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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6（第4页）

就在这当口，周恩来又突然收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向忠发已经在警备司令部被枪杀了。他于震惊之余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既然向忠发被捕之后叛变了，敌人为什么还要下令枪杀他呢？如果说向忠发没有投敌叛变，那为什么党的机关，乃至于他自己的家会被敌人搜查呢？因为这些党的秘密机关——自己家的住址只有向忠发才知道啊！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清楚，要解开这一谜团，唯有尽快地搞到审讯向忠发的全部记录。为此，他指示潘汉年等：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要尽快地搞到敌人的全部审讯记录。

潘汉年终于通过内线的关系，辅之以重金收买等手段，很快搞到了借用敌人之手抄出来的全部审讯记录。

周恩来当即审阅了向忠发叛变后的口供抄件。他认为这份供词中所提供的中共中央核心机密，除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少数人知道以外，敌人是不可能掌握这些材料的；类似像中央新改组的保卫机关的人员组成这种绝密消息，也只有向忠发等少数几个人知道；至于供词中说的向忠发暂居周恩来的临时住处的地址，也只有向忠发一人知道。因此，周恩来肯定了向忠发被捕叛变的事实。

周恩来知道向忠发叛变的影响，也清楚党一旦做出向忠发叛变投敌的结论的分量。他已经确认向忠发叛变无疑，可他依然无法解释：既然敌人知道了向忠发已经叛变，为什么还要枪毙他呢？如果让他公开登报自首，其政治影响不更大吗？由此，他又不得不自我怀疑：敌人会不会通过制造假口供达到动摇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呢？为了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也为了不冤枉任何一个人，他再次严肃地指示潘汉年等：必须查清敌人处决已经叛变投敌的向忠发的原因。

潘汉年等很快通过内线关系，获得了向忠发被处决的确切情报。原来，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在电告蒋介石的时候，并不知向忠发已经叛变；远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依据过去的经验，尤其是最近至死不投降的浑代英、蔡和森的表现，他认为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决无叛变的可能，故当即电示熊式辉：“就地秘密枪决。”向忠发叛变投敌之后，熊式辉没有再过问此案的详情，遂按蒋介石的指示执行了。另外，熊式辉在国民党的派系中隶属新政学系，和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矛盾较大，三次会审向忠发，竟然不让系的特务徐恩曾、张冲等人参加，自然，向忠发叛变的供词，也就密而不告组织。

潘汉年过去在文化战线上做领导工作，方方面面的文化人士和他多有交往。虽说他最近调入中央特委会，接替陈赓的工作，但由于向忠发供出了他是新的中央特委会的核心成员之一，继续留在上海是非常危险的。周恩来与陈云等商议并商请中央同意，决定让潘汉年撤出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工作。接着，他又要求潘汉年行前把一些重要关系移交给可靠的同志。对此，夏衍做了如下回忆：

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约薛华立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念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话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了。”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这位长者就是杨度。但是，在当今所有解读上述文字的作品中（其中也包括夏公自己），皆因时代久远，错误理解为潘汉年在1933年自上海撤退的前夕，向夏公转交杨度这一情报关系的。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杨度先生1931年9月14日就驾鹤西去了，他怎么会在谢世两年之后再复生呢？显然是把年代搞错了。随着形势的变化，党又决定潘汉年继续留沪从事情报工作，并陪着周恩来于夜间向杨度的遗体告别。

党中央决定周恩来立即转移中央苏区之后，王明就成了实质上的最高领导人。面对如此严重的白色恐怖，周恩来还得关心这位对他有着种种看法的王明的安全。据史记载：在这期间，王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曾经到上海郊区的一个疗养院居住，也曾经到尼姑庵居住，当过数天的当代的张生，所不同的是，他在留居尼姑庵期间，不是与当代崔莺莺谈情说爱，而是与妻子孟庆树为了安全问题经常拌嘴。善写打油诗的王明还留下了当年写的这首小诗《尼庵小住》：“警犬见踪何所之？尼庵同隐学禅师。党人本领通天大，结伴神仙鬼不知。”

蒋介石不仅深谙有军就有权的传统的治国之术，而且还十分重视舆论工具的作用。在这期间，他一方面集结强大的兵力，继续准备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三次军事“围剿”，妄图一举消灭日渐壮大的红军；另一方面，他利用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大造舆论，希冀动摇、瓦解白区地下党，尤其是设在上海的地下党中央。蒋介石一声令下，国民党的电台、报纸天天都在报道：某某地方的共匪被国军消灭，某某中共要人弃暗投明、归顺中央。再加上国民党的宣传部门有意利用一些共产党的败类、软骨头大作文章，在社会上的确造成了共产党已经不复存在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人相继离开了党，还有一些败类卖身投靠蒋介石，使得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二连三地遭到破坏，使得一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相继落入敌人的魔掌，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其中，对周恩来震撼最大的是杨饱安等同志的被捕。

杨饱安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在国共两党中都有很高的威信。早在八七会议之后，由于瞿秋白等犯“左”的错误，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致使杨安受到了不公正的处分——撤销其中央监委，并且一直未给予平反。可是，他依然无怨无悔默默地为党工作。1929年，“由于党的印刷所遭破坏，杨鲍安被捕。这时，周恩来时常冒着白色恐怖，去看望杨鲍安的母亲和家人，并大力组织营救。杨袍安幸因没有暴露身份，在提篮桥监狱关禁八个月后，即获释放。”出狱后，仍留中央机关工作。同时，他还借翻译马列主义精典著作宣传正确的革命理论，并把不多的稿酬填补家用。1931年，杨艳安一家住在上海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二○四八号。这里是党的一处秘密印刷机关，“他在极其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参加编辑党的刊物，还以中国互济会的名义开办政治训练班，为党培养和训练干部”。是年7月25日清晨6时30分，病中的杨鲍安突然在家中被捕。他被捕时的情景，执行逮捕任务的国民党特务黄凯曾做了如下交待：

那一天半夜，我们被一阵粗暴的打门声惊醒，冲进来的是一群持枪的特务，开口就说要找杨鲍安。先父知道自己暴露了，母亲给他找了几件御寒的衣服，我们忍着极度的悲溃，看着他被特务押走。这一走竟成永诀！杨袍安被捕不久，处于隐蔽状态中的周恩来就知道了，他当时就想到“杨袍安一家人口多，生活异常困苦，七个孩子有三个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他自己患有肺病，老母年迈，妻子身体也不好。为弥补家用，减少党的开支，除了工作，他平时还要帮助家里人推磨做米糕，让他年迈的母亲和小孩上街叫卖。”时下，杨饱安被捕了，这一家妻儿老小将如何生活呢？周恩来当即指示有关的部门：无论党有多大困难，都要把杨饱安一家管起来！

接着，周恩来通过有关的内线弄清了杨鲍安被捕的原因：时任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与杨饱安相交素笃，二人不仅经常往访深谈，而且还时有诗文唱和。在革命处于极其艰苦的阶段，这位党的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却犯了旧知识分子的通病：和女色有染。俗话说得好：“朋友妻，不可欺。”可罗绮园却偏偏与还是共产党员的胡章原（也就是特务黄凯交待的胡某）的妻子关系暖昧。诚如黄凯所交待的那样，胡章原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当他决定向蒋介石写信投诚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把罗绮园、杨袍安等人供了出来。结果，就造成了杨饱安等十六人被捕。

杨安等人被捕之后，先关在汇山捕房，第二天，即7月26日，被移解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审理。当天即过堂，他化名陈君复，别无其他口供。7月27日又第二次被审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来员向法庭出示一张照片，指认陈君复就是杨饱安，是南京来文指名逮捕的共产党要声要求引渡。法庭简单地讯问了杨鲍安后，当即同意引渡。杨艳安就被押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设在南市白云观的侦缉队关押。

周恩来知道这座建在南市方斜路的白云观是上海有名的道教观，观中的茅山殿为当时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占用，是敌人对政治犯刑讯逼供的地方，被称为鬼门关。所以，当周恩来获悉杨鲍安被引到此地之后，他又为病中的杨饱安的身体担心起来。但是，当他想到杨袍安当年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影响，又认为没有蒋介石的指令，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不敢轻易对杨饱安用刑的。这样，他那不安的心又稍许平静下来。接着，他又想到杨鲍安与何香凝与宋庆龄渊源流长的革命情谊，遂指示有关人士通过关系拜见何香凝与宋庆龄，请她们二位出面营救杨饱安。

对此，周恩来认为：一、蒋介石采取这种暖昧态度，是为了巧妙地答复“二夫人”的上书；二、蒋介石深知杨鲍安在国共两党中的地位和影响，如果能把杨饱安由共产党中争取到国民党中来，其影响将是非常大的。进而，周恩来又推论：既然蒋介石想亲自利用杨袍安大作文章，就其常规而言，他是一定要把杨鲍安解往南京进行劝降的。为此，他要求有关部门及时了解杨袍安起解的时间、地点与路线，并做好武装解救的一切准备。

对此，史家写下了如下这段话：“当时，党组织曾通过宋庆龄、何香凝出面营救，但没有结果。周恩来还策划武装营救，准备一旦敌人将他解往南京或苏州时，就在半途劫囚车。但狡猾凶残的蒋介石，却下达了就地秘密枪决的命令。”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把杨饱安解往南京呢？事后分析有两种原因：一、在蒋介石等人看来，上海地下党中央历经顾顺章、向忠发等人叛变之后，全面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不亲自出面劝降，杨鲍安也会识趣转向的，因为蒋氏一向推崇“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的。二、蒋介石在历经第一次、第二次“围剿”红军的失败之后，他认为“剿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矛盾已由城市转向农村，由上海移到江西朱毛红军。恰在这时，他正坐镇庐山，亲自调兵遣将，积极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没有可能为了杨鲍安案事，由避暑胜地庐山回到赛火炉的南京受罪。但是，蒋某人是绝不会放过杨鲍安被捕这个机会的，遂决定通过其他途径对杨饱安进行劝降。

由于历史本来就是复杂的，再加之案事久远等原因，所以有关蒋介石坐镇庐山，指挥劝降杨鲍安的经过就有了各种传说。为向读者有一个较全面、正确的交待，现摘录两种有关的回忆如下：

杨饱安在狱中，立场坚定，忠贞不屈。蒋介石连写两封劝降信，都被他撕毁；蒋又直接打电话到狱中向他劝降，也被他摔掉话筒。

（摘自《杨鲍安传》）

杨艳安因为在国民党内也甚有影响，敌人又想收买他，所以未曾对他用刑。杨饱安被关押在侦缉队期间，蒋介石多次派人去同他谈话，做劝降工作，均遭到严词拒绝。敌人劝降不成，又进行威胁，杨饱安慷慨地宣称：我开始参加革命，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是不能的。在押的同志无不为杨鲍安的为人和他对党的忠贞而感动，就是一些看守士兵，也敬佩地称他为杨铁人。

（摘自尤亮张先根合著《关于杨鲍安被捕和牺牲的经过》。）

杨鲍安在狱中的斗争堪称是高风亮节，为共产党人的楷模。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当自知不久将告别人世时，他又想起了家中的妻儿老小，忍着极大的悲愤给家人传信，述说临终前的嘱托。据史记载：他在信中说，他的处境很危险，难免要为革命而牺牲，告诫家人不要接受任何不认识的人的任何财物或资助，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生活，就回老家去。信中特别嘱咐，千万不要把家中的缝纫机变卖了，那是全家今后活命的工具。

杨鲍安在侦缉队被关押十多天后，蒋介石因数度派人劝降失败，一怒之下，下令处决。接着，杨饱安被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在8月的一天晚上，杨鲍安未经过任何的审判手续，被秘密枪杀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荒地上，同时被枪杀的共有八人。”杨饱安不仅是革命家，而且还是诗人，当他获知自己就要行刑的时候，即兴写了一首绝命诗，向着狱中的难友大声咏诵：慷慨登车去，相别一节全。余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者番成永别，相视莫潜然。

对于杨袍安的死，周恩来十分悲痛。就是到了抗战时期，周恩来在山城重庆还亲自背诵过上述那首绝命诗，借以“教育同志们在复杂困难的环境中，要像杨饱安那样，对党忠贞不渝，为革命勇于献身”。

就在杨饱安遇难的前后，因上海的环境变得十分艰险，致使周恩来很难及时地收到中央苏区的信件，他只是通过敌人的报纸获悉：蒋介石即将开始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为此，他这位待命进入中央苏区的中央局书记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中央苏区做好了反第三次‘围剿’的准备了吗？”

蒋介石倾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进剿”中央苏区，却连续两次损兵折将，败下阵来，使他不得不于失败之中寻找教训。他认为历经两次反“围剿”战争的红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正常损耗的兵员建制、武器装备、军需给养等均一时难以补充到位；另外，他清楚时下的红军分散各处山村休整，也难以在短期内迅速集中，形成有力的拳头。为此，他针对红军上述等不利因素，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种权力，迅速调兵遣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三十万大军，且多为蒋记嫡系部队调到江西，做好了“进剿”前的一切准备。接着，他又于7月1日在南昌行营下达了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命令。

蒋介石迅然用兵这一着的确出乎红军所料，就说善于用兵的毛泽东也不曾料到敌人在第二次“围剿”刚遭受失败后，就会这样快发起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等总前委的指挥员沉着冷静地分析了不利的因素：“指战员在苦战之后尚未休整，人员也没有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时没有集中起来”等等，决定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的同时，以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名义于7月4日发布动员令，并紧急通知各级党部：（1）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加强宣传工作；（2）迅速整顿各地方武装’;（3）彻底肃清AB团及一切反革命分子；（4）立即实行苏区戒严；（5）对赤卫军、交通队、侦察队、运输队等组织重新整顿，加强领导和督促；（6）立即坚壁清野；（7）做好清扫战场的准备和组织工作。

但是，由于顾顺章叛变，中共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等迅速撤退，这就等于中央苏区失去了敌人“进剿”中央苏区最可靠的情报来源，所以，碎然准备迎战的红军就必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这说明无论是远在上海过着隐蔽生活的周恩来，还是在前线指挥反第三次“围剿”的毛泽东，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发起的第三次“围剿”，都会深深地为失去像钱壮飞这样的情报人员而惋惜。

正当周恩来在上海为营救杨袍安而操心的时峨蒋介石于7月底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集中在它侧背的兴国地区，他当即下令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面对如此严峻的态势，毛泽东、朱德当即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并做出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是，当红军实施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的时候，却又发现“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向兴国急进，其右翼的富田一带只有三个团防守。但当红军主力开始北进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准备夺取富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作战计划，重新返回高兴好，另寻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