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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下次得更小心些 特别行动处在法国溃败了（第3页）

萨提尔怀疑的目标是一个长着黑色卷发的法国人，他控制着特别行动处进出巴黎地区的所有空中交通，并恰好是莫里斯·巴克马斯特特别喜欢的一名特工。

每个人都会觉得亨利·德里古（HenriDéricourt）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在巴黎地区，大多数特工都不是用降落伞空投而至的。相反，他们乘坐可以在非常小的空地上起飞降落的皇家空军轻型飞机抵达。德里古负责找到那些起降地点，并保证特工抵达法国时和返回伦敦时的安全。这是一项精细而冒险的工作，也是一个杰出的“物流”成就——控制在德国占领的巴黎25英里范围内的皇家空军飞机的起飞和着陆。有那么多可能会出错的机会，但由德里古负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即使是非常警惕的弗朗西斯·卡马斯也对33岁的德里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43年3月卡马斯从伦敦来时，他迎接了他。卡马斯回忆道：“德里古的运作很顺利、很安静，没费大力气、没有发生干扰，非常安全。当你了解实际情况以后，就感到一切都很正常。”

在1939年以前，德里古有过一个变化良多的职业飞行员生涯，他在不同的时期当过特技飞行员、邮件飞行员和试飞员。战争爆发后，他在维希的一家小型航空公司当飞行员，同时晚间在黑市倒卖情报，并为美国驻维希大使馆作兼职情报人员。当他表示有兴趣为盟军全职工作时，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帮助他偷渡到了伦敦。

英国国内的反间谍、反渗透安全机构——军情五处的官员在德里古抵达英国时对他进行过询问，并从一开始就对他有所怀疑。他坦率地承认在战前他就与巴黎的德国高级情报人员很熟识。事实上，他经常和卡尔·博梅尔伯格（KarlB?melburg）将军交往，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后还是那样，而博梅尔伯格是党卫军在法国的反间谍部门的头目。军情五处并不清楚德里古与博梅尔伯格的关系究竟有多深，但认为对他的了解已经足够否决他参加秘密工作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莫里斯·巴克马斯特立即录用了。巴克马斯特那时急需一名在法国北部经验丰富的航空运输官员，因为“D日”的准备工作正在加速。1943年1月，德里古回到了法国，并立即获得了成功。他迅速安排了来自“兴旺”和其他组织的特工的抵达和离开，以及空投了200多个武器和炸药箱子。

大多数见过德里古的特工都喜欢并信任他。很多人都把绝密报告交给了他，让他交给飞行员带回伦敦。报告内容包括对即将进行的破坏行动的描述，参加行动的人员、地址以及预定目标的一些照片。不过，也有人对他持怀疑态度，指出德里古几乎对他碰到的每一个特工都会盘问一番。法国东南部一个主要组织的负责人、20岁的托尼·布鲁克斯（TonyBrooks）即将飞往伦敦作短暂停留前，德里古就问他：“你是不是‘皮门托’的组织者？”当布鲁克斯说他只是一个信使后，德里古又不停地问他：“你住在哪里？你是什么时候到巴黎的？你什么时候从伦敦回来？”布鲁克斯拒绝做进一步回答。

另一位特工哈利·德斯佩涅（HarryDespaigne）说：“你不应该被那些刚刚与你接头的人盘问。”德里古向他提了很多问题，想要他说出他在法国的任务在哪里，是什么。“我不会跟他说话，我当天就离开了巴黎。”

在德里古抵达法国几个月后，对他的怀疑开始成为公开的谴责。法国西北部一个抵抗组织负责人亨利·弗雷格（HenriFrager）告诉特别行动处，他认为德里古在把特工的报告送往伦敦的同时，会抄写一份转送给德国人。与此同时，军情五处也向特别行动处提供了自由法国运动安全部门的一份报告，称“自从法德停战以后，德里古就开始在法国频繁地出现在德国人的圈子里”。

巴克马斯特的F分部副手尼古拉斯·博丁顿（NicholasBodington）马上为德里古进行辩护。博丁顿曾是路透社驻巴黎记者，他在战前就是德里古的朋友。据一些人的说法，他也认识博梅尔伯格将军。博丁顿在巴克马斯特面前坚持那些对德里古的指控是不真实的，称他们是“典型的法国诽谤”。

他并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说服了F分部的头儿，对德里古的指控是错误的。巴克马斯特无法想象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个把接应他的特工进出法国的工作做得如此出色的人可能会成为一个叛徒。战争结束后，巴克马斯特也从未想过德里古可能是一个德国间谍，他声称那些指控纯粹是出于嫉妒：“德里古的效率……令人瞠目结舌。因为他的成功所以引出了他被德国人控制的那种肮脏的念头。”

事实上，对德里古的每一项指责都是真实的。他在1943年1月抵达巴黎三天后就与博梅尔伯格联系上了，后者安排他住进了巴黎的豪华酒店布里斯托尔，那里是德国重要官员驻扎的地方。不久之后，德里古就正式成为党卫军博梅尔伯格将军的特工，在德国人的档案中代号为BOE48。博梅尔伯格又把他介绍给了他的直接下属约瑟夫·基弗，德里古和基弗开始一起工作了。

从那以后，德里古向党卫军提供了每个进出巴黎地区的特别行动处特工的详细信息，包括每次降落的日期和地点。德国人接受了德里古的附带条件，尽管盖世太保警察就驻守在附近，几乎从特别行动处特工着陆的那一刻就开始监视他们，但德国人将不干涉他的任何行动。

由于巴克马斯特决定不对德里古进行调查，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们继续在他的接应下降落。直到1944年2月，他们仍不知道盖世太保的警察在他们下飞机时正在监视他们。几乎所有的特工都是在到达的当天或之后很快被捕的。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有传言说德里古并不是唯一的叛徒。军情六处的副总裁克劳德·丹西也被指控为叛徒。而对丹西发出指控的人中就有特别行动处的新任总裁科林·古宾斯，他显然认为他的对手在“兴旺”组织的垮塌中发挥了作用。根据战时英国驻美国情报活动负责人威廉·斯蒂芬森（henson）的说法，古宾斯在“兴旺”组织垮塌的过程中便有了“丹西曾经参与其中的印象”。斯蒂芬森回忆说古宾斯曾告诉他：“丹西已经把在法国的一些重要特工出卖给了敌人。”他补充说：“古宾斯不是一个撒谎或夸张的人，所以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我自己也曾有过那样一种印象。丹西是个邪恶的人，他会对任何挡他道的人毫不留情地采取行动。”

赞同那种看法的人还有古宾斯的副手哈里·斯波伯格（HarrySp），他在战后曾对一位采访者说：“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军情六处会毫不犹豫地利用我们或我们的机构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即使这意味着会牺牲一些我们的特工。”

毫无疑问，丹西和斯图尔特·孟席斯仍然全力阻止特别行动处在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运作，他们认为特别行动处正在危及他们安排在这些国家的情报特工的安全。孟席斯曾在1943年1月公开说过，如果古宾斯在法国的组织“可以被抑制，我们的情报活动就会受益匪浅”。然而，到那时为止，他企图说服丘吉尔终止特别行动处活动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毫无疑问，克劳德·丹西对敌后特工的命运也是冷漠无情的。作家萨默塞特·毛姆（Sham）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是军情六处的特工。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系列短篇小说《阿申登》（Ashenden），他将丹西作为书中主要人物之一——招募特工的英国情报机构军官R上校。R上校在书中的一个故事里告诉他的门徒说：“很多人都在谈论人类生活的价值。你可能会说你在扑克牌游戏中使用的算法也有其内在的价值，而它们的价值就是你想要它们去完成的。一般而言……人就像一种算法一样，如果有人为了感情上的理由把算法看作是人，那他就是一个傻瓜。”

为了利用“兴旺”组织的垮塌得到好处，孟席斯迅速向英国总参谋长和联合情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特别行动处在法国活动的报告。军情六处的负责人在报告中宣称：“那里的抵抗组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摧毁了，敌人必定掌握了这些组织的很多细节……他们不能再被认为是抵抗运动中重要的一部分了。”

联合情报委员会同意了孟席斯的报告。它向丘吉尔建议由军情六处控制特别行动处的运作，并停止英国皇家空军前往法国提供补给。让孟席斯和丹西感到沮丧的是首相否决了这两个提议。他强调，法国的抵抗运动对战争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敌人的报复确实可怕，但他补充说，必须记住“烈士的鲜血可以浇灌蓬勃发展的种子”。

克劳德·丹西是否在“兴旺”组织的垮塌中起过作用？这种猜疑在战后继续流传，而且成为1988年一本名为《国王的仆人》一书的主线。在那本书里，BBC前制作人罗伯特·马歇尔（RobertMarshall）声称丹西曾在巴克马斯特面前替德里古涂脂抹粉，而德里古实际上是一名多重特工，也向军情六处报告在法国的德国人的反间谍行动。但问题是这个论断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它。

然而这并不是唯一一次丹西的名字与一个成了叛徒的英国特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41年8月，军情六处在丹西的命令下，派出了一个名叫布拉德利·戴维斯（BradleyDavis）的无线电报务员加入法国正在快速发展的由玛丽?马德琳·富尔卡德（Marie?MadeleineFourcade）领导的“联盟”抵抗组织——军情六处最重要的情报组织之一。第一次见到戴维斯的时候，富尔卡德和她的同事们都惊呆了。她回忆说，他看上去像是“在模仿一个最离谱、最可笑的‘典型’法国人……穿着一件短上衣和马甲、一条带条纹的长裤、一个有斑点的领结，戴一副夹鼻眼镜，在一小撮山羊胡子下面是一件圆领笔挺的衬衫，还有一顶显示身份的礼帽。这是英国情报特工吗？男孩们开始大笑起来”。

不久之后，传来消息说诺曼底和巴黎的大批“联盟”成员被逮捕了。富尔卡德的一名特工从法国首都向她传达了一个信息：代号为“布兰奎特”的戴维斯将他们出卖给了盖世太保。当她向伦敦军情六处的联络官肯尼思·科恩（Keh）转达这个信息时，他驳斥了这一猜疑，并声称，“布兰奎特”“在诺曼底的工作成果令人钦佩，向我们发送了一流的情报”。她问科恩是否确定“布兰奎特”是从诺曼底发送的电报，还说她的几名抵抗运动成员在巴黎见过“布兰奎特”。

然而，军情六处并没有追究此事，“联盟”特工的被捕仍在继续。但是到了最后，富尔卡德和她的副手们积累了足够的证据来说服军情六处的高层，“布兰奎特”确实必须为“联盟”特工的被俘、受折磨和死亡负责。富尔卡德的副手莱昂·法耶（LéonFaye）高声叫道：“这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富尔卡德同意这样的判断，她后来写道：“我们有吃惊的理由，英国情报机构派给我们的第一个人就是为纳粹工作的。”在一份紧急电报中，科恩指示富尔卡德和她的下属找到并处死“布兰奎特”。他们这样做了。在他被处死之前的审讯中，“布兰奎特”承认自己是英国的法西斯主义者，他渗透进了军情六处，所以他可以在法国为纳粹工作。

安东尼·瑞德（AnthonyRead）和大卫·费希尔（DavidFisher）写了一本对克劳德·丹西充满同情的传记，把布拉德利·戴维斯暨“布兰奎特”事件称为“丹西最严重的错误之一”——这个错误“给‘联盟’网络带来了全面的灾难”。其他一些历史学家也暗示在军情六处上层可能出现了背叛行径。然而又一次，没有证据来支持这样的指控。事实是，军情六处对特别行动处的不专业频频抱怨，但在挑选特工和执行情报行动时，也多半和它所仇视的对手一样无能、粗心和愚蠢。

当富尔卡德的军情六处的联络官看到戴维斯的背叛“并没有冲淡她对英国的忠诚”以后，他松了一口气——这可能是事实。但是，那件事和她于1943年7月开始在伦敦待了几个月的时间里所经历的事情，都让她对军情六处确实感到失望。由于盖世太保在法国到处搜寻富尔卡德，丹西和他的人急于让她到英国来休息一下并当面汇报。而她也希望为自己受到打击的组织找到更多的资金和其他援助。

富尔卡德和她失去的朋友们在过去的三年里冒着生命危险向英国人提供他们所要求的详细情报——从德国空军的状况、德国军队的位置到法国港口中的德国舰船和潜艇的数量及动静等。她指出：当盖世太保正在搜捕我们的时候，丹西和她见到的其他英国官员正在忙于另外一场战争，反对白厅的英国官僚或偶尔反对一下自由法国运动。和其他新来的法国公民一样，他们每个人都抵制过德国人，富尔卡德对伦敦官场里面对海峡对面生活的悲惨现状表现出的冷漠感到极为沮丧。“南部解放运动”抵抗组织的创建人埃玛纽埃尔·达捷斯·德·拉·维热里在谈到他自己在伦敦的感受时指出：“我所交谈过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是在精神和空间的远距离上进行着战争。抵抗组织和它的敌人被缩小成了一份份文件，并被锁进了巨大的金属柜子里面。”

后来，达捷斯和富尔卡德都没有违背他们与英国人合作的承诺。他们的抵抗组织都对盟军进攻法国的成功给予了重大的帮助。然而，他们对与他们有联系的伦敦官员的失望也从来没有消失过。富尔卡德后来写道：“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巨大的伤害。用我们提供的信息作为持续不断的争夺权力的一部分，似乎是非常不人道的……我们全都成了为英国搜集情报的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