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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我认为我们失去了一位共同朋友（第1页）

第22章　“我认为我们失去了一位共同朋友”

返回美国一个多月后，吉尔·怀南特站在国会众议院的主席台上，环顾着华盛顿的政治和军事精英——在他前面就座的是众议院男性议员、参议员，最高法院的法官，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以及内阁成员。杜鲁门总统坐在最前排，怀南特的正下方。埃莉诺·罗斯福坐在杜鲁门后面，现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坐在附近。这些人聚集在此追思16个月前去世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追思会组织者要求怀南特担任唯一发言人。“我很高兴你来作这次演讲，”罗斯福夫人对他说，“没人比你更合适。”

怀南特当天对罗斯福的总结也可适用于他自己。“他敢于希望，”前任大使端详着他的上级兼朋友的遗像说，“在大萧条的黯淡时期以及残酷的战争岁月，他从未放弃希望。他敢于希望和平，相信和平，并为和平奋斗……他信任人类，认为我们的共和国是伟大的全人类共和国的一部分，唯有依赖于此，真正的和平才能长存。”

但世界不存在真正的和平，并且对吉尔·怀南特和其他许多人而言，和平的希望渺茫。爱德华·默罗说：“通常战争结束后，鲜有胜利者会感到如此不安和恐惧，会认为未来一片模糊。”伟大的同盟已经瓦解，冷战开始，其主要政治冲突在于德国加入东欧。

就德国的战争赔偿，苏联和之前的西方同盟也陷入纠纷。另外，它们也并未按照最初的计划行动——在德国建立战后民主政府，然后撤兵——而是准备将临时占领区变成永久占领区。正如怀南特所担忧的一样，对德国的划分最终导致了“各个独立国家势力的形成，仿佛是水密舱”，切断了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个占领区之间的自由活动。

“二战”结束前，怀南特和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其他主要代表人——英国的威廉·斯特朗和苏联的费奥多尔·古谢夫——就战后德国的发展，希望制定出一个全面的长期政策。然而，他们的努力遭到美国和苏联政府的挫败。“关于在战胜德国后建立一个怎样的欧洲，各个盟国似乎都没有明确的想法，”历史学家丹尼尔·J。纳尔逊（DanielJ。Nelson）写道，“也没有对战后欧洲的总体规划。”

虽然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代表们面临着困难（一位历史学家说，这好比“身负重担、脚戴镣铐参加赛跑”），但他们仍做出了一些有限的成就，主要包括他们对划分德国和柏林制定的协议草案。协议的实施消除了东西方在战后激烈争夺德国领土和势力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虽然苏联频繁与之背道相驰，但该协议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共产主义崩塌之前。

斯特朗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从未……与苏联政府达成过如此繁复或重要的协议。”与此同时，一份英国官方历史记录称欧洲咨询委员会是“与苏联合作得最成功的盟国组织”。另一份战争研究报告称该委员会制定的协议是“战时外交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和雅尔塔会议与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同样重要”。

代表们的成就虽然有限，但却显示了平和的幕后外交与协商的重要性——怀南特对此高度重视。在为欧洲咨询委员会效力的18个月中，尽管面临困难，但怀南特、斯特朗和古谢夫彼此之间形成了亲密的个人关系。“在非正式会面中，我们赢得了彼此的信任，”斯特朗回忆说，“我们耐心地逐步解决了各种分歧，虽然这一过程有时看起来漫无止境。”然而，当该委员会的三位代表促成盟国合作时，他们的各自政府却阻止他们好好合作，阻止他们扩张权力。

战后，怀南特对美国政府不支持欧洲咨询委员会的沮丧更进一层，因为哈里·霍普金斯和曾经效力于罗斯福政府的其他官员指责，没有制订出对战后德国管制的长期解决方案主要责任在于欧洲咨询委员会，而非华盛顿或莫斯科。霍普金斯抱怨说：“欧洲咨询委员会的效率太低。”但他并未认识到美国政府内部的混乱和故意拖延才是进度缓慢的关键原因。

怀南特认为，美国本应在战争刚结束时就立即带头帮助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复兴岌岌可危的经济，然而美国却推卸这一责任；怀南特对此感到焦虑不安。而怀南特效力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无权强制其成员国采取措施拯救战争造成的创伤，因此该理事会几乎无异于一个辩论协会。

前任大使不仅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无能为力而沮丧，他也为棘手的个人问题所烦恼。主要由于一直以来乐善好施的习惯，多年来他一直欠债。为了自己的人寿保险，他向朋友借了许多钱，并争取到了数千美元的贷款，但最终无法继续缴款而不得不放弃该保险。为了付清自己欠下的巨款，怀南特与霍顿·米夫林（HoughtonMifflin）签订合同，同意为其撰著几本书籍，包括三卷本回忆录。但正如演讲一样，他也极不擅长写作。由于习惯了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的兴奋和压力，他发觉自己无法适应作家的独处、低调生活。“他的性格躁动不安”，无法满足这样的生活状态，怀南特的传记作者伯纳德·贝卢希如是说。

同时，怀南特仍未从战争对其身心造成的压力中恢复过来，显得筋疲力尽。“我从未见过比他更疲惫不堪的人，”战争结束后不久，怀南特的朋友兼曾经的业务伙伴说，“他变得苍老了许多。”玛丽·李·塞特尔将战争对自己、对怀南特及其他人造成的这种萎靡不振描述为“侵入到我们的灵魂中、骨子里，渗透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病入膏肓的深度疲惫”。当战争结束时，埃里克·塞瓦雷德才32岁，但他说自己“对年龄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不只是过完了青年期，而是过完了一生”。

1946年末，怀南特返回伦敦，着手撰写自己的第一本书——关于自己大使生涯早期的回忆录。而且，他再次劝说一年前离婚的萨拉·丘吉尔继续与自己发展恋情，尽管他当时仍是已婚状态。当温斯顿·丘吉尔得知萨拉离婚后，他把她叫到身边，对她耳语说：“你自由了！”她并未作答，因为她知道自己并未获得自由——她在感情上与怀南特纠缠不清。她后来告诉父亲：“也许男人能够获得自由，但女人却不能。”萨拉引用了拜伦勋爵的话——“爱情只是男人的一部分，但却是女人的全部，”她继续写道，“然而，这是男人希望并要求的状态！”

萨拉在两难困境中作思想斗争：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伤害怀南特，或继续与他交往而让自己套上爱的枷锁。在信中，萨拉问父亲：“您是否有过被囚禁的感觉？您是否曾感到被困于某种局面甚至爱的牢笼？或者说，您一直都感到自由，不管情况有多糟，是吗？”最终，她决定到意大利演电影，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她给丘吉尔写信道，“我或多或少感到自由了，但却是以伤害别人为代价……我似乎总是伤害爱我的人。”

怀南特不愿接受恋情的终结，在伦敦继续待到1947年春季结束，与伦敦居民共同经历了自1881年以来英国最酷寒的严冬。气温骤降到零下，一连串暴风雪将整个英国笼罩在冰天雪地中。煤炭的严重匮乏导致电力供应的无情削减。学校和办公室没了暖气，路灯熄灭，商店的橱窗一片漆黑，水管冰冻，工厂暂时关闭，严重影响了英国经济复苏所依赖的工业。

2月，怀南特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参加了玛丽·丘吉尔与克里斯托弗·索姆斯（es）的婚礼，索姆斯是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工作的一名武官。除了圣坛上的四根蜡烛，教堂内没有暖气、没有灯光。婚礼的接待宴在多切斯特酒店的舞厅举行，而舞厅内的灯光由蜡烛和小型应急发电机同时供应。

当月，赫伯特·阿加和妻子芭比邀请怀南特到伦敦西区看戏剧。在去往剧院的途中，他们经过了在伦敦大轰炸期间被轰炸成废墟的沙夫茨伯里剧院和其他剧院，剧院的观众席和舞台都敞露在外，简直像古罗马废墟一样惨不忍睹。戏剧结束后，当怀南特走出剧院大厅时，其他观众立即认出他来，将他团团围住，男人脱帽致敬，女人绽放笑容。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晚上好，怀南特先生。”怀南特与他们交谈了几分钟才离开。

与此同时，英国国王则更加正式地对这位前任大使表达了崇高敬意。1947年元旦，乔治六世授予怀南特荣誉功绩勋章，此勋章无疑是英国最令人向往的最高荣誉——丘吉尔因战时功绩而获得的唯一勋章正是该勋章。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典礼上，当国王将此勋章授予怀南特时，这个美国人喃喃表达了谢意，并将装着勋章的盒子塞进了口袋。英国君主表示困惑不解，问道：“你不想仔细看看吗？”怀南特从口袋拿出勋章盒，交给国王，随后国王向他展示了勋章上的内容。王后对他说：“你比任何人都值得拥有它。”

然而，尽管这个勋章意义重大，但它几乎没有减轻怀南特日益强烈的孤寂与沮丧感。在这不久后，他邀请了约翰·科尔维尔到自己在梅费尔区的租房中共进晚餐。“他与以往不同，”这位丘吉尔曾经的私人秘书回忆说，“以前怀南特更倾向于聆听，偶尔诚恳评论，而这次他说得更多。”怀南特喝着白兰地，抽着香烟，从晚餐一直侃侃而谈到半夜——谈论他担任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的日子，谈论他效力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岁月，谈论他的婚姻存在的问题。凌晨4点，科尔维尔最终宣布他必须得走了。“不要走，”怀南特恳求道，“请不要走。”后来，科尔维尔写道：“也许我不应该走。我感觉到他很孤单，这种表象之下一定有什么奇怪的事发生了。但我当时极其困倦，我认为我们俩都有点喝醉了。”

几个月后，萨拉到了罗马，而怀南特返回了新罕布什尔州。他最终完成了回忆录的第一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己的压力。而在另一方面，怀南特也感到振奋不已：现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制订了一项快速振兴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的计划——众所周知、影响深远的马歇尔计划。杜鲁门政府终于意识到，如果要防止欧洲整体经济崩塌，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就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援助欧洲。“显而易见，我们总体低估了战争对欧洲经济的破坏程度，”在对欧洲大陆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Will）说，“那些城市中的数百万人一直在挨饿。”1946年，由于农业干旱造成了粮食严重歉收，欧洲各国处于，用作家西奥多·H。怀特（TheodoreH。White）的话说，“现代文明中最贫困潦倒的状态”。

1947年春季，杜鲁门派埃夫里尔·哈里曼到欧洲进行组织和监管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分配。怀南特迫切想要参与该计划，但却被政府忽视了。10月，怀南特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起的一个国际论坛上发表演讲，他质问观众：“你们今天为和平所作的贡献，是否和你们在战争岁月对美国及美国文明所作的贡献同样多？”他接着说：“我知道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11月2日，怀南特突然拜访了一位老朋友的女儿阿比·罗林斯·卡弗利（AbbieRollinsCaverly），她刚刚生下自己的第一个宝宝。20世纪30年代末，她曾在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担任他的助理。怀南特因为之前缺席她的婚礼，此次特地从康科德市赶到佛蒙特州，到她的家中拜访，“以确保我一切安好”——她回忆说。“我觉得他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我负责。”她还说，在怀南特短暂拜访期间，他看起来“疲惫，孤独……明显很抑郁”。

返回康科德后，怀南特致电给来自伦敦的老朋友菲利普·克莱顿牧师（Philip，昵称“塔比”）。他目前在美国，号召美国青年到英国首都帮助伦敦居民，与其共同重建被炸毁的建筑。怀南特在战时见过克莱顿，他是伦敦塔附近的万圣教堂的牧师，当时怀南特同意为他的新计划筹集资金，招募美国青年。在电话中，怀南特对克莱顿说，自己迫切想与他交谈。但克莱顿当晚要发表演讲，因此回复说会尽快与怀南特相聚。

次日，怀南特在康科德的家中卧室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而他的妻子在纽约。傍晚时分，在英国一直相伴怀南特的管家，给他端来了晚餐。两小时后，当管家再次进来时，晚餐原封未动。

晚上9点，58岁的怀南特起床来到儿子约翰曾经的卧室，这里可以欣赏到他喜爱的鲍山全景。怀南特从14岁便来到这里，几乎从未离开。数年前，他曾评价这里的森林景致说：“我的和平意识源于这个小山谷，我的时间观念来自这些绵延不绝的小山。”但这种和平意识已然从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身上消失殆尽。他双膝跪地，从睡袍的口袋拿出一把手枪。他将左手肘支撑在椅子上，把枪对准自己的头部，然后扣动了扳机。听到砰的一声后，他的管家和秘书匆匆跑到楼上。半小时后，美国驻英国前任大使与世长辞。

在关于怀南特自杀的头版新闻中，《纽约时报》说，他的去世“对英国人民造成了美国人几乎无法理解的广泛影响。对他去世的悲伤弥漫于优雅的维多利亚式康诺特酒店——他过去常常在那里就餐；也席卷了各个出租车招呼站、酒吧、炸鱼薯条商店……今晚，在位于威尔斯登区灌木丛生的近郊的公牛灌木酒店内，一名个头矮小的男人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失去了一位共同朋友。’他了解像我们这样的人”。

人们不言而喻的悲伤体现了对这个男人的崇高敬意，用《每日快报》的话说，他“在英国最辉煌时刻与其携手共进”，并在英国的生死关头提供帮助。“英国人相信他所说的一切，”《纽约先驱论坛报》声称，“他对维持两个伟大民主国家亟须的团结所作的贡献之大，超乎了人们的认识。他的去世对整个美国，以及他的朋友们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关于怀南特的去世，《曼彻斯特卫报》反思说：“想到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竟无法忍受我们的战后世界，真的令人可怕。”

和怀南特的大部分朋友一样，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AllanNevins）也试图了解他自杀的原因。在给怀南特的一封公开随笔信中，内文斯写道：“您是否和哈姆雷特一样，无奈地发现自己生不逢时——作为一代人中最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您为所处的环境任劳任怨，而它带给您的只有无情的失望？”

在这位前任大使的简单葬礼上，圣保罗中学合唱团合唱了《冲突结束》，之后他被葬于康科德市的花山公墓。他的墓地上堆满了鲜花——温斯顿·丘吉尔和克莱门蒂娜·丘吉尔夫妇献上了五束玫瑰；埃莉诺·罗斯福献上一大束鲜花，并称怀南特“和我们的士兵一样，是战争的牺牲品”。罗斯福夫人在报纸专栏中写道：“我和我的丈夫都敬佩他，更重要的是，我们完全信任他……他帮助我们赢得了战争。我为失去这样一位朋友而悲伤，他本可以继续为国效劳。”

怀南特葬礼的三周后，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未公开地举行了一场追思会，大约500人参加。首相阿特利朗读了圣经选段：“正直人的灵魂在上帝的手中，任何痛苦都不敢碰他。”出席追思会的人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和妻子克莱门蒂娜与女儿萨拉、欧内斯特·贝文，以及安东尼·艾登。艾登悲痛地告诉记者：“我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在场人士还包括在牛津大学上学的22岁的利文顿·怀南特（RivingtonWinant），他是前任大使的小儿子。当怀南特的死讯公布开来，艾登立刻到牛津大学找到利文顿，将他带到自己的乡间别墅与自己同住。“他对我关怀备至，”多年后，利文顿·怀南特说，“他是一个极好的人。”

据丘吉尔的警卫沃尔特·汤普森说，怀南特的“自杀让温斯顿无法理解，他对此一直无法释怀”。据一些言论说，萨拉·丘吉尔对怀南特的自杀悲痛欲绝。在他去世前不久，她曾与他通过电话。后来，她责怪自己让他失望，并告诉朋友说，自己总是给爱她的人带来不幸。在随后的数年，她的演艺事业小有成就——与弗雷德·阿斯泰尔在电影《王室婚礼》中饰演男女主角，在百老汇展露过几次光芒，并成为美国电视连续剧《霍尔马克·霍尔名人堂电影》的女主持人，她也参演过其中几集。然而，她在情感生活上却迷失了方向。她又结婚两次，酗酒，狂热地参加派对，过着浮华的生活——她的父母经常为此感到颜面无光。1982年9月，萨拉·丘吉尔在伦敦去世，享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