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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英格兰游戏 特别行动处在荷兰遭受灾难性失败（第3页）

从1942年3月起，接连不断从英国涌入的特工和武器都被送到了阿勃维尔和盖世太保手中。像劳威一样，那些后来的无线电报务员也同意“回放”他们的电台，相信特别行动处会马上注意到他们空缺的安全检查密码。然而一次又一次，没有人在乎空缺的安全检查密码。就像劳威所说的那样，新来的特工们对“这种持续的最严重的疏忽”的反应是“愚蠢的困惑”。

起初，吉斯克斯也感到困惑。像劳威一样，他把特别行动处与军情六处混在一起了。长期以来他一直认为军情六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机构，“以其长期进行的地下战争的经验和无懈可击的技能而闻名”。但是，随着“英格兰游戏”的进行，他的看法改变了。他写道，这些特工是“业余爱好者，尽管他们在英国接受过培训”，但他们在为“艰巨的任务”做准备时却极为草率。

吉斯克斯在审讯中让好几位特工相信，他们立即被捕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特别行动处的巨大失误，而是由于特别行动处总部中的双重间谍将他们出卖给了德国人。由于这个谎言而受到震惊和失望，加之吉斯克斯向他们允诺在战争结束时给他们自由，他们中的许多人默默地接受了吉斯克斯的条件，说出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没多久，吉斯克斯、斯瑞德及其下属就积累了大量关于荷兰分部的信息，其中包括有关官员、教员和训练学校的详细信息。

到1942年6月，15名特工被派往荷兰。在荷兰分部的官员看来，他们在组织荷兰抵抗运动的工作方面进展顺利。然而，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为了监督这一扩大了的工作，下一个要被空投的人是乔治·詹布罗斯（GeeJambroes），他是抵抗运动的前领导人。他在1941年年底逃到英国，与荷兰流亡政府有紧密的联系。

詹布罗斯的任务是集中对荷兰所有抵抗团体的指挥权，并将那些抵抗团体组建成一支能进行破坏活动的地下军队，做好准备在盟军进攻欧洲时发挥作用。为了帮助他完成这个巨大的冒险任务，特别行动处还将向他派送20名特工，其中10人将担负组织抵抗运动的任务，另外10人是无线电报务员。他还将与各个抵抗团体的领导人密切合作，在一个被称为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组织的“大伞”底下统一起来。

1942年6月26日，詹布罗斯和一名无线电报务员以及数吨武器和炸药被空投到了荷兰。当然，迎接他们的是包括吉斯克斯和斯瑞德在内的一大批德国人。经过一整晚对詹布罗斯的审讯，阿勃维尔和党卫军反间谍机构完全掌握了他的任务细节。这些信息的意义对于吉斯克斯和斯瑞德以及他们在柏林的老板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次行动能成功地继续进行下去，“英格兰游戏”可能会提供线索使其掌握盟军进攻欧洲的确切时间和地点。

但在短期内，德国人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荷兰分部向特别行动处高层报告了詹布罗斯“成功”到达荷兰之后，詹布罗斯接到了一项指令，要求他与荷兰最大且最有组织的抵抗团体“OD”的领导人取得联系。正如吉斯克斯所承认的，德国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OD”的领导人是谁，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他们。因此，继续发送虚构的成功报告将难以维持下去。吉斯克斯的解决方案是以詹布罗斯的名义向伦敦发送一份电报，告诉他们“OD”的领导层已经被德国的告密者所渗透，与“OD”的领导人取得联系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吉斯克斯向詹布罗斯提出了让詹布罗斯与地方的“OD”组织普通成员联系的反建议，特别行动处和荷兰流亡政府显然不知道那些人的名字。荷兰分部同意了。

在1942年的夏天和秋天，特别行动处获得了吉斯克斯、詹布罗斯发来的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报告：詹布罗斯应当联系上的抵抗团体在训练中取得了惊人的进步，现在非常需要更多的教练和武器。吉斯克斯后来写道，伦敦以“传送带”的方式作出了回应：派出了27名特工和数百台额外的设备和用品。到1942年12月，共有43名特别行动处和军情六处的特工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

另一个问题是伦敦不断要求特工们采取行动。特别行动处在收到了关于荷兰地下军队发展情况的报告后，要求看到有关其发展状况的证明。吉斯克斯记得，伦敦“对造船厂、船舶和船闸展开攻击”的要求变得越来越迫切了。他和他的同事们别无选择，只好调动他们的创造力来编造正在对德国目标进行积极破坏的故事来说服特别行动处。

吉斯克斯调用了布鲁塞尔的一个阿勃维尔破坏小队，在荷兰铁路线上制造了一起作秀的爆炸事件。那次爆炸没有造成真正的破坏，但被荷兰新闻界广泛报道，并在荷兰铁路工人中被大量谈论。又有一次，一艘运载飞机零件的驳船在大白天驶向鹿特丹港时被炸毁。亲眼目睹了爆炸事件的鹿特丹民众一片欢呼，然而他们却不知道那艘驳船是一艘将被遗弃的破船，飞机零件也都来自失事的飞机残骸，已不可能再次被使用了。

有一次，伦敦下令炸毁几个发电站和一个由德国人使用的关键的无线电发射塔，这种破坏行动显然不能伪造。对破坏发电站的任务，吉斯克斯联合詹布罗斯向伦敦解释说三名破坏者在完成任务之前误踩了一个雷区。至于对无线电塔的破坏，在荷兰新闻界传播着一个“不明身份的犯罪分子”试图炸毁无线电发射塔但却没有成功的故事。荷兰分部接受了他们的解释，没有做进一步的追究。

到1943年初时，“英格兰游戏”已经扩展到了非常巨大的规模，吉斯克斯被迫采取控制措施。他写道：“我面临着与伦敦保持联系……提供近50名特工报告的多方面活动信息的问题。我们想长期保持这种状态似乎是不可能的。”他的解决方案是通知特别行动处，令人遗憾的情况发生了，有几名特工遇到了致命的事故或被德军抓捕并杀害了。

尽管荷兰分部似乎并不怀疑吉斯克斯称之为“童话故事”的“事实”，但越来越多的局外人开始对整个荷兰行动产生了怀疑。威廉明娜女王的女婿伯恩哈德王子告诉英国人，他的政府担心荷兰发生的“一切都很不好”。特别行动处密码部门的几名官员指出，荷兰特工的电报缺少安全检查密码。一名官员坚持不懈地发出警告，结果他的上级告诉他，如果他再敢提起这件事的话，他将被征召进英国陆军并被送上前线。

还有一些将荷兰特工运送到空投地区的皇家空军飞行员也对此产生了怀疑。飞行员们指出，他们在飞到荷兰或进行空投时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没有看到过德国的夜间战斗机或高射炮炮火，着陆区完全展开并有很好的照明。按照一名飞行员的看法，“这过于完美了”。当飞机开始回家时困难就出现了。一名皇家空军中队的队长回忆说：“看起来飞机很容易飞进去，然后在出来时飞机就消失了。不是所有的飞机都这样，但很明显飞出来时非常困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十二架皇家空军的轰炸机被击落，德国战机就等在他们从荷兰回家的路上，损失远远高于在法国或其他西欧国家执行类似任务时的损失。

在对特别行动处在荷兰的活动持怀疑态度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人比利奥·马克斯更坚定执着的了。在194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再向查尔斯·布利泽德和其他荷兰分部的官员发出警告，指出他们的特工缺少安全检查密码，但每次都被回绝了。他回忆说：“他们对我提出的关于特工安全的询问都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他们一切都很好。我们有自己的办法来检查他们的安全。’我无法追问特工们到底处在什么状况之下。”

马克斯最终把他的怀疑交到了特别行动处总裁查尔斯·汉布罗（CharlesHambro）爵士手上。但他的证据似乎也没有引起汉布罗的重视。当特别行动处总裁要求更为确凿的证据时，马克斯将注意力转向了一项对荷兰报务员在过去几个月内发来的不可解密码信息的研究上。他发现，令人惊讶的是在那段时期内从荷兰发来的信息中没有一次出现过不可解密码。他问自己，“为什么唯独荷兰特工从未在编码中犯过错误呢？难道他们的工作条件是如此安全，让他们有足够多的时间来为他们的信息编码，而不必担心德国人在搜寻他们？”为了测试他的理论——德国人正控制着荷兰的无线电通信，他发送了一个信息给荷兰。以“嘿，希特勒”的缩写“HH”作为电文的结尾。当他收到一个也以“HH”结尾的即时回复时，马克斯马上就知道了这是德国人回复的（随着“英格兰游戏”的扩展，德国的无线电报务员已经开始接替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了）。

试想一下“被关在荷兰的监狱里，却希望在伦敦仍然有人是清醒的”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这位特别行动处的密码总监终于感悟到了荷兰特工的“苦心”。1943年1月，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研究了荷兰与伦敦之间交换的所有电报。当他结束研究之后，写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四页报告。他说，那四页报告只用一句话就可概括：“让上帝保佑那些特工。”

在他的备忘录中，马克斯提到了从荷兰发来的几条详细描述了敌后特工遭遇的各种危险和致命事故的信息。他继续说道，然而“尽管遭遇溺水死亡、误踩雷区、空投事故，尽管遇到了各种困难、挫折和沮丧，但是居然没有一个荷兰特工会紧张到在他的编码中出错”。他补充说，问题“已经不再是某个特工被德国人抓住了，或是某个特工现在还是自由的”这么简单了。

当马克斯向特别行动处密码部门负责人、马克斯的顶头上司弗雷德里克·尼科尔斯（Frederiicholls）上校报告他的结论时，尼科尔斯说：“这肯定不能不予以重视！”他将把报告转交给特别行动处的高层官员。几个月后，新任为特别行动处总裁的科林·古宾斯召见了马克斯。古宾斯告诉马克斯，由于他的报告，对荷兰特工的安全将进行独立调查。但古宾斯又说，在调查的过程中，除了尼科尔斯或古宾斯以外，禁止马克斯与其他任何人讨论他的怀疑。

同意保持沉默，马克斯等待着调查的开始。但是随着1943年的冬天转为春天，他没有看到任何行动的迹象。马克斯终于得出了结论，古宾斯已把他的报告压在箱底，因为他担心报告里那些烫手的内容可能意味着特别行动处的终结。古宾斯知道，特别行动处在荷兰显而易见的成就被认为对于“D日计划”和特别行动处在白厅的信誉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几个月前，汉布罗就向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WilliamDonovan）发过电报，承诺说：“特别行动处将在1943年2月前准备好，至少可以在法国和低地国家展开行动，我相信这将标志着欧洲抵抗运动的转折点。”马克斯后来写道，当他看到那份电报时，“我尽力克制住自己不要大声喊出来，‘难道汉布罗不知道低地国家特工们的安全系数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了吗？’”

不过，在马克斯递交了报告之后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查尔斯·布利泽德被撤销了荷兰分部负责人的职务，改由在荷兰长大的英国商人西摩·宾汉姆（Seymham）取而代之。宾汉在战争开始后曾在伦敦为军情五处工作，在1941年中期因酗酒而被解雇。后来理查德·拉明把他拉进了特别行动处。在他领导荷兰分部的11个月时间里，他将和他的两位前任一样近视并且继续误导大家。

而更令人不安的发展是马克斯被告知，特别行动处已决定非但不取消向荷兰继续空投特工，反而要增加空投的数量。1943年3月至5月，又有九名特工空投到了荷兰。而他们一落地，就都被吉斯克斯的人抓获了。到了那年5月份，关押特工们的荷兰监狱变得如此拥挤，每间牢房中挤进了三名特工。

在离开伦敦之前，每位特工都会来见马克斯，以进行最后的密码通报。那些会见对马克斯来说是极其痛苦的。虽然他知道那些特工很快就会遭遇他们的厄运，但是他的上司禁止他警告他们。

1943年7月，在古宾斯承诺进行调查四个月后，尼科尔斯上校终于通知马克斯，调查即将展开，他将被召见充当见证人。但他也被告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他向调查人员提交自己的报告或怀疑，那些进行调查的人必须独立地确定在荷兰发生的事实真相。当尼科尔斯问马克斯是否有任何问题时，他回答说：“只有一个问题，先生。这是一次真正的调查还是一次内部的掩盖？”对马克斯来说答案是十分明确的。

正如马克斯后来所指出的那样，特别行动处已经成为一个对自己在荷兰的特工和荷兰抵抗运动中许多成员的真正威胁，他们的“生命被不必要地抛弃了”。利用阿勃维尔审讯被捕获特工时收集到的信息，与德国人勾结的荷兰合作者渗透进了许多抵抗团体，这导致了抵抗运动成员被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

1943年3月，一名德国的合作者伪装成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与荷兰前首相柯斯·伏林克（KoosVorrink）进行了接触，伏林克当时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合作者告诉伏林克，荷兰流亡政府想知道伏林克创建的地下组织成员中一批著名的荷兰政客的名单，前首相向他提供了名单。到了第二天下午，伏林克和150多名关键的抵抗运动成员就都被关进了监狱。

德国人的“英格兰游戏”的胜利也瓦解了荷兰的抵抗运动。分散的残余抵抗组织继续活动着，然而没有武器和有效的指引，他们几乎无法完成任何有效的打击。吉斯克斯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指出：“盟军试图在荷兰建立武装进行破坏，以期在入侵的关键时刻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但被我们阻止了。”

战争结束以后，在荷兰流行着各种谣传。有人指控“英格兰游戏”事件实际上是特别行动处荷兰分部中的某个叛国分子的作为；也有人指控那可能是英国人故意牺牲荷兰特工，以误导德国人认为是盟军可能在荷兰发起入侵。尽管特别行动处和军情六处在战时造成了所有这些令人震惊的失误，但是英国秘密特工的绝不会失败的神话仍然在荷兰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广泛流传。对许多人来说，根本无法想象“英格兰游戏”所造成的损失居然是因为某些愚蠢的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特工所致。在战争结束四年之后，英国要求荷兰政府对“英格兰游戏”中“掩盖事实的回应”进行调查，使得这个故事更加模糊不清。当荷兰议会的一个委员会于1949年10月抵达伦敦进行调查时，已经成为特别行动处战时记录监管机构的军情六处管理机构声称，大部分荷兰分部的档案已经不复存在了。事实上，根据一位特工的说法，这些报告以及其他许多特别行动处的记录都是“一些等待爆炸的定时炸弹”。它们于1946年初在一场神秘的火灾中被烧毁了。在这些失踪的文件中包括利奥·马克斯在战后撰写的关于“英格兰游戏”和荷兰分部在战争前三年里整体表现不佳的长篇报告。马克斯几年后说：“我为特别行动处工作的时间太长了，我不相信火灾是一次意外事故。”他的许多前同事有着和他一样的看法。

在寻求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书面证据方面受到阻挠之外，荷兰调查委员会也曾被允许与参与荷兰秘密行动的特别行动处和军情六处官员进行过几次正式接触。不幸的荷兰分部第一任领导人理查德·拉明是唯一提供官方证词的前官员，他的证词主要是解释英国官方保密法案的复杂性。在不做记录的情况下，有几位前特别行动处官员，包括科林·古宾斯也同意与荷兰调查委员见面，所有人都否认特别行动处与德国人非常成功地捕捉了他们荷兰特工的行动有任何瓜葛。

1943年在法国也出现了同样的不幸场景，而其影响甚至更加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