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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转直下003（第1页）

急转直下003

一、职务名称：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指史迪威新的名分）。

二、权限范围：

（一）受最高统帅之命令，商承军事委员会之同意，指挥中国陆空军队对日作战；

（二）作战计划之制成须经军事委员会之核议；

（三）对于所辖部队，有依据中华民国法令执行奖惩任免之权。

……

上述条款，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东西，没有一点实际的价值。因为这时的蒋介石依然在采取拖的战术，决不会向中外明令颁布的。

在这期间，史迪威收到了派往延安的“迪克西”使团由谢伟思执笔写的报告，他读后感到延安是那样的神秘和亲切。其中，毛泽东在会见谢伟思时长达八个小时的纵论，更是令他大有豁然开朗之感。使他更为感到惊奇的是，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评价与他不谋而合。他有意得意地反复读着毛泽东的这段话：

蒋介石很顽固。他基本上是个匪徒。要同他打交道，必须了解这一点。我们是从经验中知道这一点的。对他决不能心慈手软，决不能屈服于他的威胁和恫吓……美国很不善于对付蒋介石。它让他的讹诈得逞——例如谈论抵抗不下去了，只好讲和了……

美国现在的处境同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完全不同了。它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培植蒋介石，拿他当小孩子来哄、来抚慰了。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了战争的利益，他应当怎么办。可以把要蒋介石按美国意愿办事作为美国向他提供援助的条件。

（此引文选自谢伟思的报告）

史迪威越读越爱读，待到他最后一次读罢“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了战争的利益，他应当怎么办……”以后，他竟然笑着自语：

“此乃英雄所见略同也！……”

九月十三日，也就是中美关于史迪威授权问题会谈暂告一段落的同一天，史迪威在自己的官邸接待了两位共产党的使者，他们带来了毛泽东和朱德对他的问候。遗憾的是在他的日记中既未写明来访者的姓名，也未记载他们讨论的内容。他只是在给马歇尔将军的报告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他们已和我联系过了，他们表示愿意在我的指挥下进行战斗，但不愿意在蒋介石任命的中国司令官的指挥下作战。

史迪威经过研读谢伟思自延安发回的报告以及亲自和两名共产党使者的交谈，更加坚信：“共产党人在华北勇敢地同日本人作战。”于是，“对于负责在大陆上击败日本人的史迪威来说，要准备美国最终在华北登陆，共产党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站在美国从战争需要出发的立场上，不仅要求蒋介石允许把共产党人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以联合抗击日本人，而且认为共产党人也因此有权利得到美国战时租借物资。唯有如此，才能把二十万封锁共产党人的最好的政府军以及反封锁的五万名八路军用于抗战。

另外，虽说史迪威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并无直接了解，但可能是他太厌恶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缘故，也或许是他接受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像是萝卜——外面红、里面白，他逐渐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组织，而是所谓的红色分子即革命者。“革命者”这个词与美国精神无任何抵触之处，在他——包括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缺少的就是革命。基于此，他原先仅仅是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情感跃变为支持这些“现代中国的太平军”了。

而这又恰恰是为蒋介石所不能容的。

也就是在史迪威为军事授权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时候，中国华东战场和正在缅北进行萨尔温江战役的远征军都感受到了紧迫的危机。其中，“多恩指挥下的远征军在苦战之后跨过了萨尔温江，艰苦行进在一万一千英尺高的山路上，奔向北缅与驻印军会合的地点。他们在龙陵郊外遭遇到了日本人的最关键防线。多恩迫切需要加强部队进行最后的冲击”。而设在华南的空军基地也面临着毁灭性的破坏。

为此，史迪威于九月十四日飞往桂林，与张发奎磋商怎样处理大批美国空军设施的问题。在张发奎答说无军队守护机场后，史迪威遂与陈纳德商量，决定立即撤走美方人员和装备，“除留下一个简易机场最后给陷入四面楚歌之中的桂林守军运送枪炮弹药外，将其他的所有机场炸毁”。

这时，史迪威又突然收到蒋介石的电话，请他立即返回山城重庆，有重大的军事决策等着他商讨。他闻之一惊，暗自纳闷地说道：

“我离开重庆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会有什么重大的军事决策等着我商讨呢！”

对此，中外史学家通常的说法是：“日军**使他（蒋介石）不胜惊恐。所以他对史迪威近乎发出了最后通牒：一周内中国驻缅甸部队必须向八莫发起进攻，以减轻进攻龙陵的中国部队的压力。否则他要把远征军撤过萨尔温江，来保卫昆明。他担心一旦进攻龙陵失败，日军会紧接着进攻昆明。由于该市和重庆同处在一条内线上，蒋介石最怕进攻昆明。他发出这个最后通牒实际上是想停止缅甸北部的作战行动。”

蒋介石为什么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对史迪威发出这一最后通牒呢？中外史学家均无探究，自然，也就没有定评。笔者认为，这是蒋介石在万般无奈的形势下，被逼出来的唯一能拒授史迪威军权的策略，根据有二：

一、缅北战役的危局并非是一夜猝变形成的，据史迪威的日记记载，远在五天以前——九月九日就议过龙陵危机。但史迪威的结论是：蒋氏谈龙陵危机是假，借机向美国要钱是真。因为他在当天的日记上还写道：“别担心，咱们谈钱的问题，那要有趣得多。”就连亲台学者梁敬先生也坦承：“腾冲龙陵受攻尤急。委员长在十日以前已有驻印军进攻八莫以救龙陵之计划。”这足以证明，蒋介石猝有此变，不是由龙陵战局危厄引起，而是另有其他政治目的。

二、世人都知道，蒋介石决不会把指挥中国全部军队的大权授给史迪威的，但他又不想因此而获罪于罗斯福总统，断掉美援。怎么办呢？他唯有把此责任转嫁给史迪威，并借此收到排挤走史迪威和保住军权的一石二鸟之效。作为纵横家的蒋介石一定研究了史迪威此时所占有的优势，加之他又非常熟悉史迪威的个性，因此可以说他准确地估计到了这一近乎最后通牒的命令是能够获得上述一石二鸟之效的。请看事情的发展：

史迪威果真中了蒋介石预设的圈套，他一听就跳了起来，大骂蒋介石“王八蛋”！他和蒋介石大吵过后，又气愤地写道：

“整个一线只有龙陵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他想停下来，破坏整个计划——人力、财力、物力、时间、汗水，我们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不就是为了帮助中国吗？不可思议！愚蠢的战略和战术思想！真让人受不了。”

为此，史迪威严正指出“驻印军甫夺密支那，亟须休养，不能进攻，又以卫立煌部队缺额待补，亦不宜调回，反要求调出围堵共党之胡宗南部队南下赴援”。

这自然为蒋介石所坚决反对。

就在这时，远征军攻克了腾冲。“如果何应钦再兑现给云南部队补充一万人，占领龙陵看来大有希望。”换言之，蒋介石利用所谓龙陵危机发难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使史迪威以及赫尔利等人都看清了他这招棋的用意：在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之前，必须要无条件地接受蒋介石的指挥。

翌日——九月十六日，蒋介石不再谈龙陵危机，而是“坚持要控制租借物资”。史迪威听后再次发作。事后他直言：“我们的东西，我们给他的，他没有权控制租借物资。”当时，宋子文严厉地从旁帮腔：

“我提醒将军，你们必须记住一个大国的尊严，它会因将军控制分配权而受到侵犯。”

“胡说！”赫尔利出言不逊，用教训的口吻说了这段话，“记住，宋先生，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产的，我们愿意把它给谁就给谁。”

接着，赫尔利又十分尖刻地指出：“当顾客把手放入我们的现金出纳机时，我们不能看一眼，因为害怕我们会触犯他的‘尊严’”，要知道“有一亿三千万美国人的尊严也扯进了这个问题，还有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孩子的孩子的尊严，正是他们付了账”。

史迪威非常赞赏赫尔利的态度，因为他知道：“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就完了。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远征军）将只能去舔别人的屁股。”可以想见，史迪威在“争掠之间，语多不逊”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