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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大不了的。刚开始我都没感觉到酒精的力量,随后我体验到的是微弱的头痛和反胃的预兆。
唉,我的生理系统已经不习惯喝酒,我远离酒精已经一个星期了。上次我整整一周不喝酒是哪年哪月来着?
我记不起来了。也许是十五年前吧,我心想。也许是二十年前,也许更久。
我站在那儿,一条胳膊搭在吧台上,一只脚踩着身旁高脚凳底下的横杆,我试图确定自己感觉到的究竟是什么。结论是某些地方不像几分钟以前那么疼了,但另一方面,我感觉到了某种奇异的失落感。然而我失去了什么呢?
“再来一杯?”
我正要点头,但及时阻止了自己,我摇摇头。“现在不了,”我说,“能给我换点硬币吗?我要打几个电话。”
他给我换了一块钱的硬币,告诉我投币电话在哪儿。我把自己关在电话亭里,取出笔记本和笔,开始打电话。我花了几毛钱,搞清楚是谁负责达吉南的案子,又花了几毛钱联系那个人,最后我的电话被转到北中城区的刑警办公室。我说我找德金警探,接电话的人说了句“稍等”,然后我听见一声“乔?找你的”,片刻过后,另一个声音说:“我是乔·德金。”
我说:“德金,我叫斯卡德,我想知道你在达吉南的案子里有没有逮捕任何人。”
“你说你是谁?”他说。
“我叫马修·斯卡德,我不是想从你那儿打听消息,而是想给你消息。要是你还没逮捕那个皮条客,我也许可以给你一条线索。”
他停顿片刻,说:“我们还没进行逮捕。”
“她有个皮条客。”
“我们知道。”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我说,斯卡德先生——”
“她的皮条客叫钱斯。有可能是姓,有可能是名,也有可能是化名。他没有案底,至少这个名字没有。”
“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案底?”
“我当过警察。听我说,德金,我有很多情报,我只是想全都告诉你。你先听我说一会儿,然后想问什么就问,可以吗?”
“行啊。”
我把我了解的钱斯的情况全告诉了他。我给了他完整的体貌特征描述,还有他那辆车的特征描述,外加车牌号码。我说他手上至少有四个姑娘,其中之一叫桑妮亚·亨德莱克斯,人们有可能叫她桑妮,我又描述了她的外貌。“星期五晚上,他在中央公园西大道444号放亨德莱克斯下车。她有可能住在那儿,但更有可能是去参加一个叫基德·巴斯康的职业拳手的庆功派对。钱斯和巴斯康有某种利害关系,很可能有人在那幢楼里为他开派对。”
他插嘴了几句,但我继续说下去。我说:“星期五晚上,钱斯得知叫达吉南的姑娘想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星期六下午,他去东三十八街她的住处找她,说他并不反对。他叫她在月底之前搬出公寓。那是他的地方,是他花钱租的公寓,安排她住进去。”
“稍等一下,”德金说,我听见纸张翻动的沙沙声,“租用记录上的名字是达维·戈德曼先生,达吉南的电话号码也列在他名下。”
“你找到这个达维·戈德曼了吗?”
“还没有。”
“我猜你找不到,或者你会发现戈德曼是一名律师或会计,钱斯用他来打掩护。有一点我敢保证,钱斯绝对不像我见过的任何一个达维·戈德曼[1]。”
“你说过他是黑人。”
“没错。”
“你见过他。”
“一点不错。尽管他没有固定的去处,但经常会出现在几个地方。”我把名单列给他,“我没查清楚他住在哪儿,我猜他把住址当作秘密。”
“问题不大,”德金说,“我们有反向黄页。你给了我们他的电话号码,记得吗?我们查号码就能知道地址。”
“那个号码好像是他用的应答服务。”
“对,但他们肯定有他的号码。”
“有可能。”
“你似乎不太确定。”
“我认为他倾向于让自己很难被找到。”我说。
“那你是怎么找到他的?斯卡德,你和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