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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送走前来桂园回访的国民党参谋总长白崇禧，刚刚回到客厅，便听得围墙外边人声嘈杂，喧闹不已。这倒是常有之事。虽然桂园大门派有宪兵警卫，那些化装成乞丐和摆摊小贩的特务们仍不时光顾这里，或与宪兵争吵，或与宪兵打架，不折腾个十来分钟，他们是决不会罢休的。

今日不同。毛泽东手上的报纸已经换了三张，可是外边的闹声依然不绝于耳，疑惑之中，他让王炳南出去看个究竟。

王炳南很快就回来了，跟在他身后的，却是郭沫若和他的夫人于立群。

毛泽东愈发疑惑起来：

“怎么回事？莫非刚才外头的大吵大闹之中，还掺和了你们两位文弱书生的声音么！”

郭沫若径自入座，只是苦苦一笑。

倒是于立群快人快语道：

“既然主席发话，我就只好‘从实招来’了：刚才在桂园大门口，几个荷枪的宪兵把我们拦住了，死活不让进。沫若先生便说，‘我是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来拜访毛泽东先生的。’这一说不打紧，他们更不让我们进了。沫若先生问其原因，一个宪兵大声叫嚷说，‘我们只执行张治中部长的命令，其他人一概不听！’沫若先生再问什么命令，另一个宪兵震耳欲聋地吼道，‘凡是国民党人员，一律不准入内！’沫若先生火了，也拼着嗓门喊，‘同是国民党人员，你们为什么不准我进，而准白崇禧进——我是看着他的汽车从里面开出来的！哼，把你们当官的叫出来，把你们当官的叫出来……’”

于立群的语气中，多少有点儿告状的性质：

“当官的总算出来了，是那一个手枪排长唐建贵。他的声音倒不大，可是脸绷得紧紧的。他对沫若先生说，‘白总长来，是事前联系好了的。这点就和你不同。虽然你我都在张部长手下办事，但是还得要按照规矩来呀……’唉，要不是炳南先生出来排解，完不了事不说，连门也进不去呢！”

毛泽东望着西装革履、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的郭沫若，不觉哈哈大笑道：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呀。其实，你什么话都不说，只消说出‘郭沫若’三个字就行了。若是这三个字还不管用，那就说明他们果真有眼不识泰山。可是你呢？偏偏要搬出你的那个国民党头衔去吓唬人家，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不过，沫若先生，你今天的这个不是，倒是让我从中得到一个启发，那就是，国民党头衔也有不管用的时候哩……”

郭沫若满面愧色，连连摆手道：

“主席快不要说下去了。我那个国民党头衔呀，早已过期作废啦！今年3月31号、重庆好多家报纸都刊登了这个消息，‘郭沫若先生领导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已于昨日奉政治部张部长命令，予以解散’。不晓得你在延安听说了此事没有？”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没有消息呢。不过，与其说是事后听说的，倒不如说我是事前看到的。嗯，2月21日，《新华日报》上面那篇《对时局进言》《解放日报》第二天就转载过来了。我虽看了一遍，至今还记得里头的句子哩——”

毛泽东果然背了出来：

“‘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悚听，更不容许我们再来巧言文饰；内部未能团结，政治贪墨成风，经济日趋竭蹙，人民尚待动员，军事急期改进，文化教育受着重重扼制，……我们处在万目睽睽的局势当中，无论如何是应当改弦易辙的时候了。办法是有的，而且非常简单：只须及早实行民主。……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在今天迫切的时局之下，空言民主固属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亦仅望梅止渴。今天的道路是应该当机立断，急转舵轮……’”

郭沫若啧啧连声道：

“只晓得主席文思敏捷，万不谙更能过目成诵，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呢！”

毛泽东漫不经心地道：

“要说我这个人多少还有点本事的话，那就是眼睛尚好，不像你成天戴着眼镜。所以，《对时局进言》这篇文章的后面，虽然有重庆文化界三百一十二位知名人士的签名，但是，我一眼就看出它的执笔者，非沫若先生莫属也。”

郭沫若暗暗称奇：

“主席，我承认你说对了。可是，要晓得，那些签了名的知名人士里头，有的是如椽大笔呀！”

“你有你的写法。我读过你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甲申三百年祭》，所以我熟悉你的写法。比如说，你那句‘预约民主，亦仅望梅止渴’里头的‘预约’两字，就基本上是你的专利。”毛泽东神情专注起来，“不过，这也不算我的什么本事。就像天天要吃饭的人，吃得多了，就知道厨师的手艺了。那么，谁才是真正的金睛火眼呢？对于沫若先生的史论和史剧，谁才能真正看得出来，你不是为逃避现实而埋头故纸堆中，却是自觉地清算过去的历史，为着中华民族的将来而探讨历史经验呢……”

“我晓得了。”郭沫若情真义切地道，“主席去年从延安写给我的信说，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希望继续努力。我想，时至今日，我才算真正晓得其间的含义了。”

毛泽东缓缓地点了点头：

“知道这个道理，固然不容易。但是，我经常在想，重庆这个充满白色恐怖，经济十分困难的地方，文化人的人身安全、穿衣吃饭都成问题，而沫若先生居然能够领导这样多的爱国进步的文化人士，居然能够创造条件，让他们以进步的观点、方法，从事政治、哲学、历史、法律、军事、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和创作，这就更加不容易了。难怪有人说你们生活在‘租界’里头哩……”

“那是张治中的发明！”郭沫若忿忿然道，“年初的一次会议上，张治中敲着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办公桌说，‘现在有些人口头上拥护三民主义，但叫他参加国民党，他就不参加。既然国民政府管不了，这里岂不成了租界啦！’我立即回答说，‘我是研究过佛学的。我晓得懂得佛学的并不一定当和尚，当和尚的不一定懂得佛学。至于这里是不是租界的问题，我们文化工作委员会全体同仁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如果张部长认为是租界，那么就请张部长收回去好了。’结果搞得他无言以对，坐立不安，简直下不了台哩！”

毛泽东淡然一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