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有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农村的人均年收入在1200元左右。
两项资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农村,如果一个家庭中出了一名大学生,那么全家的全年经济收入基本都将用于这个学生身上。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凡是农村出来上大学的孩子家庭里,至少有一半将因此而受到经济的困扰。注意:这里我们并没有说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
另一个不可小视的现象是近年城镇居民中下岗人员大幅度增加,10%以上的城镇家庭的大学生也面临交不起学费和没有生活费的困扰。
大学的贫困生因此而产生,其面占学生总数的20%左右,其中5%至8%为特困生。
1/5左右的数目不可谓是小数,100万的贫困生如果每人每年国家助困100元,就是1个亿。每年100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若解决问题则需要每月助困100元左右,这便是10个亿。
10个亿对国家来说并不是大数目,但国家全年的教育总经费才多少?于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最后堡垒”——教育改革要突破,100万的贫困生是其“堡垒”中的“堡垒”。
出路何在?
出路只能是两条:社会与学校自身。
哈佛真的学不到?
市面上有本叫《哈佛学不到》的书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哈佛作为世界著名的商业管理人材摇篮,有其了不起的卓越天才式管理机制。单看看那见不到校门的开放式校园,到处都充满学术氛围,以及学生们那气昂昂的步履、目不斜视的神色,你就会有种这里是“世界第一”的感觉。
是啊,哈佛为什么就如此牛?1997年12月的一场冬雪后的一天,我站在哈佛大学的缔造者哈佛面前,默默地请教这位半身披着雪花的学界斗士。哈佛没有回答我,只有阵阵寒风吹得我吃不惯西餐的肚子难受不堪,并不得不迅速离开。一趟哈佛,除了留下几张照片外,什么也没有学到。
所有旅游者大都是这样。
但教育家难道也是这样?
哈佛确实不同寻常,每年光从政府那儿可以获得10亿美元的经费,这还仅仅是个零头,哈佛所获全世界各种社会资助高达100多亿美元。这便是哈佛最强大的后盾。虽说100多亿美元与产生十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必然联系,但哈佛大学教授的年薪绝对是世界高校中最丰厚的。在这里,教员的工资超过美国总统薪金的大有人在。哈佛的学生奖学金最高奖过10万美金,一般学生的奖学金也有几千、上万之多。哈佛的学生是真正的“不因为贫困而辍学”。要进哈佛校门,一年没有四五万美元就别往这个地方探头探脑,当然假如你是富翁你还必须有个天才的脑袋。
哈佛是典型的社会办学楷模。你想获得哈佛的荣誉,这里的大门敞开着,什么某某研究中心、某某教学大楼、某某图书馆,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在这里建立永久的丰碑。像中国小富翁们扔三万五万人家当然不要,但上线却从不限定,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的赞助,哈佛从来“笑纳”。不像英国牛津,1996年沙特阿拉伯一位富翁出于感激要资助3400万美元给学校,牛津大学的董事们竟以259票反对、241票赞成而拒绝如此一大笔款项。哈佛不会这样做。这便是美国绅士教育家与英国绅士教育家的区别所在。
中国大学能从哈佛大学学到什么?有人也许马上会说根本不可能。
但这样的结论下得太早。
社会力量办大学过去在计划经济下的中国教育界是不可想象的事,而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社会力量办大学已经初见端倪。李嘉诚出资40亿元建起的汕头大学就是中国经济特区内的第一个“小哈佛”,这里的学生就没有贫困一说,除非你不努力。再到北大、清华、南大、复旦、中山、浙大等著名校园走一走,你就会发现,凡是校园内最新最好的建筑,几乎都是冠以某某名字的,就是说都是某某人赞助而建的。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负责人向我介绍,清华自90年代初开始,每年社会和学校自筹的资金投入,就已经超过了国家的拨款。以1995年为例,清华的总收入中,政府的事业费拨款只占29%,学校的社会资助与科研、生产、委培等的收入占70%多。可见,争取社会捐助已经是目前中国那些著名大学之所以能过上相对好一点日子的重要途径。这位负责人说,清华大学的贫困生数量并不小,每年有1300多名。这几年清华之所以能做到使这支庞大的“贫困军”没有一位因经济贫困而辍学,很大程度上是他们除了按照政策被减免学费外,还从社会资助中拿出大量经费保证贫困生们人均不低于1000元的各种补助。在清华大学基金会小楼里,有一行字非常醒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清华人太清楚育人之计,所以他们把建立社会捐助为主要来源的教育基金看做是“大树”培之植之。“大树”叶茂,“大树”底下的人便好乘凉。
值得欣慰的是像清华的情况,并非一家。许多高校如今都已纷纷把争取社会资助当做办好学校、减轻贫困生压力等资金筹集的重要渠道。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凡是社会捐助搞得好的学校,那儿的贫困生工作就会做得扎实有效。反之则不然,像上面我提到的那些“无援的贫困校族”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他们没有“源头”,没有“大树”,赤条条下的贫困生们只能更加艰难。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学校本身应加强工作之外,社会的捐助者也要注意捐助的投向面,不应光把目光盯在那几家著名学府,盯在可以提高眼前的名声、名义上。其实,一桶之水对已经盛茂的参天大树可能并不起什么作用,而一桶之水对那些因干旱垂死中的禾苗来说,将是生命的重新复活。
一切有识之士应当多做些雪里送炭的事。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众人拾柴火焰高”。然而纵观中国大学在改变自身经费压力问题上,真正运用此话的并不突出。目前我们的高校大部分只把眼睛盯在“港澳台”那些巨富身上,还很少有序地注意运用自身的特殊优势,将目光投向国内的那些富有阶层。中国的穷人很多,但中国现在的富人也很多。美国的《福布斯》杂志曾载文说中国现在至少有4000万人进入富有阶层,有1000万户家庭的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这些家庭与富有者光每年的存款利息收入人均5700元左右。早听说有人一桌饭花去十几万元,一个澡也能“泡”掉万儿八千。通过多种方法,让这些人从牙缝边省下那么几餐,我们的百万贫困大学生就能一年不愁了!
这,并非是梦。你到国外走一走,就可以在图书馆和书店里,找到众多关于私人奖学金的信息手册。入册的捐助者未必都是富翁,相反大都是普通的公司职员、退休军人、神职人员,甚至还有继承遗产的小孩。这很有点像中国的“希望工程”,但他们则更加规范,更加让捐助者视之为一种神圣的义务,并对所捐之款采取了透明的追踪而放心。
西方人在组织社会公益事业的捐助活动时,与我们的区别在于,他们几乎不采取任何运动式的声势,却十分注意科学与规范。中国人要学的东西很多,这便是一例。
中国暂时没有阿拉伯的石油巨富把堆山的黄金,用大“林肯”向哈佛送去,但中国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的众人之手,每一人拾一根柴火,那么拾起的可能就是几个哈佛的金山!
呵,话到此处,不要以为哈佛就这么容易轻轻松松地学到了。哈佛还有它永恒的魅力。曾经有一家世界著名的计算机软件公司的总裁,以每年1亿美元为条件要求哈佛接收其不学无术的孙子,并且要求今后两年中课堂案例应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有关他们公司或计算机行业的。哈佛校董事会当即拒绝,他们说,招收一名不学无术者进校,便意味着另一个本应进入哈佛的优秀青年被拒之哈佛门外,这是对哈佛的一种侮辱。这一例子,使我想起了全国学联负责人曾经提到的一件事:即作为校方和贫困生本身,在“众人拾柴火焰高”面前,如何合情合理处置社会捐助,这同样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我们是个行善积德的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时时处处可见。而今,当贫困大学生问题被摆出来后,社会各界慷慨解囊者亦非少数。面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绝大多数贫困生能正确对待,也能妥善处置所得捐助,并以自己刻苦学习、走上工作岗位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之心报答人们所给予的爱心。然而也确有一部分受助学生一旦有了“馅饼”吃后,“食欲”越来越大,以往那种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也随之消失了,有的甚至拿别人捐献的一片爱心去追求奢侈的生活。为此,全国学联负责人指出,希望社会各界在为贫困生献爱心、搞捐献时,最好能通过如“全国学联济困助学中心”等专门组织部门。这样不仅可以采用形式多样的途径,保证每一笔捐款落到实处,而且可以避免个别受助者因一夜间突然“致富”所带来的弊病。规范、科学、合理和有效地使每一分钱发挥作用,这也是“哈佛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不妨同样拿过来。
校园自有黄金在
唱完了中国“哈佛”的美妙之曲,我们还不应该忘却大学自身的优势。几乎一切权威人士都这样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最终决战的战场在校园。作为决战内容之一的贫困生问题,最终出路自然也在校园。
校园能提供什么?有人问。
校园能提供一切。有人答。
这是狂想。有人说。
这是事实。有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