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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巨人之间的游戏规则（第1页）

第二部分巨人之间的游戏规则

第13章　富人和穷人的关系

欧洲盟友的重要性正在消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伦敦保留了两个大使馆。格罗夫纳广场占地半英亩的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大约有700名雇员。在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Joh）大使的主持下，这个在美英关系中疯狂作响的神经中枢是美国在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外交使团。24个电话接线员保证了24小时全天候的服务，以处理每天进出的6000多个电话。

第二个大使馆开设在伯克利广场的一套公寓里，距离怀南特繁忙的领地仅有几个街区，那是为流亡的欧洲政府服务的。那套公寓主卧室的墙上挂着巨大的欧洲地图，那是大使的办公室。它的面积比其他房间大一倍，其余六名工作人员在客厅或较小的卧室里工作。门厅是大使馆的接待区，那里有一排狭窄的木凳，欧洲领导人和其他访客会坐在那里等候他们的约见。

粗看上去，美国驻被占领的欧洲大使小安东尼·德雷克塞尔·比德尔（AnthonyJ。DrexelBiddle）就像他的使馆所占据的空间一样很不起眼。比德尔是一个从费城的两个最古老、最有关系的家庭中脱颖而出的有钱的社会名流，就像《生活》杂志描述的那样，“在财富和社会关系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

40多岁的比德尔经常出现在年度最佳穿着的美国男士名单上，他在多个公司董事会和20多个私人俱乐部拥有会员资格，迷人且有风度。他喜欢称呼他遇到的每一个人为“老运动员”或是“老男孩”，无论是否熟识。一位英国官员曾经讽刺地说道：“人们期待他能够飞到空中，跳一场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Astaire）式的舞蹈。”

比德尔外交生涯的第一次提名是在1935年作为美国派驻挪威的大使，那是作为他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一次总统竞选时的大笔捐款的一种回报。当时，这个任命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一位记者写道，他“以前的职业生涯中没有任何线索可以与他未来辉煌的外交成就有上哪怕一丁点的联系”。

然而事实上，几乎让所有人都吃惊的是比德尔证明了自己是擅长于外交“游戏”的人。虽然他的财富是百万富翁的很多倍，他却喜欢民主的、非正式的风格。这对倡导平等主义的挪威人，尤其是哈康国王很有吸引力，他们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虽然他热情活跃，但比德尔对待工作却是非常认真的。他努力掌握要点，向国务院发送的报告“因为具有权威性、准确度和全面的分析而与众不同”。

1937年，他被任命为驻波兰大使。当两年后德国人入侵时，他和他的属下在千钧一发的逃跑行程中开车跨越了波兰全境，经常在空中出现德国飞机时停下车来，跳进路旁的沟渠里躲避。在跟随新成立的波兰政府流亡到法国之后，他在1940年6月被罗斯福总统指派陪同逃亡的法国官员从巴黎逃往图尔，然后再到波尔多。一位观察家写道：“在五年长的时间里，比德尔从一个玩弄外交手段的社会名流演变成为在人类历史上最悲惨且最脆弱时刻的一名美国特工。”没有一名美国官员能比他更清楚地知道这场野蛮的新型战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他被任命为大使的那个国家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害又有多大。

他还知道，任命一个人作为派往多个流亡政府的大使是一种不合常理的做法。无论他如何努力地工作，尽可能多地尝试，他也无法充分满足他们的需求，并缓解他们的担忧。他还意识到他的任命对与他在伦敦相处的那些欧洲官员来说是一个信号——他们的国家在罗斯福政府的眼中并不重要。

让各国流亡政府更为担忧的是，曾经是他们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温斯顿·丘吉尔，也将很快与美国政府持有同样的看法。尽管丘吉尔很清楚，他对欧洲人为英国生存所作的贡献欠下了“债务”，但他更需要那两个新加入的盟国：苏联将解除英国在其海岸线与德军交战的巨大负担，而美国将提供进攻西欧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所需要的军力和工业支持。

当德国在1941年6月对苏联发动突然的闪电袭击时，伦敦仍然在努力从历史上破坏最严重的德国轰炸袭击中恢复过来。与其他轰炸所造成的破坏一样糟糕，但没有一次轰炸造成的破坏接近5月6日轰炸风暴所造成的破坏程度。那次轰炸对伦敦的许多地标建筑，包括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和议会大厦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并炸死了1436名伦敦人，突破了城市历史上每天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几乎找不到制止这种空中屠杀的任何方法。英军处于全面防守的态势，看不到一点点最终能获得战争胜利的希望。

当丘吉尔听到德国人在1941年6月22日向苏联进军，开辟了一条沿着黑海延伸到波罗的海的广阔前线时，他很高兴，那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尽管苏联在1939年8月以后就与德国建立了准联盟，并向德国提供石油、粮、棉、铁矿石等对战争至关重要的物资。然而丘吉尔没有和他的任何欧洲或英联邦盟友商量，就直接发表了广播，许诺将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和他的国家。

尽管他藐视所谓的斯大林的“邪恶政权”，但丘吉尔看到的是苏联不情愿地加入了盟军是救赎英国和他自己的一个奇迹，让他们能够喘一口气并重整旗鼓。美国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也加入了战争，这最终完成了对英国的救赎。苏联和美国曾尽一切可能想避免加入冲突，但在丘吉尔看来，一旦他们被卷了进来，盟军的胜利将是确定无疑的。

然而，在194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前景似乎非常不可能成为现实。当德国人横扫苏联直冲莫斯科时，苏联一路上节节败退，而美国加入战争以后也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在面对珍珠港失去了大部分美国舰队的震惊之后，是日本对关岛、维克岛和菲律宾的占领。对于英国来说，情况更糟。上一年在法国、希腊和克里特岛被德国人打败之后，他们现在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又败于日本。香港于1941年圣诞节陷落，接着是新加坡、缅甸和马来西亚。特别是以前被视为英国在远东的无敌堡垒——新加坡的陷落产生了更大的冲击。英国人无法理解驻守在新加坡的85000人的守军为什么这么快就投降了。在下议院讲话时，情绪激动的丘吉尔把它称之为“我们历史上英国武装力量遭受的最大灾难”。

不幸的是，新加坡几乎不是1942年春季和冬季出现的一系列似乎是无休止的英国军事灾难的最后一场。在北非，隆美尔将军在利比亚发动了一场对英国军队的新的进攻，夺回了刚刚被英国夺取的城镇。到了6月份，在长期被围困之后，位于利比亚东部的一个主要的英国堡垒托布鲁克港陷落了，30000多名英国士兵向一支相对较小的德国部队投降了。与新加坡的损失相比，这次失败的战略意义更加重大。夺取托布鲁克使德国人扫清了通往开罗和苏伊士运河的道路，它威胁到英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存在。

自从1940年4月以来，除了不列颠之战以外，英国人遭受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羞辱。随着1942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英国公众的情绪越来越恶化。在公众和议会中，他们对政府在战争事务的处理上普遍持有怨言。议会中的一名议员甚至建议解雇所有的英国将领，由波兰、捷克和自由法国运动的军官取代他们，“直到我们能够培养出自己的训练有素的指挥官”。

在1月份和7月份，丘吉尔在下议院两次遭遇了对他领导的战争方向的不信任投票。虽然他两次都获得了大胜，但对他的领导能力的攻击也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心理伤害。1942年初，他的女儿玛丽在日记中写道：“爸爸的情绪非常低落，他的身体也不太好，他在接连不断的高压事件下遭受磨难。”

当无情的战争还在进行时，丘吉尔并不想与罗斯福和斯大林争论他们对较小的欧洲盟友所持的轻视态度，这些盟友是被作为小人国来对待的。1942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华盛顿象征性地签署了建立联合国的协议。总统把参加盟军的26个国家戏称为联合国，所有这些国家都承诺将全力投入战斗（除了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以外，联合国主要由被占领的欧洲、英联邦和中南美洲的国家组成——作者注）。罗斯福宣称：“联合国将是一个由享有同等尊重和同等重要性的独立的人民所组成的协同组织。”然而，只有苏联和中国这两个曾称为主要盟友的国家的首脑，在事先被征求了对文件起草的意见，也只有苏联和中国大使接到了正式的邀请，见证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白宫的签字仪式。其他盟国的大使只是被告知，他们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到白宫来签署宣言。波兰驻华盛顿大使扬·切哈诺夫斯基指出：“如果联合国还能被看作是一个国际大家庭的话，那它里面肯定存在着有钱人和穷人的关系。”

在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表现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谈论小国命运的习惯，就好像他们的命运是他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的一样。例如，在1942年与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Molotov）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总统曾说苏联需要在北方有一个不冻港，并建议苏联将挪威沿海城市纳尔维克拿下来。大为震惊的莫洛托夫拒绝了这一建议，声明他的国家“对挪威没有任何领土或其他的要求”。

几个月后，在白宫与英国生产部长奥利弗·利特尔顿（OliverLyttelton）的谈话中，罗斯福提到了比利时两个主要民族之间的分歧：讲荷兰语的佛兰芒人和讲法语的瓦隆人。他宣称佛兰芒人和瓦隆人“不能在一起生活”，他提议：“战后，我们应该建立两个国家：一个叫瓦隆国，一个叫佛兰芒国，我们应该把卢森堡与佛兰芒国合并在一起。”这种迫使欧洲盟友自行分裂的想法令人难以置信。利特尔顿后来是这样写罗斯福的：“他会将他对动**而困扰的世界的想法，以轻松的、不考虑后果的方式在谈话中说出来。一个握有如此之大权力的人这样说话，真是令人害怕！”

当利特尔顿向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报告罗斯福的评论时，伊登认为总统是在开玩笑。但是当伊登自己在1943年3月访问白宫时，罗斯福又重新提出了这个建议。伊登说：“他看上去似乎在摆布许多国家的命运，不管那是敌人还是盟友。我对那个想法礼貌地泼了一点冷水，总统就没有再提那个问题了。”

罗斯福对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和其他小国盟友的态度，揭示了他极其复杂的个性中的一些矛盾。他真诚地相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任务将是帮助建立一个更加自由、更为公正的世界。然而，他也认为，美国、苏联和英国有权对那些不那么强大的国家进行控制，不仅在战争期间是这样，而且在战后也是如此。

虽然在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公开场合上继续倡导所有国家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像其他较小的盟友一样，被占领的欧洲国家都被排除在所有重要的战争计划之外。例如，流亡政府的军事人员被禁止参加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而那个机构是负责对盟军未来的军事行动进行规划的，其中包括在欧洲各国自己的领土上将展开的军事行动。日本人在1942年3月夺取了荷兰的东印度群岛，但让荷兰政府极度愤怒的是，在与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针对日本的军事行动有关的所有高层决策中荷兰都被排斥在外。

由于美国和苏联加入了盟军，所有流亡在伦敦的欧洲人的影响力都被削弱了。但是自由法国运动、波兰和捷克的抵抗组织都清楚他们的战争努力和他们国家的未来受到了急剧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