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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3页）

王昆仑作为久经风雨的政治家，虽然不能像总理那样敏感，但仅就在北京永乐店等地开始试点“四清”这一件事，他也会闻到了点什么。因此，当他获知总理前来观看《晴雯》一剧时的心情，是有着其他人所没有的惊喜！因此，他对总理这次审看《晴雯》记忆最深，对总理的讲话也记得最清楚。自然，对江青在**中追查他写《晴雯》一剧的背景，他也一眼看出其恶毒的用心！此乃后话，留待下文详述。

8月12晚，周总理来到人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在王昆仑父女的陪同观看《晴雯》的演出。有关总理看演出的情景，王昆仑做了如下追记：

当大幕徐徐升起，芳官等四个小丫环手执鲜花载歌载舞，总理满面笑容，时而巧问演员的名字及年龄，时而轻击扶手打着节拍，低声随着乐曲吟哦。看到这番情景，我们感到能用这出戏使日夜为国缲劳的总理得到片刻的休息，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了。

演出结束后，总理到后台看望演员，表扬了他们演出认真，鼓励他们创作更妤的昆曲剧目为人民服务。然后回到前厅，召集导演阿甲同志、金紫光院长和我们父女一起，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总理肯定了剧本的长处，也指出它存在的问题，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乂是一位十分喜爱文艺的领导人。由于他是职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因而他对文艺作品的要求第一标准是政治。加之国际和国内强化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他对《晴雯》一剧的意见，理所当然地要强调政治效果。换言之，尽管王昆仑这位被毛泽东同志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红学家，并在创作《晴雯》一剧的主题思想是“表现奴隶反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并得到周总理肯定的前提下，周还是着重谈了这方面的意见。对此，王昆仑做如下的记述：

在肯定这个戏写了阶级斗争之后，总理又指出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是没有正确处理好晴雯与贾宝玉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贾宝玉的正确评价问题。他说：《晴雯》这个戏不容易写。如果枸泥于原书的话就会发生一个矛盾阶级斗争与爱情关系的矛盾。因为在曹雪芹的笔下，宝玉对晴雯确有爱情，但这种爱情是带有封建性的，而且他是用晴雙来影射黛玉的。如果把宝玉对晴雯的情感照搬出来，就会成了三角恋爱的关系。所以总理说，越剧《褛梦》的好处是集中得好，但是缺乏阶级斗争。你们这个戏有阶级斗争了，但是又多了爱情。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总理指出，这是由于我们对曹雪芹缺乏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与分析的缘故，特别是不应该对宝玉这个人物过于偏爱。……

总理为了使我们逬一步理解他的意思，详细地讲述了曹雪芹所处的时代与他的思想本质。总理说，曹雪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既无新兴的资产阶级，更没有无产阶级。康熙时，封建制度虽然巳经衰落，处在崩溃前夕，但海禁未开，外国的资产阶级思想无从传播，社会思想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来代替旧的。因此曹雪芹虽然有进步思想，但最后仍是没有出路，只好让宝玉出家当了和尚……所以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虽有一定的进步性他反对科叁，反对压迫妇女，但他无能为力，不能改变现状，他只能是个“半革命派”。

周总理不仅对《晴雯》一剧提了十分中肯的意见，而且还对如何进一步加工、修改《晴雯》一剧做了许多设想。用王昆仑的话说：“这些方案是那么具体而又细致。”接着，王昆仑父女和“导演、演员、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完成了剧本的修改工作。正式公演时，总理还委派在他身边工作的许明同志来看过戏。”对此，王昆仑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敬爱的周总理啊，您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和热情爱护，我们铭记心头，终生难忘！”

《晴雯》在戏剧舞台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内蒙古等地演出，嬴得了各阶层人士的喜爱，为北昆剧种的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江青抓的现代戏汇演已在京城上演，加之毛泽东主席对文艺界做了两次重要指示，严厉批评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昆曲《晴雯》予1964年辍演。

随着学习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从而在文化部等系统展开了整风运动。为此，王昆仑在统战部被迫检查关于《红楼梦人物论》、昆曲《晴雯》等。这时，周总理正在筹拍《东方红》大歌舞，抽时间给王昆仑打了一个电话：

“昆仑，我要去北京饭店理发，你能来一趟吗？我有些事情要和你谈谈。”

十多年来，周总理利用理发的时间，不止一次地约王昆仑到北京饭店，有时是谈工作，有时是见个面，随意交谈。今天，王昆仑感到周总理约见他是有着很强的目的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非常想见见周总理，哪怕是在总理身边静静地坐几分钟也好！他如约来到北京饭店，总理对他说：

“听彭真同志说，他要在通县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农村四清）大会战，你的身体不好，又上了年纪，但我的意见还是要参加次，哪怕是下马观花也好。”

王昆仑是政治家，对周总理的言外之意自然是能心领神会的。因此，他十分高兴地说：

“我是需要到基层去生活，真正地体会一下贫下中农的情感。请总理放心，我一定要参加一个四淸的全过程！”

就这样，王昆仑于1964年9月随北京市办公厅工作队来到通县张家湾公社张家湾大队蹲点四清。对于他初到张家湾的情况，他的秘书作了如下记述：

工作组一进村，正是秋收大忙季节；队员（29清工作队队员）放下行李立即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帮着刨白薯。农民一看王老年纪大，是个长者，也来劳动，都抢着照顾王老干点轻活。可是，王老不顾年老体弱，还是和大家一样枪收白薯。此后，工作队为了使队员们密切联系群；了解生产和社员的生活情况，要求队员半天工作半天劳动。王老和同志们一样，经常到田间和社员一起参加掰玉米、收豆子、整地、种麦……他样样都干。第一次下地摘棉花，王老用自己的蓝粗布包皮作了一个口袋，围在腰间装棉花，满以为摘棉花活轻好干，摘得挺快……不多时，才知道也不是那么容易，摘棉花不能带有一点干枝叶和杂物，否则好棉花就要降为次花了。社员们热情地手把手地教王老，学在手上，暖在心里，摘出的棉花白花花。

王昆仑在张家湾参加四清的过程中，主要是做调査研究，帮着这里的农民改善卫生条件，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提高这里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他也感到了中央的斗争日趋激烈一种不祥的征兆时时都在向他袭来。也可能是彭真同志从现代戏会演中感到了什么，在人代会召开期间，他把王昆仑召间北京，帮着赵燕侠整理发言稿一演出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体会，这乂不能不使他想起自己写的《晴雯》……

王昆仑在参加通县张家湾的四清之中，中央围绕着两个文件（指导四清的前十条和后十条）的斗争表面化了，毛泽东批评广由刘少奇等制订的后十条，同时又不点名地批评了王光美同志在桃园四清的经验，按照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制订了一个新的四清文件简称二十三条，这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的震动是很大的！自然，王昆仑也不例外。通县四清结束之后王昆仑突然又获悉罗瑞卿大将以反对所谓林副主席为由被撤职审查。与此同时，王昆仑过去在南京、重庆等地老友翦伯赞等学者被公开点名批判。他不得不提出这样的自问：

“运动的下一个目标又将是谁呢？……”

就在这惶恐不安——似在等待什么的时候，北京市委决定由他率一个代表团，去慰问自五十年代就到北大荒屯垦戍边的北京人。王昆仑欣然从命，毅然走出被政治空气就要窒息的北京，冒着零下三十几度的低温，迎着袭人肌肤的“白毛风”，到塞北雪原去探望扎根边疆的北京人！

这里的北京人，已经没有京城老家那种对政治的痴迷，余下的只有像雪一样圣洁的心，这对王昆仑来说实在是太美好了！他可以对着茫茫的雪原极目远眺，或深深地吸上几口清新的空气；他可以来到任何一位北京人的家里，就像是一位受尊敬的老家长那样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无忧无虑地谈天说地……但是，当他见到久违的女作家——而今的大右派丁玲的时候，他的心立即又回到了大搞阶级斗争的北京！也就是在这前后，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评三家村》，他一听播音员的气，再一看文章的内容，很自然地黯然自问：“这文章的矛头不是明白无误地对着北京市委吗？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下一步……”王昆仑已经没有勇气——或者说受着党性的制约，他不敢再问下去了。但是，他作为北京的副市长，清清楚楚地知道三家村是文教书记邓拓、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吴晗、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人的化名，凭着他的经验可知：他们三人被点名批判一定有着更大的政治背景。换言之，这场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决非就是三家村。为此，王昆仑怀着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告别了北大荒，又惶惶不安地回到了北京王昆仑回到北京以后，中央转发了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五人小组起草的《二月提纲》，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为此广大的读者和文化、学术界的权威基于无产阶级的义愤，相继发表反驳姚文元陷害吴晗同志的文章。1966年3月，周恩来总理为保护吴晗同志，会同北京市的一位负责同志商定，请吴晗同志到京郊昌平参加四淸。对此，王昆仑那忐忑不安的心稍稍得以平静，似乎觉得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又恢复了！

王昆仑怀着极度低沉的心情送走了国际劳动节，天天听着调门越来越高的新闻联播，看着无限上纲上线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文章。5月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北京市第书记，调吉林省第一书记吴德仟第二书记，正式宣布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解体。接着，中央下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有名的《五一六通知》。在此通知中，宣布撤销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葺接、具体领导“**6月2，《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从此，文化革命的黑风席卷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对此，王昆仑无论如何也跟不上这迅猛发展的政治形势了！

也就是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垮台的前后邓拓同志以死向党表明自己的赤心，和他稔熟的老舍先生也因不堪其辱而自沉太平湖，至于他听说翦伯赞等知名学者相继自杀的消息之后，他欲哭无泪，唯有怅然面壁自问：“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就在王昆仑无时无刻不在忍受文化革命之火的炼狱之时，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并于8月8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的决定》，即《十六条》。从此，以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群众斗群众的文化革命又推向了一个新的**！正当王昆仑时时都在等着什么的时候，他接到通知：8月18日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要他准时登上天安门陪同接见。虽说建国年以来，王昆仑几乎年年的“五和“十一”都登上天安门，但从未像这次收到请柬后是这样的激动，因为这标志着他尚在革命之列！同时，他还可以见到久违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负责人一并从这次接见红卫兵中也可看出中国政局未来发展的新的动向。

8月18日是一个万里无云的大晴天，加之古老的北京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越发显得红火和炎热。王昆仑吃过早饭以后，怀着异样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家门，驱车到达指定的地点，又在保安人员的安排下登上天安门城楼。往昔，在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来之前，他总是借机和相交有年的老友——或建国后才认识的同志打招呼，进行随意地交谈。今天，他驻步天安城楼，放眼望去昔日许多熟悉的老面孔不见了就是十分稔熟的同志也一个个表情严肃，谁也没有说话的兴趣，连相见时的客套话也被沉重的点头所取代了！为此，王昆仑也十分识趣地站在自已应站的位置上不时地和老朋友点点头或很不自然地笑一笑，等待着军乐奏起《东方红》的乐曲声。

“这不是王昆仑同志嘛……”

王昆仑自打重庆和毛泽东同志相识以来，不知见过多少次面了也十分熟悉那湘音很浓的讲话声，但唯有这次他的感觉非同一般——是诚惶诚恐还是受宠若惊？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是有点不自然地答说：

“主席，我是王昆仑。”

在王昆仑的心目中，毛泽东主席问候他一声就是最高的礼遇了！过来人都知道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是有意保王昆仑过关。但出他所料的是，毛泽东主席又走到王昆仑的面前，主动地握住王昆仑的手，说了如下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你的《红楼梦人物论》写得怎么样了？你知道吗？有人要批评你……

这时康生走过来，近似强行把毛泽东主席从王昆仑面前拉走。毛泽东主席边走边对王昆仑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我看嘛，你还可以接着写嘛！”

在这样的场合，毛泽东主席能主动地和芏昆仑握手，并有意地和他谈《红楼梦》，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王昆仑所获得的殊荣。在场的人——尤其是王昆仑事后回想毛泽东主席这次非同寻常的谈《红楼梦》，主要是从政治上保王昆仑过关。与此同时，在场的人——包括王昆仑认为康生有意拉走毛泽东主席也有其政治目的：那就是有朝一日还是要找王昆仑算账的！但是，正因为毛泽东主席这几句讲话，使得王昆仑被所谓揪出来的时间大大向后推迟了。此乃后话，略。

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台了，但北京市政府还要负责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可是，老北京市政府尚未打倒的副市长也所剩无几了，怎么办呢？他唯有按照林彪说的那样：“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了！

王昆仑业已六十四岁了！他除去当年在徐州战场看到过那样多的难民而外，再也没见到过像今天这样多的红卫兵涌入北京。时至盛夏，恰是流行病盛行的季节，一旦发生瘟疫怎么办？为此，王昆仑天天为这件事忧心忡忡，难安寝食。再者，他又接到总理的指示：一定要接待好毛主席的红卫兵。为此，他不顾自己身处逆境，除积极安排好每天涌入北京的几十万红卫兵的食、住、行而夕卜，还从医院中抽掉大批的医务人员投入接待工作，坚决杜绝流行病的发生。但是，随着毛主席每隔半个月接见一次红卫兵，浦入北京的人越来越多了，远远超过了北京各机关、团体、学校所承受的能力。恰在这时，又接到了总理的指示：一定要把首都卫生工作搞好，做好接待工作。怎么办？他找到尚未打倒的万里同志，二人为了坚决贯彻总理的指示，“一起带领秘书来到天坛公园了解大棚搭建的情况，查看接待工作。并于现场决定在天坛、陶然亭、先农坛一些公共场地上继续多搭建一些大席棚，当做接待、安排红卫兵的住所，还决定由服务饮食行业和机关、街道等单位挖潜力，抽掉职工和居民群众加工主食，保证供应，吃饱吃好。同时，由市卫生局抽调医院中的医护人员成立急救站，担负医疗和抢救工作；由市环境卫生部门负责组织人力搭建临时厕所，及时处理好粪便……”简之，时人与后人谁也不曾想过：在亘古未的红卫兵大串联运动中，北京这个串联的中心为什么没有发生丐染病，也不曾死过一个红卫兵？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王昆仑同志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也保存着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文物古迹。但是，自1966年8月起，颐和园、碧云寺、八大处、北海、故宫、芦沟桥开始告急，团城、景山、卧佛寺等也相继告急，甚至天安门也时时报急……而这时，北京市委处于瘫痪的状态，文化部也早已变成了全国文艺界造反派的所在地，再也找不到一个没被打倒的负责人，怎么办？他向有关部门请示并得到了明确的答复：城内城外的许多文物古迹都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防止被人破坏，先行保护性地封存起来，请示中央之后再行处理。王昆仑说干就干，亲自带着秘书四处奔波，为保护这样众多的文物古迹而操心、劳神！可以想见，在那疯狂破除“四旧”的年代里，他这位尚未揪出来的当权派做这样一种工作，是何等之难啊！对此，他的秘书写下了如下这样一段文字：

三老紧紧依靠党依靠市里一些领导同志，和大家一样，只要自己还没有被揪出来，没有被专政批斗，没有被打倒罢官，就坚持……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了维护国家文物和名胜古迹，他每到一处，每得到一个紧急情况，都尽力向有关同志作思想工作，说服他们尽自己的职责和力量去维护它，使当时几乎处于将要被遭毁的许多国家文物古迹，如天安门前的大石狮、碧云寺、颐和园、卧佛寺、八大处、北海团城、景山、故宫等等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洗劫。他和干部们一起努力，才使许多祖国文化遗产至今能较完好地保存下来，继续供广大人民游览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