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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第1页）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

税收一直是个敏感问题，它影响到每一位公民的收入。今天的古案今说，咱们就来说一说历史上的这些税！

这个税收有什么作用呢？

税收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说法，可以用它来增加国防建设，用它来兴办教育。当然对富有者征税，还可以达到平抑社会贫富差距和扩大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

这种所谓的调解贫富差距的税收也被称作财产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我们的祖先就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实施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当时称作算缗令。这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财产税。

早经过长期的战乱，新立的大汉王朝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兴、民生凋敝的局面，为了发展国力，汉初的领导者以黄老之学作为指导思想，无为而治，实行一种较为自由的经济体制，由此经济蓬勃发展，几十年间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的超级强国，是“文景之治”盛世形成的主要原动力。

可是，自由经济体制的背后，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均，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儒董仲舒曾在给汉武帝的信中曾说道：“（当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可见当时的情景。

并且在汉武帝时期，可真是没少折腾。北征匈奴，西通西域，东伐朝鲜，南抚夷越，国家发动了一系列历时长久、规模巨大的战争。

其中，武帝一朝对匈作战持续时间之长，战争规模之大，可谓空前绝后。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元朔四年后七年时间里，仅筑卫朔方、赏赐将士等军费开支，就达到了二、三百亿。要支持如些庞大的军费开支，单凭政府的一般财政收入是不可能的。

为此因此汉武帝在经济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利用国家政权干预、管理战时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支持对匈作战。这些措施主要包括盐铁官卖、均输平准、改革币制、算缗告缗、增加算赋甚至卖官鬻爵。

但是这些收入依旧无法缓和越来越严重的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武帝将目光瞄准了已经“养肥”的商人阶级。

武帝选择拿商人阶级开刀不是没有缘由的。中国古代是以农立国，一向就有重农轻商的传统，把农看做是本事，把商看成是末业。到秦汉大一统的时代，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更是不能容许商业的畸形发展。因为商人剥削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尤其是富商大贾，肆意兼并农民，使农民贫困化，这样就破坏了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此，先秦以来的一些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大都主张重农抑商，并进一步形成秦汉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

一般商人掠夺农民的主要办法，是在买贱与卖贵之间进行勒索。一方面，小农经济薄弱，经不起任何风浪，国家的急征暴敛、私人的债务，以及婚丧、疾病、凶荒等等，都强迫他们把自己的产品“半价而卖”。而另一方面，当农民迫于饥寒，急需粮食、种子、衣服之时，商人又以加倍之利售予。

高利贷商人往往兼有两重身份，他们在市场上是商贾，到农村又变成了地主；放高利贷是他们剥削农民最残酷的一种方式，利息至少是“倍称之息”，即一倍，有时可以高达十倍。农民一旦落入高利贷的罗网中，往往被迫卖掉自己的田宅和子女。这种情况必然要激化社会矛盾，甚至会引起大规模动乱。

另外，还有一种垄断盐铁生产的手工业主兼商人。盐铁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谁控制了这种营业，谁就能变成豪富。例如咱们前边的节目提过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岳父卓王孙就是以冶铁起家，有奴隶千人，田池射猎之乐，可以和皇帝相比。临邛还有程郑，亦以冶铸致富，其家产和卓氏相等。南阳孔氏以冶铁致富数千金。而鲁人曹邴氏以冶铁富至巨万，不但是个大冶铁业主，而且还是个大高利贷者，其赊贷的范围遍于全国。以煮盐致富，较为著名的则有齐人刀间。他利用奴隶生产，富至数千万。这一类大工商业主剥削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农民，他们通过工商业赚来的钱，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而变成地主。

“商人兼并农人”，将大量的土地收归己有，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生计，没有了生存的资本，就成了社会动乱的祸根。

汉武帝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巩固封建统治，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和反攻力量，他开始重用“兴利之臣”，并决定首先向商人开刀。这就是元狩四年，武帝根据御史大夫张汤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议，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

什么是算缗令呢？

对所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征税。算缗的征税对象是商人的“物”，即是对财产征税。每二千钱抽取百二十钱。

按说，这样的税率按说也不算太高啊。

您别着急啊，这才是这笔税的一部分。

除了财产税外，还要征收的车船税，每辆二百四十文。船五丈以上，统一征收一百二十文。

您看，这和咱们现在很像，房屋的契税和车辆的车船税，是非常相似的，像我这样有房有车的人看来都跑不了。

现在，我们国家刚刚修改过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个人所得税从两千元上调到三千五百元作为起征点。也就是说更多低收入的人可以免征所得税，而高收入的人根据其收入的高低，税率逐渐提高，从而达到调解贫富差距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