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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V 字 手势横扫了世界 欧洲绽放出抵抗的第一朵火花（第1页）

第9章　“V”字手势横扫了世界欧洲绽放出抵抗的第一朵火花

1940年6月18日，一名年轻的BBC制作人接到指示，在当晚为刚刚抵达伦敦的一名将军安排一次对法国的广播。对于这位制作人来说，这是一件令他感到疲乏的工作。他后来回忆说：“没有人对又一位法国将军有多大兴趣，况且他还是当时的法国国防部副部长。大多数英国人根本不知道法国国防部副部长是怎么一回事。”在广播大楼门口见到了不断吸烟的法国人后，这位制作人将他带到了播音室。他们都不知道在英国政府的高层，为让戴高乐向法国广播一事已经爆发了一场难以言表的争斗。

就在前一天，贝当元帅向他的同胞们宣布了他将与德国寻求停战的计划。刚刚抵达伦敦的戴高乐曾问丘吉尔是否可以使用BBC广播来挑战贝当对德国人的投降。首相马上就同意了，但这却把他的战时内阁带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在丘吉尔不在场的一次会议中，内阁成员得出结论是：“戴高乐将军是不受现任法国政府欢迎的人，因此目前不应该让他上广播。”当丘吉尔知道了他们的意见后，就派爱德华·斯皮尔斯将军去说服那些部长们，让他们改变主意。

正如英国战时内阁所担心的那样，戴高乐的讲话无非就是驳斥贝当政府并呼吁法国人民起来反抗。他宣布：“我是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我吁请所有现在在英国土地上，或可能在将来来到英国的法国官兵们与我联系。不管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运动的火焰都不应该，也不会熄灭。”戴高乐后来把这次广播看作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随着说出那些不可收回的语句，我内心深处感到生命终于抵达了终点。”他指出，在BBC电台发表讲话，为他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战争手段”。

回想起来，他的想法是真实的。然而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接受戴高乐这次广播重要性的看法。那天晚上，没有多少法国人听到他的讲话。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听他讲话的人不知道他是谁——也没有兴趣跟随他去任何地方。

根据停战协议，法国被分割成两个区域：德国占领的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北部；由贝当和他的人在维希管控的法国南部。大多数法国人，无论他们居住在哪个地区，都很敬重年老的贝当，并将他视为他们的领袖，相信他的智慧和坚定的指向将有助于治愈法国崩溃所留下的创伤。法国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HenriMichel）说过：“所有人都接受元帅的权威，他们并不仅仅是顺从他。他提供了安慰和希望。”

尽管戴高乐最初缺少听众，但仍继续在BBC广播。从1940年7月起，他和他的自由法国运动每天晚上都有五分钟的广播时间，节目的名称是“荣誉与家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将军将在法国鼓动起许多人投入抵抗和反叛的运动。但在1940年，BBC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为深感沮丧的法国人提供鼓励，并给予希望。通过每天半小时的“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的节目，BBC完全实现了这两个目标。

在BBC的所有节目中，“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是制作和播出最为精巧，也是最受欢迎的节目。甚至在英国听众中（至少在能听懂法语的人中间）兴起了一股“邪教式”的追捧。阿萨·布里格斯（AsaBriggs）写道：“这是一场原汁原味并最为出色的无线电广播的盛宴”。用艾伦·布洛克的话来说，在BBC电台上播音的“是历史上最有魅力、最为杰出的一群播音员”。

几乎从1940年7月开播的那一天起，这个节目就在法国掀起了一阵疾风暴雨。在停战几个月之后，一位居住在法国城市尚贝里的英国人报告说，到了晚上9点“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播出的时候，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座鬼城。他说：“以前通常在晚上的这个时候，人们都会外出散步。但现在不是这样了。原因就是无线电广播。”

虽然“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的工作人员全是法国人，但这个节目是BBC法语部的谈话节目制作人、年轻的英国女士塞西莉亚·里夫斯（CeciliaReeves）设想出来的。里夫斯从剑桥大学新罕布什尔学院毕业后，于1933年加入了BBC，担任国际部的联络员，协助非英国人的播音员使用BBC的设施将他们的故事或其他材料传播给自己国家的人民。

在那些外国人中，有一位就是30多岁的爱德华·R。默罗，他与里夫斯和BBC的其他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成了好朋友。他和他的英国同事对广播事业中的真相和独立性有着同样的看法。一位BBC的编辑曾说：“我们报道的都是坏消息，就像来自地狱的通报。但这与爱德华要说实话的渴望是完全相融合的，即便那是一个困难并令人讨厌的真相。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为默罗安排广播时段，并在播出之前检查他稿子的里夫斯与默罗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1937年的一个深夜，她在播音室里见到了当时刚从被德国占领的奥地利回来的默罗，他看上去“衣衫不整并且非常疲惫”，他向她描述了纳粹对奥地利犹太人施行的种种暴力行为。在广播结束之后，他请她一起回到他的公寓。在那里，就着威士忌酒杯，他继续向她讲述他所见到的纳粹暴行直到天亮。她说：“我的脑海里至今还有那些可怕的影像和画面，以及他叙说时的痛苦表情。”

战争爆发后，里夫斯被派到了BBC的巴黎办事处工作。在法国陷落之前她回到了伦敦，被指派组织一个法国人的团队，专门向最近被占领的法国领土进行广播。她在开展工作时借鉴了与默罗共事时的经验和他的广播风格，比BBC的播音员更非正式化和口语化。默罗想要的就是让听众的脑海中浮现出画面，摒弃死板传统的新闻写作和广播规则。他在广播节目中始终保持冷静的对话方式，有时以第一人称来讲述故事，就好像是一个朋友和另一个朋友在聊天。

在战前，里夫斯还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创新的欧洲新闻综合报道节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默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其他记者的报告和分析。鉴于法国人对讨论和争辩的热衷，里夫斯认为类似的形式对于向法国的广播而言将是极其完美的。

她选择了一位颇具魅力的法国戏剧导演米切尔·圣-丹尼斯（Mit-Denis）来监管整个节目。圣-丹尼斯在法国成立并领导了一个前卫剧团，于1930年来到英国。到1939年时，圣-丹尼斯已被公认为是伦敦最具创意的舞台导演之一，他与约翰·吉尔古德（JohnGielgud）、劳伦斯·奥利维尔（LaurenceOlivier）和亚历克·吉尼斯（Aleess）等戏剧界的杰出人士有着密切的合作。他在1937年导演的，由吉尔古德、佩吉·阿什克罗夫特（PeggyAshcroft）和迈克尔·雷德格雷夫（MichaelRedgrave）主演的契诃夫的《三姐妹》，至今仍被认为是20世纪英国戏剧的标志性作品。战后，圣-丹尼斯帮助建立了两所重要的戏剧学校——伦敦的老维克剧院中心和纽约的茱莉亚艺术学校。然而，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他战时在BBC的工作。当战争爆发时圣-丹尼斯已经42岁，但他还是从伦敦赶回法国，重新加入了他旧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在的团队。作为英国远征军的随队联络官和口译员，他在敦刻尔克撤离后回到英国。他对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极为愤怒，决心将竭尽全力解放他的祖国。然而，那并不意味着他将加盟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像许多在伦敦的法国人一样，圣-丹尼斯对他所认为的将军的傲慢和独裁的领导风格敬而远之。当里夫斯劝说他可以通过在BBC工作帮助法国的时候，他正考虑加入英国军队。

尽管他缺乏广播的经验，但圣-丹尼斯本能地看到了无线电作为这场战争中一种强大武器的潜力。据BBC的一位同事说，他“从一开始就把麦克风当作老朋友”，并训练了他为法国节目团队聘请的六个人——漫画家、演员、艺术家、诗人和两位记者做相同的事。为了保护他们在法国的家属不受德国人的报复，团队的几名成员包括圣-丹尼斯（他有妻子、一位情人和与那两名妇女住在一起的孩子们）都用了假名。他所选择的名字——雅克·迪歇纳（JacquesDue）曾经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劳工阶级支持者和发言人的名字。

在与塞西莉亚·里夫斯就直接的宣传不会说服任何人取得了共识之后，圣-丹尼斯就把政治变成了娱乐，运用富有想象力的复杂的方式，通过幽默、戏剧和音乐来讨论和分析当今的政治和军事事件。一位BBC的行政人员回忆说：“法国人经常不遵守官方指示……如果他们遵守的话，他们的广播听起来就像是官方的指令。恰恰相反，他们坚持说出听众本能地想了解的事情。”另一位BBC的官员对圣-丹尼斯的工作评论说：“有一个信息要传送，有足够的剧场经验来创造出原汁原味的方式去传送，与我听过的任何其他广播节目相比，半小时的节目在他手中变得更加激动人心。”

从1940年7月至1944年10月的每个工作的晚上，卷起袖子的圣-丹尼斯小组的成员会在布什大楼一间小而闷热的地下播音室里围着麦克风而坐。在播音室里偶尔会听到附近炸弹的爆炸声，但是“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的节目从未停止过广播。在每次节目开始的时候，圣-丹尼斯会以一个假想的法国劳工阶级代表的形象对听众讲话。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精明能干的爱国主义者，他试图提升他同胞的精神状态。节目的每日新闻部分报道了盟军的挫折、损失以及胜利。他们遵循着BBC的信条，说实话而不是说谎话，将会赢得更多的听众。

也许，在每周一次的“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中最受欢迎的那一部分，是圣-丹尼斯和团队的其他两名成员将自己变成了“三个老朋友”。这些人据说是一群在英国的法国老朋友，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酒吧、餐馆、公园或多弗的悬崖边上（所有这些都具有适当的音响效果）聚会，谈论当前的事件，当然也包括德国人最新的愚蠢表现。在一个典型的“好话好说”的时刻，其中的一个朋友试图为他离开法国的决定辩解，他说道：“我宁愿到他们国家去见英国人，也不愿在我们的国家看到德国人。”

那个部分，以及整个节目都在呼唤、塑造法国人的文化身份，而那正是他们的文化身份受到破坏的时候。听“三个老朋友”节目就像是在法国咖啡馆里听人说话。英国作家雷蒙德·莫蒂默（RaymondMortimer）评论说：“我们发现他们的欢乐大大改善了我们的精神状态。”一封从法国偷送给“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的信宣称：“法国机智的灵魂已经逃到伦敦去了。”另一封偷送出来的信中说：“只有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听你们的广播。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

偶尔有时候，“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的气氛会严肃一些。那是在1940年10月21日，当丘吉尔第一次出现在向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法国播放节目的现场时。首相让圣-丹尼斯帮助他准备广播稿。那天，伴随着德国轰炸机的噪音，圣-丹尼斯和丘吉尔在白厅地下的战争工作室里，由圣-丹尼斯将他的演讲稿翻译成口语化的法语。

丘吉尔对圣-丹尼斯再三强调，“我想让它听上去像是我在讲话，不是你在讲话，甚至不是像用法语讲话。不要让它听起来过于正确。”当翻译完成后，丘吉尔用他特别的法语腔调大声朗读了讲稿。圣-丹尼斯觉得这有点做作，丘吉尔自己后来也承认了。他喝了一口白兰地说道，“如果我会说完美的法语”，法国人“就不太喜欢听了”。

圣-丹尼斯向“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的听众们介绍了丘吉尔，并在整个广播中与他待在一起，那是在战争办公室的一间衣橱大小的播音室里。因为临时播音室太小，在英国首相发表他在战争期间最雄辩的演讲之一时，圣-丹尼斯就坐在他的膝盖边。他用法语开场：“这是我，丘吉尔，在和你们说话。”丘吉尔重申了他对法国重生的强烈信念，他说：“我永远不会相信法国的灵魂已经死去，我永远不会相信它会永久地失去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解放，就像第二天的黎明一样一定会到来。”在此之前，他建议法国人“去睡觉，为黎明的到来积聚力量……光明将照耀着勇敢和真诚、善待所有正在为事业而受苦的人，荣耀将撒在英雄的坟墓之上，这将照亮黎明。法兰西万岁！”

法国人的反应是群情激奋。丘吉尔的朋友，法国画家保罗·马兹（PaulMaze）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救命输血时的一滴滴血。”在广播当天，巴黎附近的城市莱切的一位教师给他的学生布置了一个不寻常的作业。他说：“今天晚上，我们将会收听盟军领导人的讲话。广播将会被严重干扰，你们每个人都要把听到的每一句话好好记下来。明天，我们将把它们一句一句拼凑起来。”第二天，整个班级成功地重新整理出了丘吉尔的演讲稿。

考虑到压倒性的拥戴盟军的公众反应，这可能不是巧合。就在丘吉尔发表演讲一周之后，在对公众的遏制方面曾比法国北部的德国政权更宽松一些的维希政府，对收听外国广播节目下达了更加严厉的禁令，将罚款提升了四倍，达到了10000法郎，并加两年监禁。

“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团队和BBC其他法语部门所面对的最头痛的事情之一是如何对待贝当元帅和维希政府。当里夫斯在1940年夏天监察批判贝当的一次广播时，发现这样的话题非常敏感。她事后告诉默罗：“在伦敦的法国人有一半因为攻击贝当而攻击我，而另一半则想变本加厉，认为对他的攻击还不够。”默罗建议她暂时不要攻击。他说：“法国现在还需要贝当。你可以批评他的政策，但如果对他进行个人攻击，那将是灾难性的。”

当谈到维希领导人时，“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团队的成员与他们的法国同胞一样也是存在对立看法的。团队中的一个人对贝当激烈地反对，他不惜向BBC里亲近贝当的同事挑战要求进行对决。相比之下，圣-丹尼斯对于元帅持有敬意，并认为太匆忙地谴责他会疏远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与从一开始就攻击贝当是“我们的失败之父”的戴高乐不同，圣-丹尼斯在广播的头几个月里拒绝批评贝当。他的谨慎以及他早先拒绝加入法国自由运动激怒了戴高乐。戴高乐多次试图让BBC放弃“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的节目，但没有成功。这两个人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着他们的政治和个人争斗。但在法国，他们的听众却不知道在伦敦的法国社区陷入了深刻的分裂和对抗，还以为他们两个是亲密的盟友。

由于维希政府与敌人的持续合作以及德国对法国人压迫的不断升级（“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对此进行了报道和评论），法国公众的态度开始慢慢转变了。1940年10月24日，贝当在法国中部的一个小镇蒙托里会见了希特勒。不久之后，他就宣布他和他的政府将奉行与德国进行正式合作的政策。从那时起，纳粹德国就可以依靠法国当局的帮助在法国南北两个地区执行他们的政策，这很快就导致了将法国的犹太人抓捕起来并送进集中营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