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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我对欧洲的建议团结起来 战后的欧洲团结在一起（第2页）

然而就在两年后，英国人开始改变主意了。他们的帝国正在解体，他们的经济也很虚弱。与其他大多数西欧国家不同的是，英国仍然处在战时紧缩状态的恢复过程之中，它的基本食物配给一直持续到1954年。此外，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也不是它们在战时和战后寻求的那种紧密结合的平等伙伴关系。从一开始，美国就明确表示它在合作中的主导地位。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就是一个例子，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利用经济压力迫使英国停止发动英法和以色列联合对埃及进行不明智的军事入侵行动。

1961年，英国人被欧洲经济共同体自由贸易政策的成功所吸引，申请加入该组织。英国内阁委员会在一年前曾发出过警告：“如果我们试图继续保持冷漠，请记住与我们海外资产萎缩同时发生的是：我们将面临失去政治影响力的风险，并将无法真正行使一个世界强国的任何权力。”

然而，当英国人虽然不情愿，但准备好了要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时候，他们却遭到了他们曾经的盟友、战时最大的“包袱”——戴高乐的阻挠。战争结束后，戴高乐曾领导过法国的临时政府，由于他与其他政治领袖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而于1946年初辞职。1958年，他重新当选为法国总统，仍然没有忘记曾在丘吉尔和罗斯福那里遭受过的屈辱。当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戴高乐重提了丘吉尔当年说过的英国人总是选择美国而不是欧洲的老话，非常得意地否决了英国的申请。

在戴高乐治理法国的11年里，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门始终被关闭着。当它最终在1973年成为成员时，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农业和其他多个重大领域中的有关规定都被英国人视为是损害其利益的规定。英国广播公司（BBC）播音员杰瑞米·帕克斯曼（JeremyPaxman）写道：“英国过度依赖美国的代价就是使这个国家加深了与欧洲共同体的隔阂。从那以后，它就一直没能赶上。到了90年代……它还是在风中被吹来吹去。”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给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个新的名字——欧洲联盟，欧洲联盟那时有12名成员。虽然英国仍然是扩大了的俱乐部的一员，但是许多英国公民仍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对“欧盟”持有怀疑的态度。

当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曾说过他的国家正“处在这个疯狂的大陆的边缘”。2016年6月，大多数英国人显然还完全同意这一评估，投票离开了“欧盟”。

当然“欧盟”本身也为英国和其他地区的批评者的“敌意”提供了理由。“欧盟”的权力和规则在不断地增强，欧元和其他经济事务发生了多次危机，在应对大规模的移民时其措施相形见绌，成员国之间激烈争吵，这些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但是，对“欧盟”的抵触并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成就曾经是、至今仍然是非同寻常的，这在战后的前40年中尤为突出。正如英国记者兼历史学家尼尔·阿舍森（NealAs）所指出的，在那段时间里，西欧的“繁荣、安全、保障和社会平等都增加了”。《国际先驱论坛报》指出：“以消除关税壁垒和自由商业交流为开端的欧洲‘一体化运动’，最终消除了欧洲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并使欧洲大陆取得了难以想象的繁荣。

”欧洲的“一体化运动”最终也迎来了“二战”后加入苏联“阵营”的两个战时盟友——波兰和捷克两国随着“苏联解体”而回到了西方的“怀抱”。1997年7月9日，在共产党人“丢失”政权八年后，波兰和捷克共和国（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被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作者注）加入了“北约”组织。2004年，斯洛伐克也成为“北约”成员。同年，这三个国家都加入了“欧盟”。

就在波兰进入“北约”后的第二天，克林顿总统在华沙的斯塔尔城市中心对成千上万欢天喜地的波兰人说：“你们的命运再也不会由别人决定了。你们生来就有的自由的权利再也不会被剥夺了。”在对克林顿的讲话欢呼的人群中，就有波兰外长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s?awGeremek）。他的犹太父亲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死去的。盖雷梅克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刻“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令人难忘的一刻。在那一天，曾经被历史的风暴多次席卷而去的国家的独立终于获得了一个强大联盟的安全保障。波兰在那一天再次与它的传统盟友站到了一起”。

抛开战后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跌宕起伏的关系不说，对英国与被占领欧洲各国战时关系的回忆仍然在继续发光。对于曾在伦敦一起工作过的英国人和欧洲人来说，那段时间留下来的遗产是深刻而且持久的。荷兰前国防部长弗里茨·博克斯坦（FritsBolkestein）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荷之间的友谊纽带拉得那样紧，它对战后的关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我们荷兰人永远不应忘记在那个艰难的日子里英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尽管戴高乐和英国政府冷冰冰的官方关系从来没有解冻过，但他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当1945年温斯顿·丘吉尔大选失败后，戴高乐曾写道：“一个基本并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果没有他，我的事业从一开始就将是徒劳无功的。”当丘吉尔于1965年去世时，戴高乐在伦敦国家葬礼的哀悼人群中非常显眼。和法国总统在一起的还有来自整个欧洲的几百名前抵抗战士。

能与欧洲人对丘吉尔的赞赏相媲美的只有他们对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热爱。正如汤姆·希克曼所说的那样，那是“完全的崇拜”。当战后的欧洲恢复了邮政业务以后，一波感谢信件的浪潮就涌向了布什大厦，仅仅在第一个月就收到了4000多封来自法国的信件。很久以后，艾伦·布洛克还记得：“去欧洲似乎有些难为情，因为人们还在那里谈论BBC。”

在战后，欧洲的许多国营广播电台都采用了BBC的模式，其中也包括法国的法兰西广播电台。在1944年10月的首次广播中，法兰西广播电台宣称：“在漫长且黑暗的四年里，英国广播公司是黑暗中的火炬，是解放诺言的体现。当世界正在承受痛苦之时，BBC却送来了生命的音乐。当世界被淹没在谎言之中时，BBC却宣告了事实真相。我们将在这里继续这种坚持真理和荣誉的传统。”

在个人层面上，前欧洲流亡者们通过他们在战时伦敦的经历和在那里结交的朋友，扩展了自己的视野，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是一个更大的世界的一部分。执行了1943年挪威水电厂爆炸任务的挪威突击队队长约阿希姆·朗内伯格（J）在战后多年说道：“英国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两个家园。当我在英国驻扎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回国执行任务。但是在挪威时，我们又会谈到回英国后放松一下或是去执行一项新的任务。”

而许多英国人则努力保持他们与欧洲人之间在战时建立起来的紧密关系，因为那些欧洲人曾经是他们战时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英国人中包括特别行动处的弗朗西斯·卡马斯，他与那些在“D日行动”之前或之后的危险时期曾经庇护过他，并且照顾他的法国公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说，他和他们分享着一种“既不是体肤直接的，也不是纯粹精神的爱。那是永恒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拿走”。

卡马斯晚年和他的妻子住在法国东南部杜萝米山谷的一个小村庄里，当年他曾在那里花了很多时间组织对德国人的抵抗运动。他可以从他的屋子里看到远处的韦科尔高原，他的许多马奎斯游击队员在1944年反抗德国人的起义中，在那里英勇献身了。

为了纪念他们与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欧洲人之间的战时“纽带”，一些英国的军事和社会团体组织了年度聚会，有一些聚会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有由英国空军部组织并资助的英国皇家空军逃亡协会，他们要向成千上万帮助营救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的欧洲人表示敬意。协会向被德国人杀害的逃生路线成员的家属提供财务援助，向需要医护治疗的逃生路线成员提供财务援助，也为皇家空军飞行员与当年曾救助过他们的人之间的团聚提供赞助。

在年复一年的团聚活动中，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庆祝安德烈·德·容“彗星路线”工作的聚会。德·容被她和她的路线所拯救的几百名英国人和美国人视为瑰宝。她在战后获得了英美两国最高荣誉的平民奖章——美国的自由勋章和英国的乔治勋章。她余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非洲的麻风病医院当护士。

战后不久，英国皇家空军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德·容的感谢。当他们得知德·容的母亲即将在比利时去世，空军部的官员下令让一架从非洲飞往英国的皇家空军训练飞机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作一次临时停留，因为那里是德·容当时居住的地方。等她上了飞机之后，又在飞到布鲁塞尔时做了另一次临时停留。在她母亲的葬礼之后，另一架皇家空军飞机将她带回了埃塞俄比亚。

在荷兰，经历过阿纳姆溃败的英国退伍军人也与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荷兰平民形成了相似的长期关系。这背后的驱动力量是约翰·哈克特将军，他永远不会忘记拯救自己生命的荷兰公民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同情心”。

哈克特杰出的军人生涯在战后又持续了20多年。他被任命为大英帝国的副总参谋长，后来成为驻德国英军的总司令。他还曾担任过北约组织的北方集团军的指挥官，他的部队中包括荷兰第一师团。退伍后，哈克特被任命为伦敦国王学院院长。在60年代后期，他曾戴着一顶礼帽、撑着一把雨伞和学生一起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增加学生的助学金。后来，他成了著名的电视评论员和畅销书作家。

然而在哈克特漫长而忙碌的一生中，他在阿纳姆的“精神体验”一直在他头脑中不时重现。他写道：“那是一场战斗，但它作为人性表现的意义已超越了军事。”他和他的妻子经常前往荷兰访问德·诺伊姐妹和她们的大家庭。诺伊家族的成员也经常住在英国的哈克特家中。哈克特还和他在康复期间在埃德认识的其他几位居民成了终生的朋友。其中，包括在阿纳姆把他从医院里偷运出来，后来又带着他走向自由世界的前抵抗运动成员。

1994年9月，在发动“市场花园行动”半个世纪之后，哈克特和其他的英国战斗幸存者在阿纳姆附近为一块石碑揭幕。那块石碑是献给“海尔德兰人民”的，荷兰的海尔德兰省是当年发生战斗的地方。哈克特为石碑写了题词：50年前，英国和波兰的伞降士兵在这里拼死战斗，试图打开一条前往德国的通路，使战争早日结束。然而事与愿违，我们带来的是死亡和毁灭，而你们从未为此责怪过我们……你们把我们带到家中，我们既是逃犯也是你们的朋友，我们将把你们永远记在心中。即使有一天我们都死了，这个坚韧的纽带仍然会一直持续下去。

“大山”哈克特于1997年去世了。到2015年时，还活着的阿纳姆幸存者已经屈指可数。但是，在那块石碑上铭刻的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阿纳姆人民与曾在那里作战的人们之间的依恋之情仍然“活着”。

1945年，阿纳姆的小学生自愿去照看1700多名死亡盟军战士的坟墓。他们中的大部分是英国人和波兰人，他们被埋在阿纳姆郊外的奥斯特贝克的军队墓地里，大部分的战斗曾在那里进行。每个孩子被分配照看一个坟墓。除了在坟上摆放鲜花，保持坟墓整洁之外，孩子们还给埋葬在那里的士兵的家属们写信。有一些学生与战士家庭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当那些孩子们离开学校时，他们把自己的责任交给了下一批新学生。“阿纳姆花童”的传统至今依然生生不息。

每年9月份，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人会齐聚阿纳姆，纪念1944年9月在这儿进行的那场惨烈的战斗。在一个简洁但又激动人心的纪念仪式中，阿纳姆的孩子们会排着队在整个公墓内绕圈行走，庄严地在上千个白色十字架和大卫之星的墓基上放上鲜花。

据年度纪念活动的荷兰组织者赫里特·皮珀斯（GerritPijpers）说，多年来，那场战斗的许多幸存者一直在问，在他们死后是否可以将自己的骨灰“埋在这里，紧挨着他们的同志”。

拜尔伯斯对他们说：“这里是你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