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里。看见他站在广场上的。”
刘宝山惊得站了起来:“是哪个看见的?”
“都说看见了。”
‘刘宝山匆匆去了三眼桥。人们说三眼桥搞开发区,得利的却是丁保平和吴树生两家。丁保平和吴树生各人一幢两层楼的砖房相对立在三眼桥头,中间是一条宽敞的车道,车道是用水泥倒成的,又平坦,又牢实,又干净。两家的一楼开的餐馆和商店,二楼除了自家住,还辟出一半做客房。外面来凤凰台投资搞开发的商家老板和一些旅游的人们,都要在他们的店子里吃饭住宿。也许是因为那个丁副县长的原因,坝河坪乡政府的生活日用品都舍近求远到他们两家来买。坝河坪一些农户人家不求升官发财,也不求这位姓丁的副县长给他们什么好处,居然也像乡政府的干部一样,捧这位副县长的场,宁愿多走一里路来这里买东西。刘宝山来到三眼桥头的时候,他就看出溪晓来了,他发现一些人看他的神色和往常有些不一样。丁保平和吴树生似乎比过去更加冷淡了,他来了,他们也不让坐,也不叫喝茶,只管说他们的白话,扯他们的闲谈。刘宝山顾不得这些,问他们道:“你们哪个看见我家伍怀了?”
丁保平有几分得意地道:“几天了啊,如今都散了,谁还看得见他们。”
过后,就十分生气地说,“这些年轻人,真的是不晓得天有好高,地有好厚了,皇城脚下也敢聚众闹事广吴树生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道:“大人盘送他们读书花的钱箅是打水漂漂了。”
旁边一个来三眼桥准备买地皮起房子开旅馆的大肚子男人有些高深莫测地说:“我刚来凤凰台的时候,到凤凰山顶去看过石壁上留下的那副对联和标语。有些意思。可现在时代不同了嘛,怎么还能那样呢。”
刘宝山匆匆回到家,也不说话,往布袋子里面塞进几件衣服,就出门去了。伍春年着急地在后面喊:“你到哪去呀,你身体不怎么好,急不得的啊。”
刘宝山头也没回地走了。刘宝山去了县城儿子那里。刘相昨天从省里刚回来。丁有金告诉他,县城的一个上千万的大基建工程项目省里有领导插手了,要想拿到这个工程,除非找省里谁谁发话才行。刘相硬是把这个领导的关节打通了,把这个工程拿到了手。刘宝山去找他的时候,儿子正在黔青宾馆大摆宴席庆贺哩。父亲的突然到来,让儿子有些吃惊,他看见父亲的脸色很不好看,试探着问:“我娘还好么?”
刘宝山不回答儿子的话,急急地说:“给我打个电话,看看伍怀在做什么?”
刘相想说什么,看看父亲,又不敢说了,拿起手机往伍怀的班上打电话,那边传过来的是嘟嘟的声响,没有人接电话。“打他们学校。”
刘相就又把电话往伍怀学校打,电话响了两下,就传过来一个嘶现的声音,问刘相有什么事。刘相把伍怀的班级说给对方听,问他这个班的同学现在在做什么。那边只是停顿了那么一会,就把电话挂上了。刘相又把电话打了过去,那边听到他的声音,说:“你打错了。”
又把电话挂上了。“爹,那边不接。”
刘相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刘宝山着急道:“给我钱,我去找伍怀。““这行么?”
刘相有些犹豫地说。“快给我钱。”
刘宝山简直是在吼了。刘相迟疑了一下,还是从口袋掏出一沓票子,不怎么情愿地给了父亲。刘宝山接过票子,数也没数,就匆匆往车站去了。没有料到,他刚刚来到车站,却被两个男人给拦住了。“上级有指示,这个时候不能去的。”
两个男人硬硬地说。“哪个的指示,我到哪里去你们也要管?”
刘宝山质问说。“这你就不要问了,叫你别去,你就别去。”
两个人说话十分的横蛮。刘宝山气得不行:“这世界没得王法了呀,我去看望儿子也敢拦?”
“宝山叔你生那么大的气做什么,刘相才是你的儿子啊。”
这时,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过来,停在刘宝山的面前,丁有金从小车里伸出个脑壳,一脸笑容地对刘宝山说,“宝山叔,回去吧,刘相还等着你的。”
刘宝山说:“我要去找伍怀。”
“他们的事情电视上不是说得清清楚楚的么,你就是去了,也找不着他的。”
过后,丁有金把那两个男人叫到面前,轻声说了几句什么,又对刘宝山说,“宝山叔我还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让他们陪着你,晚上我再到刘相那里去看你。”
刘宝山盯着那两个陌生男人道:“你们要怎么样?”
“丁副县长交待了,要我们陪着你。你也别指望上车了。你一个老人,总奈何不了我们两个年轻人的吧。”
刘宝山心里想,今天是去不成了,只得往回走,气咻咻道:“‘我去刘相那里,你们也跟着我?”
刘宝山凹到刘相家的时候,刘相止在跟谁打电话,看见父亲回来,连忙把电话挂上了,说:“爹,在我这里住些日子,我把手头的事情都放下来,陪你。”
刘宝山骂道:“是你对丁有金那杂种说了?”
儿子脸上流露出一丝狡黠,“我是担心你年纪大了,身体又不怎么好。”
刘宝山气不打一头出,吼儿子说:“我对你说,你和丁有金那家伙搞一块,不会有好下场的。”
说着,气冲冲走了。刘宝山去找伍怀的姐姐孙红梅,想跟她说说去找伍怀的事情。孙红梅住的地方刘宝山曾经去过,在城东纺织厂职工宿舍,一间三十平方米的房子。让刘宝山没有想到的,孙红梅的亲哥孙富贵也在她家里。兄妹两人好像在吵架,孙红梅的眼睛红红的,那张被涂得血红的嘴巴嘟起老长。孙富贵板着脸,也是一副生气的样子。看见刘宝山走进来,兄妹俩都有些吃惊。孙富贵说:“宝山叔你怎么来了?”
刘宝山气咻咻道:“我想去找你弟弟,他们拦着不让我去。”
孙富贵像是知道这件事情似的,长长叹了一口气,脸上满布着—种神圣与沉思,说:“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喜欢研究中国的历史。我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学习,用哲学的眼光来研究和探讨我们中国的问题,复员回来的时候,县里安排哪个单位我都不去,我的正局级待遇也放弃了,去图书馆那个无职考权的清贫之地做一名图书管理员,我是想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和研&我的课题。其实,眼下中国的问题,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里都是能找到解答的。这是社会发展的阵痛,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确,这个社会还存在着诸多的弊端,还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也就在所难免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和经济体制与生产力发展的极不和谐。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们的前辈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能顾及其他。他们也就很难找到根本解决的办法。对于无产阶级I或者劳动阶级来说,他们挣不到钱来维持一种舒适的生活,他们无法把自己付出的劳动与他们的收入挂起钩来,也就是说,劳动剥削,社会不公,分配不均,以及政府官员的腐败,使得他们最终生出不信任。而中国的国情,和外国却是不怎么一样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深厚的文化根基,要解决好中国的问题,诸多的因素都是不得不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