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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个头不高，当他身着戎装，伴随着毛泽东从一辆黑色轿车钻出来，然后缓步走向九龙坡机场的停机坪的时候，远远望去（看不见他那领章上的上将军阶的三颗金星），他竟恍若毛泽东的一个卫兵。

然而早就恭候在那里的人们，毕竟很快认出了他。而且不知为什么，就在那架绿色双引擎的C-47式运输机的机翼底下，人们，特别是胸挂照相机的中外记者们，一下子把他包围住了。

“部长先生——”一个黄发碧眼的外国记者抢先问到，“你作为蒋介石先生的代表，能否告诉我们，你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之下，来这里为毛泽东先生送行的？”

陈诚故作老练地笑了笑：

“心情？心情当然愉快，非常愉快！你们是知道的，毛泽东先生此番来渝的目的，是与国民政府会谈，而这次国共双方的会谈，乃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件也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关键，而且也影响着远东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嗯嗯，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全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如此焦急地期待着会谈的结果。而昨天签字生效的《政府和中共会谈纪要》正是给了公众以一个不负众望的回答。你们想想，在这么大的喜事面前，我的心情难道还不愉快吗？”

有的记者赶紧掏出笔记本，有的记者慌忙举起照相机，可是，刚才那个外国记者，却手托腮帮，不慌不忙地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部长先生，据我所知，几乎与重庆谈判同时进行的上党战事，现在也随着谈判的结束而有了结果：国民党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被击毙，阎锡山部队的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被俘虏，贵方整整十三个师三万八千人马，除了逃散的三千人外，竟全部被歼灭。对于军事上的如此失败，请问你也感到心情愉快，非常愉快吗？”

“这是两回事情嘛！”陈诚目露凶光地看着对方，满脸通红地道，“我是代表蒋委员长为毛先生送行来的，没有答记者问的义务。你们不要问我，什么也不要问，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说完，他从人群的包围中挣扎出来，然后直端端地躲到邵力子的身后去了。

记者们开始朝周恩来靠拢。梳着辫子的一位女记者捷足先登：

“周先生，《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已经在双十节正式签字了，作为中共首席代表，你能够披露出一点儿有关签字仪式的细节，以及这些细节所包含的秘密么？”

周恩来舒展着眉头，笑容可掬地道：

“签字仪式也可以说是国共双方此次的最后一轮谈判，所以没有邀请新闻界的朋友光临，而这样一来，又引起了朋友们的种种猜测。我想，恐怕这就是你们提出问题的原因了。不过我可以坦然地说，签字仪式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会谈纪要即将公开发表，诸位真要寻求秘密的话，那就请你们把目光对准会谈纪要的字里行间，要晓得，那里面不仅有重庆的四十三天，而且有中国的一部发展史呢！”

“请问张群先生为什么不在场？”女记者突然抬起头来，“据我所知，签字仪式在桂园客厅内举行的时候，他并没有离开重庆。”

周恩来对答如流地道：

“看来你还真是位消息灵通人士呢。是的，你没有说错，在场的是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三位政府代表以及代表中共方面的王若飞和我两人。作为政府方面首席代表，张群先生的不在场自然引起了我们的询问，可是有答覆说，他一会儿回来补签，他去了德安里请委员长先生去了，而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

“委员长先生也去了桂园吗？”一位戴眼镜的男记者追问道。“如果毛泽东先生正在桂园的话，他们是否有所交谈呢？”

周恩来有问必答地道：

“是的，毛泽东先生正在桂园客厅的楼上。签字完成后，邵力子先生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都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苦，来往奔波。于是，张治中先生便请他下楼，与在场者一一握手，再过一会儿，委员长先生到桂园来了，毛泽东先生在楼房阶檐口迎接他，一同走进楼下的客厅——”周恩来用一种谨慎的口吻道：“至于交谈嘛，那自然是不可能没有的。但是，由于《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尚未见报的缘故，对于他们此次交谈的内容，我仅能向诸位作如下披露：在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和国民大会会期的时候，毛泽东先生主张延期召开，最好明年举行，委员长先生没有同意，而表示下个月内即可进行。”

“会期定在何时，里面固有文章，可是问题的核心不在这里。”那位男记者没完没了地道，“我很想知道周先生对于会谈纪要的看法，尤其是对于一些敏感问题的看法，我是《新蜀报》记者，专程从成都赶来，你能看在我专程从千里迢迢之外赶来的份上，答应我的请求吗？”

周恩来皱了皱眉头，他深知记者是最难缠的。然而，当他发现毛泽东已被更多的记者团团围住的时候，忽地计上心来了：

“刚才的问题提得大了一点儿，笼统了一点儿，这样吧，你们去把毛先生周围的记者也请到这边来，然后每人提一个具体的问题，由我回答你们。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我的回答也尽量短小精悍，点到为止。”

“周先生是想解毛先生的围吧？”那位男记者善意地笑了笑。

周恩来的神情却是庄重的：

“那倒不是，你们都看见了罢，现在已经来到机场为毛先生送行的，有郭沫若先生和于立群女士，有张澜、陶行知、章伯钧、茅盾诸先生，还有文化界、戏剧界的好多朋友们。在飞机起飞之前，你们总得让毛先生和他们握握手说说话呀！”

记者们无话可说了，而且，很快地，人们纷纷从停机坪的各个方位赶来，把乐意回答记者们的问题的周恩来，围了一个严严实实，水泄不通——

“请问，中共代表在商谈中，是不是只管局部的事，不谈全体的事？”

“当然不是。”周恩来从从容容地道，“如果说在抗战中是先从全体谈到局部，再从局部谈到全体，那么，抗战胜利以后，则是先谈完了方针，然后谈具体问题，决不敢没有方针而研究局部事项，这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不仅中共方面如此，政府方面也是如此。”

“周先生，你们所谈到的地方自治，究竟和地方割据有多大的区别呢？”

“地方自治的实质就是民主选举，过去在抗战环境中，在敌后的人民选举范围，或是程度上有些不够彻底，但是的确是民主选举的。”周恩来以坚定的口吻道，“而且，我们认为这种选举，在和平时期更应求其彻底。因为这是人民的权利，而不能说是割据，因为地方自治要和军队整编分开为两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