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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李自成起义军南下湖广和襄阳政权的建立（第3页）

[22]　康熙六年《安陆府志》卷三二下，《艺文》；李起元：《钟祥邑侯萧公殉难记》。

[23]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二，《流贼》。又见钱甹只《甲申传信录》卷六。

[24]　康熙三十五年《松滋县志》卷八，《战守》。

[25]　一般史籍都说袁时中是崇祯十三年聚众起义的，但是，乾隆十九年《淮宁县志》卷十一《杂志·兵寇》载：“十一年，开州贼袁时中领万众掠陈。兵备道关永杰领官兵捕剿，遁去。”顺治十七年《陈州志》卷十一《事纪》也说：“十一年，开州贼袁时中领万众拥陈。兵道关领官兵堵剿，退去。”很可能袁时中起义的时间早于通常说法。至于李自成攻杀袁时中的时间，《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都载于崇祯十六年五月丙辰日（二十四日）。可是，崇祯十六年六月保定巡抚徐标题本中说，五月二十三日据大名道副使朱廷焕塘报：“袁时中为闯贼杀死，侦探甚确。”（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二四页）可证诸书之误。袁时中被攻灭，必在五月二十三日以前。平定的地点和经过，据康熙三十二年《睢州志》记载：“十六年癸未，袁时中盘踞新河南岸常冈等处，李自成遣其伪将白姓者领千余骑突至，擒时中磔之，余众皆散。”（卷七，《存遗·兵寇》）《平寇志》卷六未叙明事件发生地点，仅云：“闯贼大怒，以步骑二万攻时中，擒而杀之，小袁营遂灭。”《豫变纪略》卷五，记袁时中被袭杀于崇祯十五年九月，肯定是错误的。

[26]　《巡视陕西茶马御史徐一抡题本》，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一二页。

[27]　许多书上都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时，自称“新顺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可靠的直接史料能够证明“新顺王”之说。上引徐一抡题本中说，自成在襄阳“盖房，伪名昌（倡）义府”，并不是“新顺王府”。康熙四年《续修商志》卷九记载：崇祯“十六年，延安米脂县巨寇李自成混名闯将……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是岁九月，败秦督孙公于河南，十月初旬入关中”。康熙《咸宁县志》记载，同年十月李自成进入西安时，“称奉天倡义大元帅，据秦府”。（按，咸宁是当时西安府两个附郭县之一，明秦王府位于咸宁县管辖范围之内）既然直到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起义军进入陕西以后，商州和西安都仍称他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看来“新顺王”的说法很可能是一种讹传。又，《平寇志》卷七说，是年七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襄阳修殿不完，铸钱不成，斩一谋士；因术士乩有‘自成不是真天子’句，故诛之。自成无子，立养子双喜为太子，更名洪基”。疑不可靠。当时没有改元，以什么年号铸钱呢？立李双喜为太子事也难以置信。李自成当时还没有称帝，估计不会立太子。

[28]　如崇祯十六年十月山西巡抚蔡懋德题本中，报告起义军在陕西韩城县芝舡镇贴出布告说：“为抚安万民事：芝舡官民人等已顺矣，骡马献矣，此后人马不许进城。为此特示。癸未年芝舡镇张挂。”（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一六页）又现存李自成在西安时颁发的“辽州之契”，背上有“癸未年十二月日造”字样，次年正月建国大顺以后颁发的符契，就都用“永昌”年号了。

[29]　不少史籍说，李自成的襄阳政权以张国绅为上相，牛金星为左辅，来仪为右弼。看来不可靠。张国绅投靠李自成，是在起义军攻占西安以后。谈迁在《国榷》卷九九中记，崇祯十六年十月，“前漕储道参政安定张国绅居西安，自成召见。称殿下。语次，自成大悦，曰：‘予不喜得陕西，喜得先生。’授刑政府侍郎”。参考其他材料，有相当的准确性。因此，张国绅不可能在襄阳时期出任上相。据康熙十三年《山东通志》卷四二和康熙十一年《临朐县志》卷三，来仪是山东临朐人，崇祯十四年任河南兰阳知县。李自成攻克该城时，来仪被俘，他坚持反动立场不肯同义军合作。后来在河南荥泽逃走，依旧投入明政府怀抱。谈迁《北游录·纪邮下》的记载稍有不同：来仪在起义军中没有受任官职，“李自成陷襄阳，令来教诸生四十余人，称先生或称师。从下河南，同保宁王逃入京，奏贼始末”。可见说来仪在李自成襄阳政权中任右弼，很可能是一种讹传。

[31]　《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第九六三页。

[32]　崇祯十六年《兵部为寇报交驰防河孔亟事题本》中，引保定巡抚徐标的报告说：“据顺广道副使宋权塘报，五月二十一日，闯寇回至洛阳，凡府、州、县俱另安官。又报大寇在汴梁朱仙镇等处逼近黄河……二十三日据大名道副使朱廷焕塘报，流贼安设伪官已至红土铺，濒河二十余里。”（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二四页）李自成在湖广澧州、安乡派设官员的情况，可参考《澧州志林》和《安乡县志》。

[33]　顾炎武：《明季实录》附录《苍梧兄酉阳杂笔》。

[34]　康熙三十二年《内乡县志》卷十，《兵事》。

[35]　《国榷》卷九九作：“提营总督权将军田见秀，帅标权将军刘宗敏。”

[36]　据乾隆五十年《绥德直隶州志》卷八，《杂记》，田见秀为绥德县福乐里人。他在李自成起义军中地位很高，原因大约是追随李自成较早，为人又宽厚。但是，他的战功见于记载的并不多，后来在抗清斗争中，他的动摇变节给大顺军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37]　吴伟业在《绥寇纪略》卷九中说，李岩是中营制将军。实际上中营即中权亲军，由刘宗敏统率，直到进入北京时仍是如此。杨士聪说“余睹其衔云：中吉营左军都督府左都督”（《甲申核真略》）。中吉营就是中营，为李自成西安建国时改定的名称（见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四，《僭国列传》）。但是，刘宗敏的权限并不仅是统率中营，在中营和他营共同承担一项战斗任务时，也往往由他指挥。关于刘宗敏参加起义以前的情况，目前知道得很少。《绥寇纪略》说他是蓝田县人；王世德在《烈皇帝遗事》中，说是陕西商南县人（见《野史无文》卷三）。赵士锦《甲申纪事》中说：“宗敏者，冶夫也，苍颜骨脸，目不识丁，为贼寇军将军。”其他史籍，也多说刘宗敏是铁匠出身，比较可信。

[38]　据笔者的初步查考，张鼐很可能就是李双喜。张鼐是本名，李双喜是李自成收他为养子后改的名字，永昌元年正月在西安大封功臣，有的书记张鼐被封为义侯，有的则说义侯是李双喜；李自成牺牲后，明督师何腾蛟给隆武帝的奏疏内称之为张双喜，都透露了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

[39]　这条记载可能有错误，因为果毅将军高于威武将军。另外，谷可成就是谷英，几个月之后被封为蕲侯，在大顺军里地位相当高。说他在襄阳时期充当威武将军辛思忠的副手，似乎不大合于情理。

[41]　根据右营经过的一些州县的地方志，右营制将军肯定是袁宗第，而不是刘希尧。

[42]　《绥寇纪略》和《见闻随笔》写作“白鸣鹤”，《平寇志》写作“白九鹤”，均误。

[43]　上面已指出袁宗第是右营副将军，前营制将军究竟是谁，还弄不清楚。吴伟业把刘希尧列为制将军之一，是否将袁宗第、刘希尧两人的营别弄错了，也存在疑问。就目前所见史料而言，左、右、后营的制将军刘芳亮、袁宗第、李过，都曾经独当一面领兵作战，贺锦也曾统兵负责平定甘肃、青海，而刘希尧却没有这类事迹的记载。《国榷》卷九九，记刘希尧为“左营副制将军”，录以备考。

[44]　据《国榷》卷九九，贺锦为“帅标制将军”，帅标也就是中营。从后来贺锦统军西征甘肃、青海的情况来看，他指挥下的党守素、辛思忠都是中营将领，与此相符。

[45]　按照吴伟业开列的名单，包括田见秀、刘宗敏在内，恰符二十二将之数。可是，他在这个名单前面又加上了李锦、高必正、李岩、李牟四个人名。我们知道，李锦就是李过，高必正是后来大顺军联明抗清时隆武帝给高一功改的名字。吴伟业在下文里说高一功守襄阳，可见他在李过、高一功的问题上都误一人为两人。吴伟业网罗史料用力甚勤，可惜不注意考订核实，以致真伪莫辨。他搜集到的五营二十二将的名单，虽然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大致是可靠的。由于博采诸家说法，不注意鉴别，结果画出了四条蛇足。所谓“李岩”任中营制将军之说，只见于《绥寇纪略》，为他书所不载。即按吴伟业的说法，“李岩”既然是中营制将军，应该排列在中权亲军将领之首，而不至于脱离其他四营制将军，而在两名权将军的前面单独挂上一笔。何况加进“李岩”就多出了一人，同“五营二十二将”的说法也不相符。《平寇志》关于襄阳时期李自成部将的记载是：“亲信大帅二十九人。中权大帅四人：田见秀、刘宗敏、党守素、张鼐；中权标将四人：谷可成、任继宗（荣）、吴汝义、李友；左营大帅五人：刘芳亮、马世耀、贺锦、刘希尧、王良智；右营大帅三人：袁宗第、白鸠鹤、刘体纯；前锋大帅一人；田虎；后军大帅六人：李过、骆应标、贺兰、马重喜、张能、高一功；分汛地将领六人：杨彦昌守襄阳，任光荣守荆州，白旺守承天，周凤梧守郑州，马守应据澧州，罗戴恩在标下。”所记虽不如《绥寇纪略》准确，也有可供参考的地方。其中明显的错误是，在左营大帅中列出王良智的名字。据查考，王良智原名王根子，是明朝西安守将之一，李自成起义军进攻西安时他开门投降，襄阳时期他还不在李自成部下。

[47]　《绥寇纪略》卷九。

[48]　崇祯十六年三月明郧阳抚治李乾德的奏疏中说：“盖因连年大旱，百姓逃亡，十存四五，仅留皮骨。而官府以粮饷紧急，尽力追呼；将领以虎狼牙爪，无端掳掠。小民痛恨，深入骨髓，汹汹思逞，已非一日。贼固明于此也，因其所恶，与之以好，假为不杀掳，不催科，较（校字，避明熹宗讳）士安民，种种愚弄，故所到之处，望风迎顺。”（《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一四页）

[49]　康熙二十四年《荆州府志》卷四〇，《备遗》。《平寇志》卷八记工科给事中彭琯的奏疏说：“往者逆贼犯楚，实由人心惑于‘三年免征，一人不杀’之伪示耳。”

[50]　李永茂：《枢垣初刻》，《襄阳再陷疏》。

[51]　《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第九六三页。

[52]　《枢垣初刻》，《襄阳再陷疏》。

[53]　宛指河南省南阳地区，叶即叶县。

[54]　《平寇志》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