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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01（第1页）

第十一章01

黄汲清与陈传骏是在患难中结的婚。1937年6月，黄汲清赴莫斯科出席第十七届国际地质会议，之后在苏联进行了为期3个多月的地质考察与学术交流。当年10月回到南京，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上海，黄汲清作为中央地质调査所所长，他率全所员工，辗转到长沙。在长沙他与陈传駿正式结为夫妻。嫁给地质郎的陈传骏，从此也跟着过上了到处颠沛流离的地质之家的特殊生活。从结婚到1949年解放前的几年里，黄汲清不是出国就是天南海北出野外工作。陈传骏除了那无时无刻的挂念外，就是抚养三个幼小的孩子，再者便是随丈夫的单位与工作的变动而无休止地搬家。在结婚的头10年里，陈传骏带着孩子，绕着南京一重庆一北京来回搬家，不下10次。常言道，一次搬家就矮半截命。带着孩子的陈传骇已经记不得自己的青春少妇时期是怎么过的。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在解放初的那次从南京逃离老家四川的路上，为了孩子能有一口饭吃，有一个不被天上飞机轰炸的栖身处，她竟屡次拉下髙贵的脸皮，像乞丐似的流着泪向别人苦苦哀求。

解放后，调到北京中央地质部工作的黄汲清当时身兼数职，一天忙到晚。陈传骏为了能让丈夫一心扑在为国家找矿的事业上，毅然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教书职业，当起了一名家庭主妇，专门服侍夫君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平日里，她为夫君的喜而喜，为夫君的愁而愁。更神奇的是，每当黄汲清心宽体胖时，她跟着也心宽体胖。只要丈夫日日消瘦，她也即刻骨瘦如柴。三个儿女无不称他们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文革开始，黄汲清作为地质系统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外加特宇号国民党X特务被揪出来后，一向很注意营养的黄汲清黄胖子的全家斯了高薪。他从300多元的一级教授待遇，变成了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的牛鬼蛇神。他和老伴两人的30元生活费要养活一家几口人，咋个活法？经济的窘境和精神上的打击，使陈传骏遭受了并不比大师轻松多少的严重摧残。丈夫在地下室关押的日子里，已近花甲之年的她每天支撑着弱不禁风的身子焦虑地到地下室附近的地方一小时两小时甚至半天一天地等着，那时的她，多么期待能瞅一眼几十年相依为命的老头子，然而她始终未能如愿。

陈传骏没来得及用那微温的身子为瘦得肋骨根根凸起的丈夫暖窝，1969年九大后，林彪的一号令又把京城搅得天翻地覆，鬼哭人嚎。刘少奇等走资派被遣送走了，国民党大特务黄汲清也没有逃过这场台风。名日疏散，可对那些被疏散对象与他们的家人来说，都知道这是一次生离死别。黄汲清的―女两儿得知后，挽着那瘦得皮包骨头的父亲，哭得好凄惨。一向爱流泪的妻子此次一反常情，她不掉泪，也不说话，只是那双积满怨伤的眼睛久久地发呆着。儿女们吓坏了，商量着如何瞒着她悄悄送走父亲。谁知，临上火车前，陈传骏卷起行李，对儿女们说：家交给你们了，我跟你们爸爸一起到江西干校去！就这样，她用那颗伟大的仁爱之心，伴随丈夫度过91000多天喂猪生涯。1972年，黄汲淸被落实政策回京，时年68岁。那时，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人了。黄汲清摇摇晃晃回到家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对儿女们说的：没有你们的妈，今天你们接回的该是我的骨灰盒了。

陈传骏今年88岁，比黄汲清小3岁。我第一次到他们家采访，黄汲清大师已经去世半个多月了。家人都不敢告诉她这不幸的噩耗，他们知道告诉她这噩耗就等于终结她的生命。我望着这已是耳聋、眼花的耄耋寿星，心里好难过。不过，我从心底与她全家人一样，希望永远给她带去欢笑和老头子还在医院，挺好的消息。

女性的伟大常常使自认为了不起的男子们感到无地自容。我为大师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叹！

关于黄汲清这位大师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他的学生，当年随老师一起当猪倌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黄蕴慧有过一段叫人看后发笑又心痛的回忆：那是1970年春季，**的风暴，将我和黄汲清先生等一起送进了江西峡江县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五七干校，具体地点是江西峡江县坑西村。自1971年夏天开始至1972年春天结束，在坑西村地科院所的养猪班里，我们成了同班同学。每忆起那段时间，一个身穿蓝色旧中山服，头戴旧帽，脚穿高筒雨靴，拦腰捆扎着一个硕大的蓝色粗布围裙，手中挥舞着大竹扫帚，一天天扫着猪圈，围着群猪奔波的瘦弱老人的身影，总会久久地停留在我的脑际，挥之而不能去。这老人终日无言无语，总是静悄悄地，细致地完成着自己分内的工作。该喂猪了，老人也不例外地得去挑猪食，重百十斤的两个木桶，压在老人的肩上，颤颤悠悠地、步履艰难地挑啊挑的，然后倒在猪食槽里，呼唤猪儿来食。当时，有谁敢帮助他呢？又有谁敢改变这种情景呢？这老人是黄汲清老师！这时的黄老师已近70岁了，与我当学生时在南京钟山上看到的那个矫健潇洒的身影相比，差别是何等大啊！这差别当然不纯粹是年龄上的。

养猪班的活计是肮脏而繁重的，为了一百多头僵猪，每天要满山遍野地打猪食、河沟里捞水草、集市上拉谷糠、煮猪食、拌饲料、挑猪食、喂猪、扫猪圈、起猪粪……连我这个40多岁的中年人，都不知是怎样过来的，更何况一个年近七旬的瘦弱老人！

养猪的同时，还是要进行思想改造的，黄老师在劳动的时候是要受人监督的。记得在一个大暴雨刚过的午后，猪班里只剩下了班长、黄老师和我。这位班长忽然心血**，非要三人全部出动去稻田田埂边和小沟里捞水草，理由是要抓住机会改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让他好好地向贫下中农学习。暴雨过后的田埂是泥泞而易摔跤的，一个近70岁的老人如何能胜任？虽经我再三恳求：留下老人看家，我和他同去，但这位班长不同意，说：就是要改造他！那个时候，领导的意旨是不能违抗的。于是，三个人，三副箩筐出发了。硕大的箩筐压在一个瘦小的老人身上，走在泥泞而狭窄的田埂上，自然是颤颤悠悠、颠颠簸簸、东倒西歪的，我这个40多岁的中年人也一样走不稳啊！于是，年轻的班长就大声吆喝：大家瞧啊！这就是每月300多元工资的大反动学术权威的能耐和嘴脸，什么也不会干，只会吃！一路走，一路喊，在田里操作的善良农民都笑着，看着我们，但却无任何人响应这辱人的话语。下田间小沟里捞水草就更糟了，路滑，水深，而黄老师却一直在用他那颤颤悠悠的身躯，跟着班长的命令，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实在让人不能容忍了，我不得不鼓起勇气，催促班长让我们回去，問时也催着黄老师往回走。蛉的黄老师却不敢啊，依然是听日子班长的吆喝，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才做出了抗汉。自动往西走，打道回府。这样，三个人才挑着空担返回了褚淛。现在想想，那时有些人，为什么总想置人于死地夹？

我佩服黄老师，蒽服他即使在那艰苦的养猪班里，也从没有喊过一声苦，叫过一声累，更没有向任何人乞求过帮助和怜悯，而总是默默地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搞好自己的本分工作。直到他调回北京，又从一个养猪人变成了地质大师。

每忆起这些无法解释的往事，总有一股股酸涩的感情涌上我的心头。世界级地质大师和养猪人，究竟谁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更大呢？

在那些特殊的年代里，在中国的学术界和科技界，或许大家还没有听过哪个学科与门派之间的斗争，超过地学界的。

地学界的学科与门派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具体的围绕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名利之争，更多的已经上升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李四光曾在总结中国地质史时这样强调：地质科学的政治性比其他科学显得，巧强烈。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一笔者注虽然我不怎么质科学，但从辞海上我查到了它的解释：所谓地质科学就是人们研究和探索以地球奥秘为主要对象的一门自然学科。为什么一门自然科学有那么强烈的政治性，而且是特别的强烈？我不明白，我只好去讨教地学史专家。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潘云唐副教授等人给我讲了地学领域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使我对李四光的话有了相对明晰的认识。同时，我又深深地为地学领域所特有的那些斗争史而震惊。因为一旦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深人到一个科学领域，这种结果的残酷程度更令人痛心。科学就是科学，本不该有那么多的政治性，而一旦政治加人科学领域，科学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其实，科学问题上的争论本来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以及学科本身的正常争鸣，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基本动力。然而由于诸多因素，致使一些正常范围的学术争鸣，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狭隘之争，甚至发展到你荣我耻，你死我活的门户之争、政治之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确，新中国的成立，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曙光。但是从客观的历史角度分析，我们应当承认，中国人民之所以能站起来，应该说是经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的虎门销烟、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斗争、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等几乎是没有停顿过的各种斗争后才站起来的。无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是最波澜壮阔的和彻底的一次革命斗争。新中国政府如果没有几千年来民族祖先遗留下的巨大物质与自然财富，那么我们的共和国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强大的地步。

地质科学事业便是一个突出例子。

从20世纪初鲁迅先生著的第一本地质学术著作，到1912年章鸿钊在孙中山的国民临时政府下主持第一个政府地质部门，到1913年丁文江、翁文灝开设第一个地质调査科研机构开始，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40多年里，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也包括李四光在内，还有黄汲清、谢家荣、李春昱等一大批地质事业的先驱者和大师们，已经在中国建立起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地质科学。尽管在旧政府统治时，他们找到的真正可以用来支撑民族工业发展的矿山与矿产地并不算多，但在学术上，在科学的找矿理论与方向上，不仅成熟，而且已经走在了国际同行们的领先地位6解放后，我们开发的鞍山、大同、淮北、包头、攀枝花、玉门、大庆……一大批著名的钢铁与能源基地，有几个不是在解放前就已被地质学家们发现或者指出了的！包括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进人开发的塔里木油田，黄汲清在1942年就这样明确指出过：这里的油田的未来远景是令人鼓舞的。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足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此外，在深处还可望有更好的油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