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他必须清洗血迹。就算他在血衣外面套上一件大衣,也还是要清理身体的。这儿的毛巾不够数,每样东西至少应该有两件。这是高级酒店的双人间,不会只给你一块浴巾和一块擦手巾。”
“他为什么要带走脏毛巾?”
“也许是为了裹大砍刀。”
“他肯定本来就有装刀的东西,手提包之类的,否则不可能带进酒店。他为什么不用相同的方式带出去?”
我同意,他确实可以。
“为什么用脏毛巾裹起来呢?假如你冲了个澡,擦干身子,想找个东西裹凶器,然后再放进包里,这儿明明有干净的毛巾。你为什么不用干净毛巾裹砍刀,而是要把湿毛巾塞进提包呢?”
“你说得对。”
“琢磨这个纯属浪费时间,”他说,用手指点了点放在桌上的照片,“但我应该注意到缺少毛巾的,我应该想到这种细节。”
我们一起浏览案卷。尸检报告没什么惊人之处,死因被归结为多处创伤造成的大量失血。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
我阅读证人询问笔录,在各种其他表格和零散文件的海洋中徜徉,构成凶杀案受害者案卷的就是这些东西。我的脑袋开始隐约作痛,我的意识像纺车似的转个不停。读到一半,德金让我一个人看完剩下的案卷。他又点了支烟,回去继续打他原先在打的报告。
我尽可能仔细地读完那些材料,然后合上案卷还给他。他把案卷放回档案柜里,回来时先去倒了两杯咖啡。
“我都加了奶和糖,”他说,把一杯放在我面前,“虽说你未必爱喝。”
“没问题。”我说。
“现在你知道得和我们一样多了。”他说。我说非常感谢。他说:“你告诉我们那个皮条客的事情,节省了我们不少时间和麻烦,我们欠你个人情。既然你能给自己挣点钱花花,也没什么不好的。”
“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查?”
他耸耸肩:“我们按常规方式组织调查。我们追查线索,搜集证据,直到有足够的东西能提交到地检署。”
“听着像在放录音。”
“是吗?”
“乔,接下来会怎么办?”
“唉,天哪,”他说,“咖啡真难喝,对吧?”
“还行。”
“我以前认为是杯子不对,后来有一天我自己带了个杯子来,你明白的,我用陶瓷杯喝,而不是一次性塑料杯。当然了,也不是什么好陶瓷,就是咖啡馆里用的一般陶瓷杯。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当然。”
“用真正的杯子喝,也还是一样差劲。带杯子来的第二天,我在填一个人渣的逮捕报告,他妈的不小心把杯子从桌上碰到地上摔碎了。你有地方要去吗?”
“没有。”
“那咱们下楼,”他说,“拐个弯,找个地方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