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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之轻(第1页)

米兰·昆德拉之轻

文学界这些年曾有很多“热”,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开始,又有了隐隐的东欧文学热。一次:一位大作家非常严肃地问我和几位朋友,你们为什么不关心一下东欧?东欧人的诺贝尔奖比拉美拿得多,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这位作家担心青年人视野褊狭。不过,当我打听东欧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出乎意料的是,这位作家与我们一样,也未读过任何一部东欧当代小说,甚至连东欧作家的姓名也举不出一二。既然如此,他凭什么严肃质问?还居然“为什么”起来?

有些谈话总是使人为难。一见面,比试着亮学问,甚至是新闻化的学问,好像打扑克,一把把牌甩出来都威猛骇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人人都显得手里绝无方块三之类的臭牌,非把对方压下一头不可。这种无谓的挑战和征服,在一些文人圈并不少见。

有服装热,家具热,当然也会有某种文学热。“热”未见得都是坏事。但我希望东欧文学热早日不再成为那种不见作品的沙龙空谈。

东欧文学对中国作者和读者来说也不算太陌生。鲁迅和周作人两先生译述的《域外小说集》早就介绍过一些东欧作家,给了他们不低的地位。裴多菲、显‘克微支、密茨凯维支等等东欧作家的作品,也早已进人了中国读者的书架。一九八四年获得诸贝尔文学奖的捷克诗人塞浮特,其部分诗作也已经或正在译为中文。

卡夫卡大概不算东欧作家。但人们没有忘记他的出生地在捷克布拉格的犹太区。

东欧位于西欧与苏俄之间,是连接两大文化的结合部。那里的作家东望十月革命的故乡彼得堡,西望现代艺术的大本营巴黎,经受着激烈而复杂的双向文化冲击。同中国人民一样,他们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道路,面临着对今后历史走向的严峻选择。那么,同样正处在文化震**和改革热潮中的中国作者和读者,有理由忽视东欧文学吗?

我们对东欧文学毕竟介绍得不太多。个中缘由,东欧语言大都是些小语种,有关专家缺乏,译介起来并非易事。其实还得再加上有些人文学上“大国崇拜”和“富国崇拜”的短见,总以*时装与文学比翼,金钞并小说齐飞。

北美读者盛赞南美文学;而伯尔死后,国际文学界普遍认为东德的戏剧小说都强过西德。可见时装金钞与文学并不是绝对相关的。

米兰·昆德拉(MilanKunoera)的名字我曾有所闻,直到去年在北京,身为作家的美国驻华大使夫人才送给我—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Uness)。访美期向,正是这本书在美国和欧洲热销的时候。《新闻周刊》曾载文认为:“昆德拉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态抒情和感情浓烈的新水平。”《华盛顿邮报》载文认为昆德拉是欧美最杰出和始终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华盛顿时报》载文认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昆德拉借此奠定了他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此外,《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权威性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书评给予激赏。有位美国学者甚感叹美国近年来没有什么好的文学,将来文学的曙光可能出现在南美、东欧,还有非洲和中国。

自现代主义兴起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四分互裂,没有主潮成为了主擲。而昆德拉这部小说几乎:获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好评,自然不是一例多见的现象。一位来自弱小民族的作家,是什么使欧美这些书评家和读者们如此兴奋?

我们还得先了解了二下昆德拉其人。他一九二九年生于捷克,青年吋期:当过工人,爵士乐手,最后致力无文学与电影。在布拉格艺术学院当教授期间,他带领学生俱导了捷克的电影新潮。一九六八年苏联坦克占领了布拉格之后,普经是:共产党员的昆德拉,终于遭到了作品被查禁的厄运。一九七五年他移居法国,由于文学声誉日增,后来法国总'统特授他法国公民权。:他多次获得各种国际文学奖,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爰》(一九六八年以前长篇小说《笑话》(一九六八年),《生活在他方》(一九七三年《欢送会》(一九七六年《笑忘录》(一九七六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九八四年等等。

他移居法国以后的小说,多数是以法文揮本首先周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国文字。显然,如果这二十多国文与^中不包括中文那么:对于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种值得遗憾的觭失。

现在好了,总算走出了一小步这本书经过三个出版社退稿之后终于由作家出版社同意作为“内部读物”出版,了:却了我们译者一粧心愿。

一九六八年八月,前苏联领导人所指摔的坦克,在“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号下,以“主权有限论”为理由,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攻占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党政领导人这事件像后来发生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事件一样,一直遭到世人严厉谴责。不仅仅是民族主权遭到践踏,当人民的鲜血凝固在革命的枪尖,整个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就不能不蒙上一层浓密的阴影。告密、逮捕、大批判、强制游行农村大集中、知识分子下放劳动等等出现在昆德拉小说中的画面,都能令中国人感慨万千地回想起过往了的艰难岁月。

昆德拉笔下的人物,面对这一切能作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放弃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不同意他们对革命和罪恶不作区分或区分得不够,但我们不能不敬重他们面对入侵和迫害的勇敢和正直,不能不深思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批判,还有他们的虚弱和消沉。

今天,不论是中国还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内的改革,正是孕生在对昨天种的反思之中,包括一切温和的和愤墩的、理智的和情绪的、深刻的和肤浅的批判。

历史伤口不应回避,也没法回避。

中国作家们刚刚写过不少政治化的“伤痕文学”。因思想的贫困和审美的粗劣,这些作品的大多数哪怕在今天的书架上,就已经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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