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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孙传庭部的覆灭和李自成西安建国（第3页）

这里说的伪总兵尤世禄，是义军攻占榆林时投诚过来的将领。他曾经任过明朝山西总兵，革职后居住在宁武，同山西官绅结下了宿怨，被撵回原籍榆林。[83]大顺军进攻宁武之前，尤世禄奉李自成之命，以过去曾与共事的关系，到城下去招降周遇吉。周遇吉翻脸无情，弯弓相向，虽然没有射中，却又结下了新仇。可见，攻克宁武以后杀了几千人，也还是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尤世禄的个人报复行动。《平寇志》等书说，“贼屠宁武，婴稚不遗”，完全是一些文人别有用心的捏造。

三、这次战役持续的时间不长，规模也比较有限，大顺军在攻城过程中的伤亡自然不会太大。可是，《明季北略》卷二十《周遇吉传》中，却煞有介事地说“廿五日，贼（指李自成）集头目计曰：

‘宁武虽破，受创已深。自此达京，尚有大同兵十万，宣府兵十万，居庸兵二十万，阳和等镇兵合二十万。尽如宁武，讵有孑遗哉！不若回陕休息，另走他途。’已刻期明早班师”，云云。根据可信史料的考核，这里所列出的大同至居庸关官军数目，完全是信口开河。我们知道，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各部义军都非常注意侦察敌情，李自成对官军的实力肯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作者借李自成之口夸耀官军实力，妄称大顺军已刻期班师，“回陕休息”，无疑是痴人说梦。

宁武战役以后，李自成、刘宗敏率大军继续北上，三月初一日到达大同[84]。这里的兵民早就要求归顺，明朝代王朱传?却责令守城。大同总兵姜瓖自知力量单薄，难以抵敌，遂开门投降。[85]大同巡抚卫景瑗被俘，由于他薄有令名，李自成恳切地开导他：“我米脂一民耳，今日至此，天命可知，尔真好官，尔降仍用尔抚大同。”过了三天，李自成见他不肯投降，爽朗地说：“尔真忠臣，我且驿乘送尔还家。”卫景瑗却死心塌地要为明王朝“杀身成仁”，请求速死。李自成说：“我必不杀尔。”卫景瑗唯恐做不成忠臣孝子，自己跑到海会寺自刭而死。李自成得报后仍然给了五十两银子，派人把卫的丧柩送回韩城老家。[86]对于明朝代藩，李自成却毫不手软，下令杀了朱传?全家。义军离开大同之前，派制将军张天琳留守。

大顺军到达阳和时，明阳和兵备道于重华，“郊迎十里，士民牛酒塞道”[88]。宣府（今河北宣化）总兵王承胤也先期派人到大同递表投降，接应大顺军先头部队千人潜入宣化。民间早已宣传大顺军“所过秋毫无犯，发帑赈贫，赦粮苏困，真若沛上亭长、太原公子复出矣”[89]，均急不可待地盼望义军早日到来。三月初六日，大顺军主力到达宣化[90]，宣府巡抚朱之冯妄图负隅顽抗，在城头勒令军士同义军作战，“军士抱手默然无动者。盖一切大炮之火线已绝其火，门已俱塞实，不能发矣”。朱之冯见大势已去，急得仰天大哭。王承胤分守南城，当即大开城门迎接义军入城。“满城结彩，或帛或布，无者继以纸。百姓胸前皆粘‘顺民’二字，焚香跪接。”[91]朱之冯自缢而死。李自成巡视全城时，王承胤“跪之前称贺”，面有德色。李自成对他这种自矜功伐颇不以为然，当面问道：“此谁家城？”王承胤满面惶恐，无言以对。[92]

第八节　大顺军的南线作战

如前所述，李自成在部署向北京进军时，采取了钳形攻势。当他和刘宗敏亲率大顺军主力取道太原、宁武、大同、宣化入居庸关，一路上扫**沿边各镇明军，从北面向京师推进时，大顺军的另一支大军，即刘芳亮统率的左营，也按照统一部署展开了南线作战。

永昌元年二月，刘芳亮率部于蒲州渡河，沿黄河北岸向东进军。二月下旬，进抵河南怀庆地区，明朝副将陈德（陈永福之子）把巡按御史苏京拘捕起来，投降了大顺军。刘芳亮在怀庆地区设置了防御使、府尹和所属六县的县令。[93]封在卫辉府（府治在河南汲县）的明潞王朱常淓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义军还未到达就在总兵卜从善的保护下，携带宫眷和宝器渡河南逃。[94]刘芳亮安抚地方以后，领兵进取山西长治地区。长治古称上党，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的沈王就分封在这里。当时明王朝各地政权机构已成瓦解之势，在义军到达之前，潞安府的官员就逃跑一空，出现了地方无主的局面。大顺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长治和附近州县。当地士绅不禁叹息道：“夫河东上党，为古来用武必争之地，而皆唾手得之，天下事不可为矣。”[95]义军活捉了沈王朱回洪，缴获了宫中所藏大批金银宝器。刘芳亮任命孙明翼为潞安防御使，让他负责追赃助饷，“系诸郡王宗室及乡士大夫，非刑酷拷，大索金银，动以千万计，名为捐助。下至乘田委吏，无一得免者。或已经物故，复收其子孙一体拷掠，是名故宦例亦如之。……且分布诸贼各县严比”。[96]刘芳亮留下大将平南伯刘忠镇守长治地区，自己引兵继续前进。

刘芳亮部继续北收邢台、河间等地，一路上皆望风归附。三月二十一日，进抵畿铺重镇保定。史籍中对大顺军向保定进军的场面，留下了这样的描写：“寇大至，络绎三百里，羽旗铁甲，熌烁夺目。尘坌纷起，昼为暝；马嘶人喊，海沸山摧。”[100]足见兵威之盛。当时，大顺军旌旗所向，明朝的“守土文武吏率皆望风降遁，或绅士争为乱首，倒曳衣冠，疾走恐后，相与称仁诵义曰迎真主”[101]。保定城里的百姓不愿为朱明王朝坚守，纷纷要求开门纳款。就在这时，“代帝亲征”的明大学士李建泰逃进了保定，他也认为“势难支”，不如及早投降。可是，署府事同知邵宗玄和新任知府何复，却同当地乡绅张罗俊等沆瀣一气，坚决主张守城。他们责骂“百姓无知”，不懂君臣大义，“下令人缀崇祯钱一于额以示戴主之义”，驱使军民上城拒守。大顺军在城下高声喊话，告以京师已于三月十九日攻克，奉劝他们不要执迷不悟，自寻绝路。张罗俊、邵宗玄等人冥顽不化、置若罔闻。刘芳亮见劝降无效，下令全力攻城。大顺军“架铳土阜上，击雉堞如振秋箨，铅丸铁子，喷天抉地，屋瓦飘纷。人皆戴木板循墙走。未几，西北楼火，南郭门又火，隍池溃，高橹灰飞，深沟涛散，守者不寒而栗”[102]。三月二十四日夜半，南城守弁王登洲等人缒城投降，“百雉顿空”，起义军一拥而上。李建泰所带的几百名军士也“崛然内应”，领着保定府推官许曰可、清苑知县朱永康向义军投诚。方正化、邵宗玄、何复、张罗俊等都被处死。

李自成在北京听说保定的明朝官绅仍在顽抗，唯恐激起将士的义愤，破城后杀人过多，特地发布诏书赦免当地军民。刘芳亮于克城前一个时辰接到诏书，进城后立即下令禁杀。[103]他在西门召集士民宣读告谕，任命文华国为保定府尹，同时委任了推官和县令，责成他们办理粮草。第二天，“下令遍拿乡绅之未死者及其子若弟，拷掠惨毒”，进行追赃助饷。还把驱使军民拒守的劣绅、明工科给事中尹洗等处斩，“揭其首于竿，榜曰：据城抗师，恶宦逆子”[104]。二十六日，刘芳亮留部将张洪守保定，自己带领军队向京师进发。李建泰也随同进京，受到李自成的礼遇。

大顺军的南线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李自成、刘宗敏所统主力攻占北京，完成了收取黄河以北大批郡县的任务，对于大顺农民革命全盛局面的出现做出了重大贡献。

[1]　吴甡：《忆记》。

[2]　吴甡：《忆记》。

[3]　吴甡：《忆记》卷四。

[4]　吴甡：《柴庵疏集》卷十九，《召对纪略》。

[5]　吴甡：《忆记》卷四。

[6]　王鸿绪：《横云山人史稿》，《吴甡传》记大学士“蒋德璟谓倪元璐曰：上欲吴公速行，缓言相慰者，试之耳。观首辅疾趋可见（指首席大学士周延儒奉命督师抵御清兵）。甡畏贼势大，出必死，卒迟回不肯行”。

[7]　吴甡：《柴庵疏集》卷二○。

[8]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

[9]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怀陵流寇始终录》记于五月丁丑日，五月无丁丑日，当为六月之误。

[10]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

[11]　李长祥：《天问阁集》（北京图书馆所藏抄本题为《天问阁明季杂稿》）卷上，《甲申廷臣传》。

[12]　《平寇志》卷七。

[13]　《崇祯实录》作“步骑各五万”。

[14]　李长祥：《天问阁明季杂稿》记，李自成听说孙传庭部蠢蠢欲动，担心自己兵力不够，向张献忠借兵。“谓秦师**我中原，必疾力西蜀。”张献忠派出六千铁骑相助。《甲申传信录》卷二也有相同记载。按，当时张献忠部还在湖广地区活动，并没有进川，所谓“必疾力西蜀”同情理不合。在李自成部义军同孙传庭部决战的时候，张献忠是否提供了兵员支持，目前还没有可靠史料证明。

[15]　高斗枢：《存汉录》。

[16]　《绥寇纪略》卷九。

[17]　康熙十一年《垣曲县志》卷十二，《兵乱》。

[18]　《甲申传信录》卷二。

[19]　孙之：《二申野录》卷八。

[20]　《平寇志》卷七。

[22]　乾隆八年《重修宝丰县志》卷五，《兵燹》。

[23]　《绥寇纪略》卷九；《平寇志》卷七。按，丘之陶是明朝大学士丘瑜的儿子。李自成见他年轻英俊，委任为兵政府从事，又升任兵政府侍郎，在提兵北上河南迎敌陕西官军时，还“委之管留务”。这样重用一个没有经过严格考验和审查的官僚地主分子，险些误了大事。丘之陶充当内奸一事，有原始材料证实。当时的明廷大学士吴甡，在朱由检召见阁臣讨论孙传庭出兵疏时说过：“又谓间谍密谋，兵至内应，臣窃忧焉。贼皆秦人，结连日久，内应之谋，果否得当？”（见吴甡《忆记》卷四，又见吴甡《柴庵疏集》卷十九，《召对纪略》）清初尤侗《雁门哀》云“惜哉蜡书计不成，襄阳并杀丘公子”，也是指的这件事。邹漪《启祯野乘》卷十二，《丘大学士传》说法略有不同：“公次子之陶，于壬午为曹贼罗汝才所获，羁之营中，后又归闯。寻以自成出与孙传庭迎敌，之陶窃其令箭以逃。竟穿营走出，将渡黄河，盘获。见闯，陶骂不绝声，贼怒剐之。”没有提到丘之陶被李自成任为兵政府从事、侍郎以及充当内奸之事，不是有所讳就是传闻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