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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年轻人你为什么哭泣 西方背弃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第2页）

在意大利的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将军和波兰第二军团中的大多数人在战争初期都曾在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中待过，在听到雅尔塔协议后的最初反应是放下武器不干了。但是在1944年5月攻占了蒙特卡西诺的波兰第二军团被公认为是英军第八军中最出色的部队之一。它在意大利战役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眼下是不可能从战线上撤下来的。英军最高指挥部拒绝了安德斯撤回他的部队的请求，波兰将军服从了命令，继续指挥他的部队作战。波兰军队继续推进，在战争结束之前几个星期攻下了博洛尼亚。

当他们向北方扫**前进的时候，第二军团的士兵们解放了一个又一个意大利小镇。他们周围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许多人喊着：“波兰万岁！”妇女向他们扔来花束，男人向他们递来一杯杯红酒，女孩拥抱并亲吻他们。对于波兰人来说，那是一段苦乐参半的时光。一位士兵回忆说：“一方面，我很高兴能够给这些人带来自由。但另一方面，我感到遗憾的是我走过的不是一条波兰的街道，我没能把自由带给我的人民和国家，这并不是在实现我们的梦想。”

雅尔塔协议签署后不到一个月，伦敦就收到报道说苏联人在克拉科夫和其他主要城市逮捕了大批波兰人。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已经被送往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而另外一些人，其中大多数是原救国军的官兵，正在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指控为“法西斯主义者”的间谍。根据波兰地下运动组织的一个记载，许多救国军的成员“遭受殴打和酷刑，甚至死亡”。

1945年3月下旬，波兰抵抗运动的16位杰出领导人在被邀请与苏联军事指挥官会面后失踪了。在失踪的人中有好几位原本是战后波兰政府高层职位的主要候选人。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苏联对英国向他们重复提出的查清这些人下落的要求不予理睬。最后，他们透露说那些波兰人已经被捕了。那些领导人后来都被判处长期徒刑，其中有四人在监禁期间死去。

尽管有那么多苏联对波兰人实施“野蛮统治”的报道，英国和美国仍然在追逐着“盟军团结”的“黄粱美梦”，于1945年7月5日取消了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正式承认，转而承认在华沙的共产党人政府。马克斯·黑斯廷斯指出：“波兰人在战争中没有获得任何东西，有的只是在现实权力游戏中付出的牺牲。”

快到7月底时，英国举行了自1935年以来的第一次大选。当选票统计最终得出结果时，在战时如此鼓舞人心的温斯顿·丘吉尔，被疲倦、厌战的选民毫不客气地“赶出了”办公室，他们决定选择工党来管理他们残缺的经济。选民们似乎认为，几乎一生都在处理外交事务的丘吉尔，并不适合应对新的国内问题的挑战。他们的看法似乎有一点道理。年满70的丘吉尔，他的注意力主要还是在国际事务上。他对苏联在东欧和中东欧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地位越来越担心，波兰的局势尤其让他感到困扰。从他不习惯的议会少数派议员的议席上，敦促英国人不要背弃波兰人，但他没有提及他在确定波兰命运中曾扮演过的重要角色。

新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tAttlee）和他的工党政府对局势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比丘吉尔更渴望与莫斯科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不愿意做任何可能危及实现这一目标的事情。

当时，有20多万波兰军人在英国。那些退伍军人来自几乎是欧洲和中东的所有战线，包括挪威、利比亚、法国和意大利。艾德礼政府把波兰人在英国的存在称为“增加政治困窘局面的根源”，并极力迫使他们回到共产党人控制的波兰。

英国的军队高层，特别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高级指挥官们对这种压力感到非常愤怒，尽管他们理解政府那种“冷酷并且冷淡态度”背后的理由。英国皇家空军明确表示，他们不会背弃“最强壮、最忠实、最守信和最持久的欧洲盟友”。1946年1月，空军总部的一份报告宣称：波兰飞行员“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与我们并肩作战，他们在不列颠之战中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从‘D日行动’发动时和我们在一起，直到彻底打败德国。仔细想一想，在他们的悲惨时刻，无法想象能对他们不施以同情并真诚相待”。

这份报告显示出英国皇家空军对波兰人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六年前波兰飞行员刚到英国时，他们被很多英国同行看不起。但是他们的勇气、韧劲和飞行技巧，尤其是他们在赢得胜利的不列颠之战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已经把英国人对他们的大部分的偏见扫地出门，取而代之的是感恩和友谊。

尽管艾德礼政府拒绝了英国皇家空军对在英国的14000名波兰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给予优惠待遇的请求，但它停止了试图迫使波兰人返回波兰的行动。绝大多数波兰军人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回到由苏联控制的波兰，尽管大多数人的家庭或亲人还在那里。英国政府为了应对波兰人留在英国的现实，成立了一个名为波兰移民安置队的组织，为他们提供临时工作，直到他们能找到永久性工作为止。

在获得庇护之后，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在战后的英国定居下来，并试图重建他们破碎的生活。留下来的有安德斯将军、阿纳姆波兰伞兵旅的司令斯坦尼斯瓦夫·索萨波夫斯基将军和波兰驻英国大使爱德华·拉辛斯基伯爵。拉辛斯基伯爵在他的回忆录中盛赞了英国的仁爱大量。他写道：“纵观我们的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波兰流亡者得到过更慷慨和更具想象力的帮助。不仅当局态度友好，英国人民也易于相处。”

然而，其他波兰人并不具有拉辛斯基那样的优越地位。他在伦敦生活了很多年，心里知道得很清楚。他有钱、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他的大多数同胞却并没有那些。在惨淡紧缩之下的战后英国，他们必须努力寻找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他们还得在严峻的现实中苦苦挣扎，可能会永久流亡一生，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祖国和亲人。

更令他们感到痛苦的是，艾德礼政府试图掩盖波兰对盟军取得胜利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1946年6月8日，英国举行了一场精心准备的胜利大游行，邀请了30多个盟国的武装力量来到伦敦，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他们的胜利。那天，沿着林荫路向白金汉宫行进的队伍中有捷克人、挪威人、中国人、荷兰人、法国人、伊朗人、比利时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南非人、锡克教徒、阿拉伯人，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国家的人，然而却看不到曾是欧洲盟军军力第四大贡献者的波兰人。英国政府因为害怕得罪苏联，特意禁止他们参加游行。

教堂的钟声响起，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波兰的战争老兵们站在人行道上观看游行。一名波兰飞行员看着正在经过的游行队伍，然后转身走开了。一位站在他旁边的老妇人疑惑地看着他，问道：“年轻人，你为什么哭泣？”

当那些流亡的波兰人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时，大约有3万名他们的同胞决定回国（占战争结束时，留在英国的波兰人的15％）。他们对祖国和家庭的渴望比在苏联控制下对未来的恐惧更为强烈。在那些回去的人中间就有年轻的波兰密码学家马里安·雷耶夫斯基，是他首先破解了德国人的恩尼格玛密码。雷耶夫斯基在英国度过了战争的最后两年，但他从未被允许进入布莱切利公园。当战争结束时，在那里工作的人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对他和波兰的其他密码学家有多大的亏欠。因为有了他们，“超级”解码机才成为可能。

雷耶夫斯基和他的六名波兰同事在普罗旺斯郊区的一座僻静城堡中与古斯塔夫·贝特朗德少校和他的法国团队继续合作破译德国密码，直到1942年11月。维希法国人和德国人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到11月初时，德国移动测向队开着车顶上装有圆形天线的厢型车和卡车，开始在那个地区到处探测。

11月8日上午，贝特朗德和他的小组知道了盟军进入北非的消息。三天以后，他们被告知德国人将占领维希政府治理下的法国。在听到那个最新的消息之后几个小时，所有的密码破译人员都逃离了城堡，波兰人在法国里维埃拉海岸的戛纳躲藏了起来。按照贝特朗德设计的逃跑计划，他们分成两组通过比利牛斯山脉逃往西班牙，但在行动的过程中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第一组的向导在他们开始向比利牛斯山进发时就抛弃了由他带领的五个人。波兰人找不到人来帮助或提供建议，只能自己摸索前进。他们最终找到另一个向导，但却把他们出卖给了盖世太保。所有五个人都被送往了德国的集中营，其中有两人在战争结束前死亡。英国政府的战争科学首席顾问雷金纳德·琼斯博士指出：“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用告诉他们的抓捕者恩尼格玛已经被破译的消息来交换自己的自由，但没有一个人那样去做。他们对盟军的忠诚就像他们在密码学方面的辉煌成果一样无与伦比！”

第二组由雷耶夫斯基和亨里克·佐加尔斯基（HenrykZygalski）组成。佐加尔斯基是首先破解了恩尼格玛密码的三位年轻密码专家中的一位，他们也陷入了可怕的困境。当他们在1943年1月底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时，他们的向导拔出了一把枪指向他们，要他们把身上带的所有钱物都交出来。他们自行走到了西班牙，但立即被西班牙警方拘留并关进了监狱。他们在西班牙的多个监狱里辗转，直到5月初在波兰红十字会的努力下获得释放，终于在8月份坐船到了英国。

当仍然留在法国的贝特朗德得知雷耶夫斯基和佐加尔斯基抵达英国海岸时，他禁不住大声说道：“英国人得到了一个多么大的意外收获啊！”在他看来，布莱切利公园的上层管理人员将张开双臂来欢迎波兰人的到来，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结局。然而相反，显然是由于“安全因素”的缘故，波兰人被禁止进入布莱切利公园。他们被分配到了位于伦敦附近一个小镇博克斯莫的一个小型破译单位工作。他们在那里的工作就是破译党卫军在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使用的低级密码。在布莱切利公园日本密码部门工作的艾伦·斯特里普（AlanStripp）后来曾说：“让他们在那种密码上工作就像使用赛马来拉货车一样。”

在斯特里普看来，将雷耶夫斯基和佐加尔斯基安排到布莱切利公园工作不仅是对他们为“超级”解码机所做出的贡献的认可，而且还将为那些仍在为破解复杂的恩尼格玛海军密码而苦斗的英国密码破译者带来极大的好处。斯特里普说：“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波兰人对德国密码机器以及德国密码人员习惯的深度了解即便不是破译恩尼格玛海军密码的决定性因素，但也会非常有帮助。英国情报部门把我们可以得到的、具有非凡专业知识的专家抛在了一边。”

受到英国人冷遇的雷耶夫斯基在1944年末起草了一份给波兰流亡政府的报告，建议敦促英国人“像一贯忠诚地与他们合作的波兰人一样，与波兰人（密码学家）诚挚合作”。波兰流亡政府确实要求军情六处对雷耶夫斯基和佐加尔斯基给予帮助，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很显然，英国的安全和情报官员认为波兰人在维希法国逗留了两年，并被关在西班牙监狱里五个月，他们已经被污染了。尽管事实上这两位密码学家从未落入德国人或维希法国人的手中，但英国人却拒绝重新考虑。

波兰人的遭遇没能得到缓解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在战争初期曾与他们密切合作的布莱切利公园官员迪伦·诺克斯和阿拉斯泰尔·丹尼斯顿已无法出面为他们说话了。布莱切利公园负责人丹尼斯顿在1942年底被撤换了；对波兰人最为推崇的诺克斯已在雷耶夫斯基和佐加尔斯基来到英国之前三个月，死于癌症。

由于那两个人都不在了，在布莱切利公园里似乎没有一个人还记得1939年和1940年曾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在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华沙访问期间，波兰人送给他们的“礼物”——仿制的两台恩尼格玛机器和他们用来破译早期密码的技巧，以及英国和波兰－法国破译中心之间的密切合作。现在恩尼格玛的破译已经为英国人所垄断，波兰的密码学家和他们的重要贡献都被推到了“阴影”之中。艾伦·斯特里普指出：“很明显，在为破解恩尼格玛而工作的许多人中，很少有人知道波兰人的贡献。像在许多其他事项上一样，‘有需要才知道’的原则也延伸到了那里。”

事实上，布莱切利公园的一些新人也知道一些波兰人参与的“不太清晰版本”的信息。雷金纳德·琼斯曾在布莱切利公园待过一段时间，布莱切利公园的副首席长官告诉他，波兰人想办法偷到了一台恩尼格玛机器，并把它送给了英国人。琼斯说：“这样的偷盗当然会是一项包含着各种隐秘工作的行动，但它本身对密码学家来说并不是一件邪恶的事情。”后来成为布莱切利公园负责恩尼格玛工作的领导人——戈登·韦尔奇曼在刚被录用时，也听到过同样的故事。

琼斯在1978年出版的他的战争回忆录中，重复了波兰人偷盗德国密码机的故事。韦尔奇曼在1982年写的关于他在布莱切利公园工作的书中也是这样说的。当两个人后来得知波兰人真正做了什么之后，都感到非常懊恼。琼斯说：“我给他们的荣誉是完全不够的。”他试图在后来的另一本回忆录中对此加以修正。韦尔奇曼在1985年去世前不久写了一篇长篇论文，题目是“从波兰的‘邦巴’到英国的‘邦贝’：超级的诞生”。文章的开头写道：“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久，由杰出的马里安·雷耶夫斯基带领的三位数学家组成的波兰密码破解团队，已经愉快地破译了德国军方的恩尼格玛机器的密码好几年了。”韦尔奇曼在文章后面写道，如果没有波兰人前面的工作，“超级”解码机将永远无法获得成功。尽管韦尔奇曼的谢词是真诚的，但却无法改变英国人破解了恩尼格玛密码的传统观念。而无论怎样的“公正”评价，对改善马里安·雷耶夫斯基战后的处境来说，都显得太晚了些。

当战争结束时，雷耶夫斯基深感忧郁，身体也不好，正经受着他在西班牙被监禁时患上的风湿性关节炎的折磨。他打消了留在英国的念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留在英国。他非常渴望与分别已有六年之久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团聚。雷耶夫斯基和家人一起在他的家乡，波兰北部的一个城市——比得哥什住了下来。就像战争期间在英国居住过的其他波兰人一样，他在返回祖国的那天起就一直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在波兰共产党人的政府看来，以往曾与西方有任何的接触都等同于与“法西斯主义”有联系。几千名曾以不同方式与德国人作战的波兰人，无论是作为抵抗战士还是作为退伍的波兰军队成员，多已被逮捕并遭到监禁。有些人甚至遭受酷刑并被杀害。在回家以后的许多年里，雷耶夫斯基的信件仍被打开检查，他的电话仍被窃听。他的朋友和熟人经常被盘问有关他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他在战争年代做过的事情。然而，安全官员们从来没有发现他与破解恩尼格玛的关系，他一直是自由的。

雷耶夫斯基尽其所能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他从未涉足任何政治或社会活动，也没有去从事过高水平的数学工作。相反，他一直在一些低级职位上工作，包括担任办公室的文员。一位波兰历史学家称雷耶夫斯基的战后生活“完全是令人压抑的”。他的女儿说，直到1980年去世，他一直生活在“一片荒芜”之中。

直到21世纪，英国政府才终于正式承认波兰人确实在破译恩尼格玛密码方面发挥了作用。2001年7月12日，在布莱切利公园的场地上竖起了纪念他们贡献的纪念碑。即便如此，这对他们开创性的工作仍然是不公平的。纪念碑的题词说：波兰人的努力只是“极大地帮助了布莱切利公园的密码破译者，并为‘二战’中盟军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2014年，英国信号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GCHQ）的负责人伊恩·洛班（IainLobban）将恩尼格玛密码的破解视为一场接力赛，波兰人将接力棒交给了英国人，最终由整个团队“赢得了奖牌”。这听上去很客观——但事实是直到今天，那支接力队的第一棒选手们仍被剥夺了他们在比赛胜利结束时分享全部信任和荣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