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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8月12日，“伊斯兰国”的指挥官走进村里的议事堂，带来了最后通牒：科乔村民要么改信伊斯兰教，归顺哈里发国，要么准备好面对一切严重的后果。埃利亚斯站在院子里，眼神里写满了躁动不安。他告诉全家人：“之前他们还说，我们如果不愿改宗，只要交一笔罚款就行了。现在，我们只有三天时间做决定。”

埃利亚斯转达消息的时候，我正在浴棚里冲澡。透过浴棚门上的一道裂缝，我瞧见他正在和母亲说话，说着说着，他们都哭了起来。我连冲走头发上的肥皂沫都顾不上，急忙顺手抓了一件衣服穿上，往院子里赶去。匆忙之间，我错穿了我母亲的一条裙子，那裙子大得足够给我当帐篷用，可我担心母亲，管不了那么多。

母亲问道：“如果我们不交罚款会怎么样？”

埃利亚斯说：“他们现在的说法还是，如果我们不交罚款，那么他们就会把我们赶去圣山，自己驻扎进科乔村。”他身上穿着虔诚的雅兹迪信徒才会穿的手织白衬衫，此时那衬衫上却沾满了尘土和污垢，丝毫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埃利亚斯止住了眼泪，声音也恢复了平稳，但我知道他的内心仍然无比不安。辛贾尔从来没有一个雅兹迪人可以因为给“伊斯兰国”交了钱而不用改信伊斯兰教；不只是雅兹迪人，伊拉克的基督徒里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例子。

埃利亚斯非常确信，那些武装分子的许诺当不得真，他们的那些话里说不定甚至带有一丝嘲讽。埃利亚斯的鼻息变得平缓，他一定不停地告诉自己，必须冷静下来，不能让我们慌了手脚。从议事堂回家的路上，他也肯定仔细斟酌过回家之后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伊斯兰国”的消息转达给我们。他就是这么有担当的一个兄长。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情况不妙。”没人知道他对谁说话，只听他又自顾自地重复了一遍：“这情况真的不妙。”

母亲当机立断地命令我们：“所有人，收拾行李。”她话还没说完，人已经先跑进了屋。我们把所有可能会用到的东西都收入行装——换洗衣服、尿布、婴儿奶粉、我们的伊拉克身份证（上面清楚地写着我们的雅兹迪身份）等等。全家上下虽然没有几件值钱的东西，我们还是仔细地一一将它们保存妥当。母亲将父亲死后政府发的粮卡带在了身边，而哥哥们则把手机的充电器和备用电池塞进包里。季兰惦记着丈夫赫兹尼，收拾行囊的时候带上了他的一件衬衫——那是一件黑色带排扣的衬衫，“伊斯兰国”围村的那几天，季兰几乎寸步不离地带着这件衣服。

我打开卧室里和姐姐们还有凯瑟琳共用的一只抽屉，把我最珍贵的东西——一条长长的银制镶锆的项链，还有一条与之相配的手镯——取了出来。这两件首饰是母亲2013年在辛贾尔城给我买的。那一年，我忙着把干草装进拖拉机的拖车里时，一条履带突然出了故障，猛地飞将出来，狠狠地扇在我的腰上，那劲头就和马尥蹶子一样，一下就把我闷得差点昏死过去。我被送到医院，不省人事的时候，母亲一路赶到集市上，给我买了这副首饰。她来看我的时候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在我耳边说：“你出院的时候，妈再给你买一对搭配的耳环。”她就是这样激励着我恢复过来的。

我把衣服装进一个黑色的小背包里，把项链和手镯放在衣服上面，拉上了拉链。母亲则忙着把屋里墙上的照片一一取下来。屋里原本挂满了家庭合照——赫兹尼和季兰的结婚照；贾洛、迪玛尔和艾德琪坐在村外农田里的合照；春天明媚动人，风景如画的辛贾尔山的照片，等等。这些照片都是我们家传承的一部分，记录着我们家从原本只能挤在父亲家后面小楼时的艰苦赤贫，到多年奋斗后苦尽甘来的美满生活。可现在照片都被一一取下，留在墙上的就只有薄薄的相框。母亲注意到我垂手站着，便叫我：“娜迪亚，把相簿找来。然后把它们都搬到院子里的‘坦多尔’边上去。”

我照母亲说的，捧着一大堆相簿到了院子里。母亲半跪在炉子前，把哥哥姐姐们帮忙从相框里取出来的照片拿在手里，然后一张张地送入炉口。“坦多尔”炉子是我们家的中心，不论是巴兹米节的圣餐面包，还是寻常餐桌上的面包，对于雅兹迪人来说都是神圣的馈赠。母亲常常会额外烤一些面包，分给科乔村里最穷苦的村民，替我们家行善积德。我们穷困的时候，是炉子烤出了供我们果腹的面包。我记忆中在家的每一餐，都有由母亲切好，堆得高高的一叠扁圆的面包片。

照片在炉火之中化成飞灰，炉子里飘出一股带有化学气味的黑烟。被母亲烧掉的，有凯瑟琳在拉里什山谷的白泉中受洗的照片；有我第一天上学，哭着喊着不肯离开母亲的照片；有哈伊里迎娶他的妻子莫娜的照片——新娘的头上还戴着花冠。

“我们的过去都被烧成了灰。”我这样想道。家人的照片一张一张地被母亲送入火舌，灰飞烟灭；照片烧完之后，母亲捧起她贴身衣服之外所有的白色衣裙，一股脑地扔在了高高的火焰之中。母亲注视着纯白的衣物被火烧黑，说道：“我不会让他们发现一丝一毫关于我们的记忆。他们别想动这一切。”

我不忍心看着照片被烧成灰烬，便退回了屋子里。我来到和其他女孩们共用的房间里，打开了高高的衣柜。确认四下无人之后，我把我厚厚的绿色相簿找了出来，慢慢翻开，盯着里面的新娘们出神。科乔村的女人们出嫁之前，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准备，而她们出嫁那天的倩影，都留在了我收藏的照片之中。她们的秀发被编成复杂精致的发辫，或被卷成卷发；有的被漂成亮金色，有的则用花染剂染成红色，末了施一层发胶，盘在新娘的头顶。她们的眼边也都施了浓重的眼线，抹了亮蓝色或者粉红色的眼影。有的新娘会在发髻上别上小珠子，而有的则头顶凤冠。

新娘准备完毕之后，就会在乡亲们面前亮相。乡亲们则会纷纷赞美新娘的美貌。接下来，村里人都会饮酒跳舞，玩个尽兴，直到太阳升起。那时他们会发现，新娘和新郎已趁他们不注意悄悄离席，洞房花烛去了。新娘的好闺友们此时便会争先恐后地跑去找她，要她讲**的经过，听的时候免不了一阵吃吃偷笑。她们还会闯进婚房，看看床单上是不是有办事后留下的一点红。对我来说，婚礼是科乔村最有特色的庆典。村里的女人们个个仔细地涂脂抹粉，男人们则忙着给地面浇水，以便第二天来跳舞的人们不会沾上一脚的尘土。

科乔村的聚会在辛贾尔远近有名，有些人甚至觉得，科乔姑娘的美貌在辛贾尔首屈一指。我翻相簿的时候，看着照片里的新娘们，也觉得她们个个出落得水灵动人。我以后开了美发店，最先带进店里的一定是这本相簿。

我理解母亲为什么要我们烧掉家里的照片，想到武装分子们进了村，会翻看我们的照片，我也觉得无法忍受。我想他们一定会嘲笑我们，嘲笑我们这些雅兹迪穷人妄想在伊拉克安居乐业，嘲笑我们竟然妄想在这片被我们视为家乡的土地上，上学，结婚，世世代代地繁衍生息下去。想象着他们的嘴脸，我就不禁恼怒异常。可是我没有把这本绿色的相簿拿到院子里去烧掉，而是把它放回了衣柜里，关上了柜门。沉吟片刻之后，我给衣柜上了锁。

如果母亲知道我想把这本相簿藏起来，她一定会跟我说，为了不让“伊斯兰国”找到我们而把自家的照片烧毁，却留下别人的照片，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也懂得母亲的道理。把相簿藏进那个衣柜一点都不保险，“伊斯兰国”可以轻易地把它撬开，找出那本相簿来。母亲要是发现了我的行为，问我为什么要藏这些照片，我想不出应该怎么向她解释。时至今日，我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我把那些照片看得那么重要，可是当时我确实狠不下心毁掉它们，更不想仅仅因为害怕恐怖分子而毁掉它们。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爬上屋顶之后，哈伊里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他的一个雅兹迪朋友，库尔德工人党掩护难民撤退之后，那人仍然留在辛贾尔山上。尽管山上的条件很艰苦，许多雅兹迪人却依旧选择留在那里。

他们选择留下，有些是因为觉得身处圣山顶上，可以依靠陡峭而嶙峋的山坡挡住“伊斯兰国”的进犯；有些则是出于宗教信仰，虔诚的雅兹迪信徒宁愿死，也不愿意离开神殿环绕的圣山。留在山上的雅兹迪人最后建起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难民聚落，在山顶高原上由东向西延伸，而工人党所属武装的战士们则负责保卫他们的安全。那些战士们很多都是勇敢的雅兹迪人，愿意竭尽所能保护圣山。

哈伊里的朋友告诉他：“看看月亮。”雅兹迪人崇敬太阳和月亮，认为它们都是神的七大天使之一。那天夜里的月亮又大又圆，若是放在以前，这么亮的月光足够我们下地干活，也足够照亮从地里回家的路，让我们不会因为看不清地面而绊倒。哈伊里的朋友说：“我们现在都在向月亮祈祷。跟科乔的乡亲们说，到我们这里来。”

哈伊里把睡着的我们一个个叫醒。他让我们望着月亮，像以往一样站起身来向月亮祈祷，不必为躲避“伊斯兰国”而匍匐在地上。他对我们说：“那些人看见我们又怎么样？神明会保佑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