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

21菁山里的一缕孤魂（第3页）

除了开会，这批长期跟随他南征北讨，出生入死的部属们，每天必做的事情便是开垦荒田，养鸡鸭猪牛，后来还在山坡上砌起一道道梯田，大种起橘子和松树。等到初见模样后，阎锡山一高兴，又题了块匾，为这片狭小的天地取了个“种能农场”的名。有时天气好，写作累了，他也会提把锄头，与部属们一起锄草种地。昔日威风八面的“山西王”、国府行政院长，自得其乐地在深山沟里当起了小小的农场主。

年届古稀的阎锡山看破红尘，能够“黄莲树下扭秧歌，苦中作乐”。他劝导部属们：“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只要心安性定，一切苦难，皆能甘之如饴。”

只可怜了他那帮老部下，过去在太原城里，他们哪一个不是吃香喝辣，走在街上衣裳角角都能搧死人的角色，而如今每天扛着锄头上山累死累活，月饷微薄不说，晚上想偷偷到台北市里快活快活，囊中羞涩，也充不起大爷。吃的呢？一日三餐也难见油荤。

山西旅游协会访问团的成员在阎锡山墓前听张日明谈起当初在“菁山草庐”的清苦生活，都深感吃惊，说，他们曾看到有文章宣称，阎锡山从成都飞往台北的时候，往“美龄”号上装了十几口沉甸甸的大木箱，里面全是金条。

张日明听了大不以为然：“这种说法多了，台湾也有，说阎锡山过世前立下遗嘱，死后把他保存的黄金全部分发给来台的山西人，成人一两，儿童五钱。说得有鼻子有眼。不过，我敢保证，这些都是十八扯。你想想，他会让我们这些多年跟随他出生入死的老部下苦着，把黄金送给他认都不认识的山西老乡？后来为啥人都快跑光了？哎，就是连薪水都发不起了嘛。”

毫无疑问，这批山西壮汉都是阎锡山精挑细选到身边的忠勇之士。每个人有幸来到阎锡山身边的第一天，“舍身护主”就是他们最坚定的信念。但凡大人物用人都会讲究点乡谊，如蒋介石身边，浙江人就大大多于其他省籍的人。不过在这方面蒋介石和老阎锡山比起来，就只能算小巫了。“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这句民谣对阎锡山的用人路线可谓一针见血。尤其是身边的人，那更是非山西人莫属。

这批山西汉子可以在危急关头毫不犹豫地为阎锡山赴汤蹈火，可他们唯独受不了清贫生活的长期煎熬。更何况，那还是一种毫无希望的煎熬。

那时“行政院”按月拨给阎锡山5万块钱，如果单单用来供这几十口人糊口，自然是绰绰有余，可他还必须承担这几十口人的薪水；在菁山占有的这片土地，也是阎锡山以私人名义向台北市金矿局租的，每年要付不菲的租金，修房盖屋，开荒种地的一切花销，也都一包在内，日久天长，阎锡山自然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阎锡山也清楚没有其他生财之道，他也负担不起这帮部属与他们家眷的生计，后来掏出老底，让侍从们创办了台兴印刷厂和兴中百货行。可这些玩枪使刀之人哪会办什么厂，经什么商？办一家垮一家，全都亏得血本无归。

当了38年“山西王”，怎么会穷到这等地步？莫不是阎锡山两袖清风，家贫如洗？

当然不是，不说他的金银珠宝大洋美钞，也不说他在太原城里的不动产，单是他那老家河边镇那栋大宅院，就足能证明他富有到什么程度？

这批阎锡山最信任的人中不少人去过河边村阎府，也享受过主贵仆荣的滋味。而如今的“菁山草庐”，和整天待在草庐里伏案写文章的白发老长官，却让他们一个个看到了自己暗淡无光的前程。微薄而且还难以保证的收入与山中的清苦寂寞，更让他们度日如年。绝大多数部属最终选择了悄然离开，40名侍从最终逃得只剩下张日明等8个人，连他最为倚重的原馥庭，甚至也打算离他而去。

树倒猢狲散，原馥庭等侍从们再怎么忠诚，也耐不住长时间孤寂和现实的折腾，慢慢地，侍从们就开始和老先生不辞而别了。上菁山不到3年，上山时的40人，剩下还不到10个。连当初从太原死人堆里爬出来，辗转数千里重新回到阎锡山身边的王延华，也终于有一天离开了他。那时原馥庭确实也萌生了去意，可是无论如何，他也做不到不辞而别。因为原馥庭知道阎锡山老先生最离不开的就是他。写作是阎锡山唯一的精神依靠，他连看报纸都早就用放大镜了，他要走了，阎锡山就没法写下去。可看到阎锡山身边的人今天跑一个，明天走一双，他也开始悄悄问自己，他已经那么老了，我还该不该继续在山上耗下去？在大陆时不存在这个问题，跟着阎锡山就是最好、最有保障的前途，可到了台湾，就不同了呀！

原馥庭回忆说：“我们……哎，说白了吧，彼此之间已经变成了一种雇佣关系，虽然这样说太商业化，太缺乏情义，但事实上谁都知道已经变成了那样一个现状。彼此虽然没有合同约束，可老先生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可是连饭碗也打破了呀。我一个人倒好办，那时候我也有了老婆儿女，不考虑这些现实问题，也是不行的嘛。正好那时候我台北有一个朋友，问我能不能到台北来，他介绍我到一个机关里做事去？我想了几天，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去对老先生说了。老先生半天没有讲话，脑袋搭着也不看我。我心里既难过，又委屈，又感慨人生无常。过了很久，老先生双手捂膝，身子往前一倾，用一种很苍老的声音缓缓说：‘他们谁都可以走，你——不要离开我。’”

原馥庭感到鼻梁发酸，就这么一句话，彻底打消了他离开的念头。

原馥庭还以一个长期为阎锡山工作的学者的角度，对他的“雇主”进行了一番概括。他说：“阎先生一辈子坚持记日记和读书，以立德、立功、立言来鼓励自己，戒声色犬马，潜心研究学问，严格行为操守，在对‘中’的哲学、社会建设、物劳分配都有创造性的建树，特别是他自己撰写的《阎府家训》，系统地阐述了做人、做事之理，不管对任何党派的人，都很有教育启迪意义。阎先生生逢乱世，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军阀，这也是他能够长期占据山西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时局的变化适时地改变自己的战略，是他一贯的准则。在抗战中有两句话可以代表阎先生的思想，‘夏天穿衬衫，冬天穿棉袄，需要什么就来什么’、‘一等的事情要一等的人来做，一等的事情不做一等的人就会走，现在抗战是一等的事情’，老先生思想之超远深邃，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阎锡山其人的历史功过，国、共两党按照通常的做法，自然有截然相反的评价。但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国民党内部，对阎锡山的评价也是大相径庭。这从一个侧面，也可反映出阎锡山历史的复杂性。在大陆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见诸文字的阎锡山大体是：“反共反人民的罪大恶极的战犯”，讲到他的活动，必冠以“反动”，论及他的作为，也必称作“罪恶”。这是一种难免的历史现象。改革开放以后，思想领域清除极“左”影响，文化日渐多元，评价趋于客观，又突出揭露他“两面三刀，钻营投机”的特性。不过，对他的所作所为，毕竟开始有了趋于客观的叙述和评价，对他的深入研究也显现出实事求是的开端。

台湾官方对阎锡山有诸多赞美之辞，但对他的公开贬斥，也同样是言辞激烈，针针见血。如在阎锡山去世之后六七天，针对有些人鼓吹应对其实行“国葬”的提议，台北《民族晚报》专门发表一篇名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的社论，便能充分说明这个问题。中国有所谓“盖棺论定”的传统，对死人往往是多加褒扬，而对其过错则轻描淡写，略词带过。阎锡山刚刚盖棺，蒋介石亲往致祭，并送以“怆怀耆勋”的匾额，还以政府名义颁布《褒扬令》，纪念规格可谓高矣。而在此气氛之下，冒出这样的“社论”，显然不是毫无背景的文人所发的牢骚，而很可能正是表现了国民党权力核心对阎锡山的真实看法。

还有一封“在台三晋人士于阎在世时的一封公开信”，其言辞更不客气。信中说：“你在山西执政近四十年，做了些什么呢？众所周知，民四你对袁世凯劝进，民六参加督军团祸国，民七出兵湖南抗拒护法军，民十二助曹锟贿选，民十五出兵袭击国民军，民十九公开背叛中央，民二十以后阴结共匪，贴祸党国。你一生投机取巧，反复无常，蔑视党国，只图自身利益，惯于骑墙观望，利用机会，以求达到你的需要与存在。”将阎锡山满面抹黑，说得一无是处，其用词用心，显然也非等闲之辈。须知，台湾那时尚在“戒严令”下，稍有不慎，便会引来文字狱。以如此凶猛之言论公开攻击一位前“行政院长”而不致获罪，岂非咄咄怪事？

阎锡山一生死心塌地反共，没想死后却落了个“阴结共匪，贴祸党国”的罪名。

阎锡山和共产党时敌时友，打了多年交道，他对共产党的有一句评语倒还是不乏自知之明。抗战期间，他曾在一次会议上对他的高级将领们不无感慨地说：“现在一等聪明的人去了共产党，二等聪明的人投了日本人，在座诸位，包括我，都只能算是三等聪明之辈。”

除了住在台北的堂侄儿阎志昭每年来拜一次年，加上每晚把部属召集拢来开会以外，写书，是阎锡山最重要的精神依靠。但他写书与其他的人不一样，他不用笔，用嘴。一张小圆桌，面对面摆两个单人沙发，原馥庭与阎锡山对面而坐。阎锡山口述，原馥庭记录。这是阎锡山多年养成的习惯，以前即便写份简单的电报，他也是如此办理。原馥庭记录完一段，逐字逐句念给他听，记错或是不当的地方，再改再写。就在这寒酸的小书房里，就以这样的合作方式，阎锡山完成了他最后的著作《三百年的中国》。

阎锡生一生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不嗜烟酒，不近女色，写作之余听听京戏，是他唯一的娱乐。

张日明说：“会长在菁山10年，没有看过一场电影，也没有到台北去看过一场戏剧。我们这些下面的人，有时晚上跑到台北去看电影，回来晚了，也得轻手轻脚，害怕被他发现。”

原馥庭说：“老先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这一生什么没经历过？什么没见过？可到了晚年，心里没有风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只有以写书为唯一的精神寄托，日久天长，走火入魔，就变得食而不知其味了。”有一天傍晚时，我看见张副官把他的晚餐端上来放在桌子上，就站起身准备走了。老先生说：“你不忙走，我还有话对你讲。”他一边吃饭，一边和我说话，筷子挟起来往嘴里一塞，惊奇地对张日明说：“嗨，你怎么给我两根面啊？”我笑着告诉他：“会长，面条在下面，你挟的是上面的豆芽。”你想想，食而不知其味，就到了这样的地步。

一位朋友怕阎锡山寂寞，来信建议他接受宗教信仰，这样就可以经常出去参加宗教活动。但这位年过7旬的老人，却有着山西人特有的倔强，他回信告诉朋友，说他一天忙得很，按照眼下的进度，再过两三年，该写的也写不完，现在还日夜忙着赶工哩，所以他一点也不寂寞。

1960年5月20日这一天，蒋介石在中山堂举行庆祝他就任“总统”12周纪念大会。已经78岁的阎锡山接到了邀请，他知道和蒋介石见面的机会不会太多了，原本也打算前去参加。可是，因为重感冒加上气喘，他双腿无力，卧床不起，无法前往。就在第二天的正午，阎锡山被紧急送往医院。

张日明说：“荣总医院的救护车开来时，老先生已经挪不动步了，我和原秘书一人架一只手，把他搀扶到他平时晒太阳的竹椅上，4个人八只手，连椅子带人把他抬上车。救护车出了山沟以后，我看老先生脸色已经乌了，赶紧问医生，老先生能不能送到医院？医生说可以，我就有些放心了。可再往前走了不到5分钟，老先生大睁着眼，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就过去了。没想他走得那么快。对我们来说……哎呀，那就是天塌下来了啊！”

原馥庭说：“走得快，走得突然。这样其实最好，大寿善终，算得完满的结局。”

从50岁起，阎锡山每年元旦早晨就要口述“遗嘱”。他的“遗嘱”有遗致山西部属的，有遗致儿孙的。他在日记中这样写过：“去年遗嘱成废纸，今年遗嘱将何如？”

每年“遗嘱”的首句多为“人生七十，古稀有之，余今已五十有几矣……”结果搞了二十多年，才在1960年去世。生前留有挽联多对，其一为：有大需要时来，终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如今，守护着墓园的仍然是阎锡山主掌山西时代的老侍从张日明。只是，当年的风发少年，如今已垂垂老矣。

三晋民谣称，山西有座山，名叫阎锡山。而昔日山西的这座巍巍大山，留在台湾的，却只剩下了孤坟一座，孤魂一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