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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的挑战（第1页）

新政府的挑战

自去年至今的几个月以来，周恩来日理万机地工作，使他的健康出现问题。他变得面容憔悴，脸色苍白。5月，他住进了北京医院，谣传说他患了心脏病。除了偶尔接受外宾的简短拜访之外，几乎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只有两次，他冒险离开医院，短暂地出席了类似戏剧表演的国宴。西方分析家猜测，他是否同时在运动中受到了冲击。

但他出人意料地主持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0年来召开的首次会议。在召开会议的两周前，人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会议，批准了中共中央全会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当上周外国分析家拿到讲话、文件和名单后，会议的意义才逐渐清晰。尽管人大只是共产党政策的表决机构，但它的决定反映出中国各派领导人已就国家的前途和目标达成了近10年中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的意见。人大会议批准了上述文件和人事安排。

76岁的周恩来再次当选总理的原因绝不是那么简单，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一直是中国的总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出任总理防止了突然和不可预见的倒退，周恩来已经把中国引向温和而稳定的发展轨道。中国将摆脱极端主义而走向正常化；摆脱“**”的激进派（他们1966年至1969年走红），使用党内老资格的保守派（其成员在那个时候被粗暴地剥夺了权力）。

正如周恩来最近所说，在保障人民的衣食等基本需求方面取得了胜利。这一成就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和人口大国无法与之相比的。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是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景尚不明朗，今天的中国仍然像周恩来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虽然经济统计数据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050亿美元，仍远低于意大利的同期水平，而意大利的人口仅占中国8亿人口的7%。

尽管人均生活不论以什么标准计算都处于比较贫穷和艰苦的水平，但中国的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如同它带来的苦难一样，分配不平等的情况是最少的。工人平均月工资不足28美元；而公社社员的平均收入只大致相当于工人的一半。在其他方面，如食品、医药和住房几乎不用花钱，并且20年不涨价，令世人感到羡慕和妒忌。然而在“奢侈”商品消费方面，如自行车或收音机则需要几个月的存款。一个普通的城市工人：生活在青灰色单调的公寓大楼里，住着两室的房子，每周工作48小时，星期天可以到中国多树的公园野餐；晚上到工人文化宫去看各种表演打发时间（表演内容主要是革命歌曲和短剧）；学习乐器演奏或打乒乓球。

在偏远地区，占人口80%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那里，人们的日常生活比起城市要随意和轻松，但更加艰苦。私人生活虽然很珍贵，但并不复杂。在农村，许多中国传统价值观仍然被坚持着：尽管重男轻女现象或祭祖现象迅速减少，但还是存在。虽然党鼓励进行简朴的火葬，可是如果家里要求，农民仍可以以旧式殡葬方式出殡，包括亲属穿孝服。

显然，这还不是其主要经济实力的体现，中国还有更加崇高的目标。周恩来要在20世纪内“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他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

可以肯定，周恩来能在过去近40年中作为领导人坚持下来，的确需要调动其一切的聪明才智，而毛泽东是一位经常异想天开又无可争辩的英明指挥员。毛泽东不止一次地通过突然改变政策和表面上看起来费解的行动，让中国问题专家大跌眼镜，感到迷惑。现在他再次令专家们感到不可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央全会，也没有出席人大会议？“我读了联合公报先是一怔，后来才恍然大悟，毛泽东的缺席格外引人注目。”一位美国政府的高级评论员说：“我们太习惯于毛泽东占主导地位了，于是他突然消失了。”

周恩来在人大会议上讲了几段不得不讲的话，其意思是美苏争霸“必然会导致世界大战”。他同时强调了中国同第三世界的密切关系，认为苏联人“背叛了马列主义，从事颠覆活动，甚至挑起边界军事冲突”。然而，他向人大代表证实，与美国关系“已经取得某种程度的进展”。几天前，在周返回医院后，他向来访的日本众院议长保利茂建议，日本应该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避免同莫斯科亲近。

同样，对于国内事务，周也一直小心谨慎，在制订计划时考虑毛泽东的立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的新宪法保留了毛主席有关教导的精神，如“继续革命”的理论。与1954年版本有106条冗长的宪法相比，新宪法只有30条，更加简短。它确定了“**”期间出现的大字报是“继续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形式。它还回顾了美国人权法案，并保证“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自由以及罢工自由”。确切地说，其最后一章就是意味着保障中国公民的权利。新宪法还允许公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更加肯定个性，同时公民也有“不信仰宗教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周恩来新组建的国务院将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尽管拥有丰富资源和具有高度纪律觉悟的人口优势，但1974年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是失望的一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曾习惯于以长篇大论罗列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而今年只用了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全部工业和农业产量产值比1973年同期有了一个新的增长。”台湾情报部门公布的，经美国分析家证明是真实可信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秘密文件承认，主要工业领域的生产出现下降。其中煤炭生产比预期目标大幅减少835万吨。文件称，其他生产的减少已经“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

产生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去年达到顶峰的“批林批孔运动”，大量的群众集会使工人无法从事生产。

另一个问题是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中国并没有像大多数工业国家那样受到严重的冲击，正如周恩来所说的“物价稳定”。两年前，北京开始从日本和西欧整个购买工厂，主要用于生产急需的化肥。由于购买热潮持续到1973年，使中国最终出现了合理的贸易赤字8000万美元。中国因为用掉了长期的积累，而不得不使用信用贷款，北京迫不得已接受了“分期付款”的结算方式。目前外贸赤字已大幅上升，1974年达到约7亿5000万美元；这迫使中国人推迟接收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购买的物资。

中国开始大量从国外购买粮食，因为进口粮食对沿海地区来说，比从偏远的内地运来更加经济，但是国内粮食能够自给自足。中国每年新增人口1600万，至少要消耗掉粮食生产平均每年增加部分（4%）的一半，这正好与人口增长同步。这很不错，但也绝不是好事，因为北京需要用剩余的农产品与外国进行交换（通过出口），它需要换取资金建立更为宏大的工业基地。

在对国家财政预算分配做出关键性的决定时，北京似乎以牺牲重工业和武器发展作为代价，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降低军事装备的重要性是中美紧张关系缓和带来的一个间接的好处；发展与华盛顿的关系使中国人感到苏联人更不会向他们发动进攻了。

1973年，中国取得了一个重要的令人兴奋的经济飞跃：从一个石油进口国一举成为石油出口国。中国不是远东的沙特阿拉伯，但它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约为200亿桶（沙特为1320亿桶；美国为350亿桶）。北京期待石油出口能够真正成为中国换取外汇的主要手段。同其他的石油出口国一样，中国将能够获得政治利益。1974年，北京向日本出口约3050万桶原油（比1973年增加了43%），获利4亿4200万美元。中国向日本出口石油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外汇，而是想劝阻日本放弃开发西伯利亚油气田计划。

经济方面的成功依靠政治稳定。周总理将不得不寻找一个办法去满足工人不断增长的需求，但又不能过于刺激担心思想纯洁性受到损害的左派。他的才智正好与毛泽东相辅相成，毛的天才表现在解决博大精深的理论问题；而周则在治理国家方面胜人一筹。这种架构首次成型于1934年的长征时期，当时周虽然在党内的排名中理论上要高于毛，但他在一次关于军事战略的纷争中听从了毛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