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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一圈中央公园的环形车道差不多刚好六英里。我们已经逆时针转了四圈,凯迪拉克毫不费力地巡行。说话的主要是钱斯。我拿着笔记本,时不时地写下几笔。
他先讲述金的情况。她父母是芬兰移民,在威斯康星州西部买了个农场住下来。家附近唯一上规模的城市是奥克莱尔。金原名凯拉,从小挤牛奶,在菜园里除杂草。她九岁时,她哥哥开始性骚扰她,每晚溜进她的房间,对她做各种事情,强迫她给他做各种事情。
“但有一次她说到这儿时,哥哥变成了舅舅,还有一次是她父亲,因此有可能事情仅仅发生在她的想象中,也有可能真的发生过,细节变来变去是希望它别那么真实。”
高中三年级时,她和一名中年房地产经纪人有了私情。经纪人说他会为了她而离开妻子。她收拾行李,和他一起开车到芝加哥,两个人在帕尔默大饭店住了三天,吃饭全都叫客房服务。住到第二天,经纪人喝醉后动了真感情,一遍遍说他毁了她的生活。第三天他的心情好了些,但第四天早晨她醒来,发现他不见了。他留下字条说他回去找妻子了,他多付了四天房费,还有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金。除了字条,他还用旅馆的信封装了六百块留给金。
她在饭店住满一周,欣赏芝加哥的风光,睡了几个男人。其中两个都不需要她开口,就给了她钱。她想问另外几个人要钱,但没法开这个口。她考虑回农场去。然而她在帕尔默大饭店住到最后一夜时,搭上了饭店里的另一位客人,那是个尼日利亚人,来芝加哥参加什么贸易会谈。
“这就断了她的后路,”钱斯说,“和黑人睡觉意味着她不能回农场了。第二天一大早,她坐上了去纽约的长途汽车。”
她的人生全都是错误的选择,直到钱斯把她从达菲那儿带走,安排她住进自己的公寓。她的相貌和脾性都适合做应召女郎,这是个好出路,因为她缺乏沿街拉客的那种劲头。
“她太懒,”他说,思考片刻又说,“妓女都很懒。”
钱斯手下有六个女人,金死后就只剩下五个了。他先宽泛地说了几句她们的概况,然后一个一个介绍,给出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和个人情况。我记了大量笔记。我们在公园里绕完第四圈,他向右拐弯,从西七十二街离开公园,他又开了两个街区,然后靠路边停车。
“去去就来。”他说。
我待在座位上,他去路口的电话亭打电话。车的马达在空转。我看着笔记,试图在形形色色的蛛丝马迹之中寻找模式。
钱斯回到车上,看着后视镜,飞快但未必合法地掉头。“我去查了一下我的应答服务,”他说,“得和大家保持联络。”
“你该在车上装电话。”
“太麻烦。”
他驶向下城区,然后拐弯向东,来到十七街上第二和第三大道之间的一幢白色砖土结构公寓楼前,靠着消火栓停车。“该去收账了。”他对我说。他下了车,还是留着马达空转,但这次他过了十五分钟才回来,他趾高气扬地走过穿制服的门童,敏捷地坐进驾驶座。
“那是唐娜家,”他说,“我跟你说过唐娜。”
“诗人。”
“她兴奋极了。旧金山有一家杂志收了她的两首诗,她会免费得到六本刊登她作品的那期杂志。这就是稿酬,几本杂志而已。”
前方的绿灯变红灯。他踩刹车,左右看看,然后慢悠悠地闯过去。
“肯付钱的杂志也登过几次她的诗,”他说,“有一次她收到了二十五块。这是她的最高成就。”
“听上去很难靠这个谋生。”
“诗人挣不到钱,妓女都很懒,但这个妓女在写诗方面可一点也不懒。她会一坐就是六个八个小时,仔细琢磨词句,她总有十几批诗寄给外面。一个地方退稿,她就寄到另一个地方去。她在邮票上花的钱早就超过了他们有可能付的稿酬。”他沉吟片刻,然后轻声一笑,“你知道我刚从唐娜那儿收了多少钱吗?八百块,仅仅是过去两天的营业额。当然了,有时候她的电话也会一连几天响也不响。”
“但平均下来还是很可观。”
“收入比写诗好得多,”他望向我,“想兜兜风吗?”
“我们不是一直在兜风吗?”
“我们一直在兜圈子,”他说,“现在我想带你去看看另一个世界。”
我们沿着第二大道向南开,穿过下东区,从威廉斯堡大桥进入布鲁克林。下桥时我们拐了无数个弯,彻底破坏了我的方向感。看路标也没什么用处,我不认识这些名称。不过看着周围从犹太社区变成意大利社区又变成波兰社区,我大致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
我们来到一条暗沉沉的寂静街道上,路边都是两户一幢的框架式住宅,钱斯在一幢三层楼的砖土结构房屋前放慢车速,车库门开在这幢楼的正中央。他用遥控器打开车库门,开进去后又用遥控器关门。我跟着他爬上一段楼梯,走进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宽敞房间。
他问我知不知道我们在哪儿,我说应该是绿点区。“非常好,”他说,“看来你很熟悉布鲁克林。”
“不怎么熟悉这块区域,但肉食店广告牌上有波兰熏肠。”
“有道理。知道这幢屋子是谁的吗?听说过一位卡西米尔·莱万多夫斯基博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