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那个和她的女伴跳过的秃顶男子走到她跟前,很有礼貌地点点头:“同志,您跳吗?”
看样子她不大情愿,但还是礼貌地点点头,又对我说了声:“您坐!”就跟那男子跳去了。
“同志,您没带舞伴吧?”一个小伙子走过来跟我。说话。我不知怎么叫带舞伴,连忙说:“不,我是来看热闹的!”他在我身边坐下了,友好地和我唠嗑。他是电视台的灯光照明工,来录今晚的电视新闻。听口音是我们家乡的,加上他的友好,便产生了对他的信任。我无顾虑地向他打听舞会的规矩,这才知道,一般都是自己带舞伴,这样跳起来顺当。没带舞伴的,一般都是男的邀请女的,没有女的邀请男的。出于礼貌,一般被邀请的都不会拒绝。我忽然想到,那两位总坐在我身边的女同志大概是想让我邀请她们跳舞。如果我会的话,当时那种气氛真可能邀她们的,我竟有点可惜自己不会了。我非常感兴趣地问:“一场接一场地跳,脸上都出汗了,不累吗?”小伙子兴奋地向我做宣传动员工作:“不能说一点不累,过后才能感到有一点,当时只是愉快,非常愉快,对脑力劳动的人是一种最好的休息!看来你想跳?来吧,我陪你!”说着他就要拉我上场。我干啥事也没有想干就干的勇气,竟连忙推辞说:“谢谢您,真的谢谢您,我不会!”“我教你,真的谢谢您,我不会!”“我教你,一学就会!”尽管他十分热情,我还是没敢上,舞曲第四次间歇了,那两位女同志又回到我旁边坐下,兴奋而愉快的情绪也感染着我。电视台的小伙子对中式圆脸说:“解放军同志不会,你们也不带带他?我有工作,你们带带他!”小伙子并不认识她俩,却命令式地叫她们带我,而她们也不反感,这友好的气氛强烈地**着我。中式圆脸说她刚学会,还当不了师傅,便用眼光把我推给那位西式长发。西式长发友好地对我说:“我水平也不高,但当个启蒙教师还凑合。来吧,我带你!”
我慌了,连连推托说有任务。尽管三个人好意劝了半天,我还是没同意。舞曲又起时,西式长发被别人约去了。也许因为中式圆脸正在跟我说话,别人误会我们是舞伴,便没人约她,座位上就又只剩我们俩了。电视台的小伙子没事做,见我拘束地干坐着,不容分说,硬把我拉到舞场边上教起来了。我怕撕撕扭扭更引人注目,只好悄悄跟他学起来。那动作的笨拙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毕竟是进场跳了,心情和感觉像忽然产生了飞跃一样,认真了。
舞会结束后,大家都在欢乐的气氛中签名留念,握手道别。我也和电视台的小伙子互留了姓名和通讯地址。这时中式圆脸跑过来拿着小本子说:“严肃的大兵同志,签名留个纪念吧!”我竟欣然给她留了名字和通讯地址,并也叫她给我留了姓名和地址。她写了通讯地址后又写了电话号码,并十分热情地说:“欢迎你到我家去玩啊!”
她就是宫丽莎。
“小宫同志,你还记得我的女儿吗?那次你去我家时,她还是个在竹车里乱爬的小婴儿,现在已会自如地行走,做许多小动作,并会叫爸爸和妈妈了。也许等你再有机会来北京时,她会叫你叔叔了……”
啊,她的小女儿,记得,记得的。
参加联欢晚会后第三天,大会休息。老同志们都去串亲访友,我没有一个亲友在北京,便想到了宫丽莎。她不是热情地说过欢迎我去她家玩吗?可马上我又想,到一个在舞会上认识的女同志家去,领导和同志们会有想法的。再说,她可信吗?那么高级干部的儿媳会如此平等待人?会不会骗人呢?现在的骗子可是很多!犹豫再三,我决定先打电话试试,如果电话号码是真的,就鼓起勇气去一次,一定撂下电话就去,不然一犹豫决心又没了。
我像在雷区行走一样,心情紧张地拨通了电话,真的是宫丽莎家。她告诉我去她家怎么走,而且又很诚恳地表示了欢迎。放下电话我就去了。拐弯抹角,在一片幽静的住宅区找到门牌号。我在门边找了好一会儿,才发现一个很旧的电铃按钮。我的手伸出去快要拉近按钮了,忽然又缩回来。她是真的欢迎我吗?她家里人呢?尤其是她丈夫……我的手来回伸缩了儿次,后来还是抖抖地按了上去,很快就放开了。等了半天没人出来,我又忐忑不安地按了一次。这次时间挺长。还是没人出来。刚刚打过电话怎么会没人呢?宫丽莎说了谎?我又按了一阵,仍没人。我受了欺侮一样气愤而又颓唐地转身要走,门却开了。可那人见我声也没吱出门就走。我叫住他一打听,原来大院里有好几个小院,每个小院一家。大院的电铃是**前的,那时有人看门,现在是已不用了。我这才重又鼓起勇气走进大门,找到宫丽莎家那个小院。中国古式的院落和小楼,朱漆大门,绿尖顶红圆柱凉亭,还有不大的假山,假山旁边是好大一架葡萄。在屋门边没找到电铃,我便用手敲那红漆木格门,门又厚又硬,手都敲疼了,里边也没动静,只好硬着头皮揣揣地推门自入了。
大客厅的一角有位老人拄着手杖在会客。我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确实是某个部的顾问,宫丽莎一点也没有说谎。我敬礼说明来意,他和蔼地点头,用手指指楼上,示意我可以上去。宫丽莎已跑过来了,接过我胳膊上的大衣,给我向她公爹作了介绍,然后领我到楼上她的住室。
我第一眼就看见一个小孩子在竹车里爬着“呀呀”直叫。想不到宫丽莎已是个母亲了。她给我泡茶,拿糖,削苹果,又边哄着她的女儿边和我谈天。她在舞会上说的所有话都已证明属实,我心里踏实了,边说话边看屋里的摆设。玻璃橱柜里装着不少古玩,墙上挂一柄古剑,这些古董都是她丈夫的。我知道了她和她丈夫的经历,我们年龄差不多,学历一样,只是经历不同。真该感谢她,萍水相逢,她竟能直率地向一个陌生人细述自己的身世,我常常感受到了莫大的信任,我也希望自己能像她那样开郎、大方、直率、坦白而又诚实、勇敢。
我想问她是怎样学会跳舞的,保姆忽然在外面喊她“丽莎,你的电话!”
“小宫同志,你还记得张文静吗?自去年一别也未见你来信,我和文静还常提及你。”
记得。怎么会不记得呢?最让人琢磨不透的就是她,因而最忘不了的也是她。
那天,宫丽莎接完电话,高兴地对我说:“文静听说你在我家,她让我给你代好呢!就是和我一起去跳舞那个姑娘,她叫张文静。”我们的谈话自然就转到张文静身上。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文静的弟弟认识了宫丽莎的丈夫,他教会了他跳舞。丽莎也想学跳舞,张文静的弟弟便把张文静介绍给她。她把张文静请到家来教她跳舞,闲时常找她去看电影,听音乐会,俩人成了好朋友。张文静是工人,已经二十七岁了,也不谈恋爱,我非常奇怪,二十七岁的姑娘不谈恋爱为什么打扮得那么漂亮,还跳舞。
宫丽莎说她有好几个同班同学跟随亲戚到国外当华侨去了,都已结了婚,男人也是海外华侨。那几个同学常给她寄点衣物和小东西,她挺喜欢,因而也总想找机会出国去看看。丽莎看出我对文静有些不信任就解释说:“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她爱美爱跳舞又没影响别人什么,想出国去看看有什么不好?当年周总理他们不都出过国吗?难道你不想到外国去看看?”不管她怎么说,我就是不理解。我又像领导考干似地问:“文静在单位表现怎么样?”“在全厂青年工人里她技术最熟练,每月都超额完成任务!”
“群众关系呢?”“和大家都不错,就是有些小伙子嫌她不谈恋爱,背地里就风言风语!”
“那她是什么家庭出身?”“父母都是工人,连弟弟都是工人。”
工人怎么老想出国呢?工人怎么老想结交干部子女呢?工人还穿戴得洋里洋气,是个可信的工人吗?我终是不解,连对丽莎也不解地问:“你很信任文静,也很愿意跟她在一起吗?”
宫丽莎说跟文静在一起觉着年轻、愉快。我又想起那晚上的情景,文静说“技术虽然不高,当个启蒙教师还凑和”时,我虽然没让她带,但她生动活泼的音容笑貌不也使我感到愉快吗?我常常牢骚和老年人在一起不愉快呀!我忽然说:“再见着文静时,也替我向她代个好吗!”
“……文静可能在五月中旬出差去你那里,她让我给你写封信打个招呼,到时候好去找你,有什么困难帮她个忙。你在北京需带什么东西快点来信,她好给你捎去。”
文静要来?还要来找我?千里迢迢来我们这儿出差,人生地生,找找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可她那么年轻,那么漂亮,那么洋气,到部队机关来找我,我的脊背不叫人指破了才怪呢!该怎么办呢?把信交给领导谈谈,看领导会表示什么态度?不行,一看这信,领导就会批评我不该在外边私自认识女同志的,即使不直接批评,心里也会这样想的。那么跟谁商量一下呢?我们室还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知心朋友,我把搶给他看了。他深思熟虑之后说:“她想出国,又结交部顾问的儿媳妇,现在又来找你,会不会是女特务哇?”他这一谈把我吓了一跳,我也深思熟虑了一番,说:“特务肯定不可能。就是我见不见她呢?”“要不是特务,见一见也没啥,领导要说什么我可以给你作证。不过,你还得跟你爱人说一说吧?”
以前我已跟爱人说过认识她们的经过了,她说她们浪漫。这回竟来信要找我,爱人会怎么说呢?
爱人看完信,脸上毫无表情地说:“当然要见了,你赔她逛逛公园,看看电影,还可以跳个舞什么的,那有多愉快呀!”这话的味道分明是酸的,我还怎么说别的呢?虽然我什么非份之想也没有,无论如何是不能见了。
“小宫同志,我已到司法部上班了,回信寄家里和司法部都可以。”
这信可怎么回呢?怎么回都不好说,但又不能不回。先用沉默来避一下吧!
五月中旬过了,我们的学习也结束了。如果文静真来的话,也该回去了。我这才给宫丽莎回信说:“……我出差了,五月下旬才看到你的信,不知文静来了没有,也没听人说她来找我……”我把信投进信箱时还不安地想,文静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丽莎不会是受了她的骗吧?
四天后,我又提着满满两壶水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忽然发现才送来的报刊堆里有我的一封信,是宫丽莎来的。只我自己,急忙当即撕开了:“……你好!来信收到。给你去信后未见回信,文静去后人生地不熟,未能去找你,实在遗憾。听文静讲,你们那里风沙很大,她无一个熟人,连累加气候不适,差点病倒,办完事一天也没多呆就回北京了。从信中得知你经常下部队,工作积极性很高。我上班后业务都得重新学起,工作很吃力,但我有决心向你学习,把工作搞好……”
宫丽莎一句句诚恳的话却像一根根芒刺扎着我的心。我没敢再想她是否会受了文静的骗,因为她已受了我的骗了。我不知该怎么再给她回信。她的信在我手里翻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提不起笔来。
哎,我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