迫之境逃脱出来，并从一个乡下妇人脱胎换骨成了上海人的，她怎能做以怨报德的负义人？用乡下人的话讲，宁做箍桶匠，不做拆板人啊！

儿子女儿毕竟年少，不晓得人情世故，只是兴奋，围住她接二连三问道：“妈妈，我们明天真的要搬家吗？真的要搬到守宫里去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