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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出逃（第4页）

汪精卫狐疑不定，却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他望着干瘪瘦黄的陈布雷，单刀直入地相问：“布雷先生一路辛苦，风尘未洗，深夜驾临，不知有何指教？”

“汪先生，日军进逼，战局危艰，布雷请副总裁赐教。”陈布雷其实是不宜做探子一类角色的。

“嗯，战局？这个战局……”汪精卫作深思熟虑状，他既不唱高调，也不唱低调，模棱两可地回答，“我看嘛，敌我两国可谓各‘有难处。”

“日前，”陈布雷恐穷追露相，吸了一口烟又说，“旧本近卫首相发表一项声明，声称‘国民政府，只要全部放弃以往的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拒之于门外’。未知副总裁对此作何评论？”

汪精卫似有防备，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微然作笑地说：“兆铭正想请教委员长对此作何评论？布雷先生作为委员长的秘书长，一定很了解委员长的胸中韬略吧？”

“这个，”陈布雷毕竟不是汪精卫的对手，遂字斟句酌地说，“委员长的见解嘛，可谓是一如既往……”

陈布雷虽能笔底生花，堪与汪精卫媲美；但他的口才和汪精卫相比却有天壤之别。再者，汪精卫善于窥测他人的心事，很快便转守为攻，逼得陈布雷只好层层设防，以免露出此次夜探的本意来。然而，汪精卫却从陈布雷的表演中感到了间题的严重，使他不得不考虑能否按原定的计划于12月8日由重庆飞往昆明。在这各怀鬼胎的交谈中，汪精卫又暗自想到：只要蒋介石不回山城，小小的陈布雷是无法阻止他出走的。所以，他又试探地问：“蒋先生为何未与布雷先生向机飞返？”

“今夭桂林夭气恶劣，能见度差，蒋先生临时决定缓飞。”陈布雷如实地答说。

“那……蒋先生何时飞返山城？”汪精卫追问。

“如果明日天气好转，他会搭乘专机飞返山城的。”陈布雷望着神色碎变的汪精卫，又有意地说，“蒋先生嘱我，请汪先生等他的到来，说是有重要的国事相商。”

“好，好……”汪精卫为了掩饰慌乱的情绪，玩弄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数，“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这上清寺等蒋先生的到来。”

陈布雷离去之后，陈璧君即从内室冲出，连声叫着“怎么办？怎么办……”此刻，汪精卫虽说也如热锅之蚁，但和陈璧君相较却显得老练多了。他冷静地作了如下分析：

一、重庆出走计划已经暴露，且又被蒋介石周围的亲信侦知。陈布雷突然返渝，连夜造访，是起投石问路的作用；

二、蒋介石生性多疑，在没有抓到确切的证据之前，他不会断然动手，否则必将影响全局；

三、必须立即取消12月8日离渝出走的计划，以不变应万变，静观事态的发展，伺机出走。

陈璧君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分析，但是如何悄然地取消12月8日的出走计划呢？她一时没有了主意。她于慌乱之中走到业已坐在写字台前的汪精卫身旁，看着他飞快地写着这则密电：“因蒋介石突然来到当地，不得已将8日出发的预定时间加以变更，然而前途并不悲观……”陈璧君知道这是通过高宗武发给日方的密电。有顷，汪精卫又开始起草另一份密电，写下了这样几个字：“兰姊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

陈璧君大惑不解地间：“写的这是什么意思？”

“发给留住昆明的周佛海的密电。”接着，汪精卫又解释说，“兰姊”是自己的代号，“秀妹”是周佛海的代号，“出阁佳期”是指日本发表策应文告的日期。全文的意思是说：他不能依原定日期离开重庆，请周佛海设法通知日方，不要因等他而误了发表文告的日期。最后，他又哀伤地说：”当然，也是为了通知佛海，请他在昆明安心等待。”

“佛海他能在昆明安心等待吗？！”陈璧君愤然地说。

周佛海当然不能安心等待。他按预定计划，于12月5日由重庆乘飞机前往昆明。他此次离去，是公开踏上背叛国家、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之路，难免思潮起伏，不满现状，留恋过去，离情别绪涌上心头。他曾发出“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软”的感叹。他自忖“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料是吉是凶也”。但他卖国求荣之心早已决定，遂怀着投机家的野心，不顾一切，孤注一掷，“不辞冒险一行”。当他接到汪精卫的电报以后，如同晴天霹雷，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的话：“预定计划，将受绝大影响……大小事只能尽人事，成败惟听夭命。但余个人亡命，则早决心矣。”

汪精卫为了安抚周佛海，同时也为了做好日本方面的善后工作。他决定派陈春圃去昆明。

陈春圃是陈璧君的侄儿，时任侨务委员会教务处长。他名义上是护送汪的次子汪文梯和次女汪文询到昆明，让他们转飞河内，然后赴香港，实际的任务则是与已在昆明的周佛海联系，并等候汪精卫飞昆明的电报，以便通知龙云。同时还要预订由昆明赴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将全部叛逃人员送往河内。汪精卫要他转告周佛海，一切慎重从事。陈春圃到昆明后，立即面见周佛海，周即日写信给龙云，告之汪已暂缓行期，又将情况电告高宗武、梅思平，让他们转告日本方面。

按照预先的约定，日本内阁近卫首相定于11日在大阪中岛公堂讲演，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由于汪精卫不能准时逃离重庆，近卫的声明也只得延期发表。12月8日，近卫只好告诉宫内大臣秘书官长松平恒雄：“今天起生病，停止大阪演说。”

12月8日，蒋介石如期飞回了重庆。当他听完陈布雷的汇报之后，毅然做出了两项决议：其一，由陈布雷发电，命留居昆明的周佛海返渝；其二，由他出面，在重庆黄山别墅约集行政院长孔祥熙、副总裁汪精卫、外交部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枪等主要人士，听取关于今后抗战的意见。自然真正的目的，还是继续试探汪精卫的政治态度。蒋介石对日本近卫声明和近卫三原则坦率地表示拒绝。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了。

随着双方舌战的深人，汪精卫以攻为守，重提抗战初期的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事件，旨在逼迫军事上失败的蒋介石降日。

汪精卫慷慨陈述了陶德曼的调停失败以后，又当众大声质问蒋介石：“那时日方提出的和谈条件比现在苛刻，为什么那时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而现在却又不行了呢？”

对此，蒋介石支吾难答。

汪精卫乘胜追击，又借攻击焦土抗战的政策，进而摸蒋介石的底数。他对抗战强硬派的第二颗炮弹是针对火烧长沙事件而抛出的反对焦土抗战的论点：“由于对焦土抗战的误解，致使长沙遭受到人为的大火灾，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事。抗战惟恃民心，若能唤起民心，就能得到一切物资，供抗战之用。反之，如得不到民心，纵有物资也不能随意使用。

“繁荣的城市即使不自行破坏，拱手让给敌人，只要民心尚在我方，在沦陷之后仍可以利用一切物资去破坏敌人，使之有助于我们收复失地。

“如果，像长沙那样化为焦土，就万事休矣！如果，烧掉战区内的一切物资，我们又将以何物资去抗战呢？”

汪精卫就这样一方面反对焦土抗战和游击战，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公然提倡“和平救国”。

会议结束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谁也没摸准谁的底。但因汪精卫当众质间蒋介石而未发现有异样变化，故以为蒋介石不知他准确的出走计划。他兴奋地赶回上清寺，当即向高宗武拍发了如下这则密电：

一、蒋介石来重庆，是由于其他公事，工作并未暴露。

二、汪的处境与计划完全没有变化，希安心。

三、大约延期七天，预定可以转入既定的行动。

做贼心虚，汪精卫一伙处心积虑，于12月18日逃出重庆；

“云南王”龙云按常规礼仪在昆明

机场欢迎汪精卫，令汪十分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