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了;瞧,这就是我用它买的书……”
她举起煎锅把儿就打我,而且打得相当狠,安徒生的童话也给收走了,藏到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了,——这比打我一顿还让我痛苦。
有好几天我都没去学校上学,在这段时间内,大概我继父把我拿钱的事迹讲给他的同事们听了,而他的同事们又告诉了自己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把这件事又传到了学校,所以我一到学校,人们便给我起了个新的绰号——小偷。简洁、明了,但是——有失公正:因为我没有隐瞒那一卢布是我拿的。我试图对这件事进行解释,但没有人相信我,于是我回家对母亲说,我不再去上学了。
母亲又怀孕了,样子显得很憔悴;她坐在窗前正在喂弟弟萨沙吃东西,一双痛苦的眼睛绝望地看着我,像鱼一样张着嘴巴。
“你胡说,”她小声说,“谁都不知道你拿了一卢布的事。”
“不信你可以去问。”
“是你自己说出去的吧。喏,你说,是你自己说的吧?当心我明天亲自去了解个明白,究竟是谁散布到学校去的!”
我说出一个学生的名字。母亲当即皱起眉头,显得很无奈的样子,眼泪马上就流出来了。
我回到厨房,躺在自己的**——我的床是在炉灶后用木箱子搭起来的——听见母亲在房间里低声地哭泣: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你到哪儿去?去哪里?过来!”
后来,我们坐在地板上,萨沙躺在母亲的腿上,直揪她连衣裙上的扣子,边摇晃着脑袋边说:
“扣扣。”他的意思是想说:扣子。
我坐在那里,紧紧偎依着母亲,她搂住我说:
“我们是穷苦人家,我们的每一戈比,每一戈比……”
后面的话,她一直没说出来,只是用那只发烫的胳膊使劲搂住我。
“这个浑蛋……王八蛋!”她忽然说出我曾经听见她说过的那个词儿。
萨沙也学着说:
“蛋,蛋!”
这小孩很怪:笨手笨脚的,脑袋特大,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喜欢东张西望,经常笑眯眯的,仿佛在期待着什么。他开始学话的时间特早,从来没哭过,总是乐呵呵的。他身体很虚弱,勉强会爬,一看见我就非常高兴,挣着要我抱;他喜欢用他那柔软的、不知为什么散发出紫罗兰香味的小手指头摆弄我的耳朵。他死得很突然,因为没有得什么病;上午还好好的,和平常一样,高高兴兴,可是到了傍晚,当晚祷钟声响起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桌子上不会动了。这事发生在第二个弟弟尼古拉刚出生不久的时候。
母亲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我又顺利地回到了学校,但是我又一次被送回到外公的身边。
有一天喝晚茶的时候,我从院子里正要走进厨房,忽然听见母亲撕心裂肺地喊道:
“叶夫根尼,我求你了,求求你……”
“一派——胡言!”继父说。
“可我明明知道你要到她那儿去!”
“那又怎么样?”
两个人沉默片刻,母亲咳嗽一阵说: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听见继父在打母亲,我便冲进屋内。只见母亲跪倒在地上,背和胳膊肘靠着椅子,挺着胸,仰着头,呼哧呼哧地喘不过气来,眼睛的神色非常可怕;而继父却穿得干干净净,一身新制服,飞起他那长长的腿,对准母亲的胸口就是一脚。我从桌子上抓起一把镶银的骨把刀子——它是我父亲身后留给我母亲的唯一物品,平时用来切面包——竭尽全力向继父的腰间刺去。
幸好母亲一把将马克西莫夫推开了,刀子从他腰旁擦边而过,把制服戳了个大窟窿,只是划破了他一点皮。继父哎呀一声,捂住腰从屋子里跑了出去,母亲一把抓住我,把我从地上提起来,大吼一声,把我摔到地板上。这时继父急忙从院子里跑回来,把我拉到一边。
晚上,已经很晚了,继父还是从家里出去了,这时母亲到炉灶后来看我,她轻手轻脚地拥抱我,吻我,哭着说:
“对不起,是我不好!可是,亲爱的,你怎么能?怎么可以动刀子呢?”
一想到野蛮的俄国生活中这令人感到压抑的种种劣迹,有时我会反问自己:这种事值得去谈吗?但每次我都满怀信心地对自己回答说:值得!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丑恶的现实,至今也还没有消亡。这种现实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认识,以便把它从人们的记忆和心灵中,从我们整个痛苦与可耻的生活中连根拔除。
我之所以描写这些丑恶现象,还有另外一个更加积极的原因。尽管这种丑行令人反感,使我们备感压抑,使许许多多心灵美好的人感到难以生活下去,但俄罗斯人的心灵毕竟还是健康和年轻的,他们正在消除,而且将来一定能够消除这种丑恶行径。
我们的生活之所以是那样惊心动魄、发人深省,不仅是因为它有滋生各种禽兽不如的败类的肥沃土壤,而且还因为穿过这层土壤,一种光明的、健康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正在顺利地成长起来,人们善良的本性在增长,它唤起了我们恢复人类美好生活的永不泯灭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