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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两个父亲的故事（第3页）

让我们把场景再换回到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幼儿园。那场谈话最终不了了之，我拉着儿子的手匆匆离开，去附近看看有没有其他选择。我们漫步在剑桥的街道上，拜访了另外两所幼儿园。

经历和第一次差不多。让我感到困惑的是，这些幼儿园唯一关心的是，我如此幼小的儿子在狭窄的“学术道路”上能取得多大的进步。这条道路的定义是认识字母和数字的技能，但我儿子擅长其他事情：他非常擅长演奏，他在绘画、音乐和舞蹈方面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拥有强烈的好奇心，热衷于结交新朋友；除此之外，他还能说三种语言，能用芬兰语、英语和他母亲的母语克罗地亚语进行交流—这取决于谁在和他说话。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这些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能。

但当涉及“学前准备”时，这些都不重要了。

和妻子谈过后，我在和儿子一起吃着冰淇淋时，告诉了他我们的最终决定。

“让你在家里上幼儿园似乎更适合。”有社区活动场和每周的音乐课就够了。我们的日程安排相当灵活，所以是可行的。这也是我们最实惠的选择。

看起来我儿子对此完全没异议。但这次经历让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非常富有的国家不能更好地照顾所有年轻的居民，特别是那些父母或监护人负担不起早期儿童教育、护理、每周的艺术和体育活动支出的孩子。

2013年，我在芬兰接待了一批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教育工作者，他们过来是想深入了解芬兰的教育体系。他们了解到，芬兰的学校与他们自己的学校相比，非常不同—没有标准化测验；在学习一般科目的同时，也非常注重艺术的培养；学生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在外面自由玩耍；教师对自己的工作基本满意，他们是被社会所信任的专业人士。

这些访客们在芬兰埃斯波的奥罗拉小学空****的户外操场上，谈论芬兰学校的诸多奇特之处。突然，所有的教室门砰砰地打开，400名孩子冲了出来。

“是消防演习吗？”一位震惊的美国学校管理人员问道。

“不，”这所芬兰学校的校长马蒂说，“这是他们在室内每学习45分钟后的15分钟正常休息时间。”

一群四年级的女孩玩了一场即兴球赛；一群男孩和女孩在院子里闲逛，聊天；一些孩子玩数码设备；另一些孩子随意地到处跑，或者花一些时间独处。

一个10岁的男孩从游客们身边跑过，来到游乐场的尽头，爬上一棵高大的树，像猴子一样栖息在他最喜欢的树枝上。

“你看到那个男孩刚才做了什么吗？”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小学教师惊讶地问道。

“是的，我很了解这孩子，”马蒂校长说，他已经领导这所学校15年了，“这就是他的**所在，攀登，登上高处。”

“但是如果他从那棵树上摔下来伤到自己怎么办呢？”另一位美国老师问道。

“嗯，那他可能就不会再这么做了。”马蒂回答说。

“要是在家里的话，这事儿是不可能发生的。”来访的老师说。

“这里的冬天外面很冷，校园被积雪覆盖，学生们都是待在室内吧？”另一位代表问道。

“通常不会。规定是，如果室外温度低于零下15摄氏度（或5华氏度），他们就不需要外出了。新鲜空气对孩子的小脑瓜总是有好处的。”马蒂说。一想到孩子们会被送到零下的严寒中玩耍，美国人都吓得沉默不语。

这些场景说明，在美国和芬兰这两个友好的西方民主社会，学校环境和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其中一种并不一定比另一种好，但这些不同的文化为孩子们在学校里玩耍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背景环境，也为家长和老师如何看待孩子们的玩耍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在我与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和教育部长参加的数百次会议上，有一个问题是我在谈话中经常被问到的：“该如何改善我们的学校呢？”

我告诉他们，这取决于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提高国际标准化基准测验的分数，我没有任何建议可提供。这样的测验和排名对儿童教育的价值提升非常有限。但是，如果目标是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最大化他们（尤其是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拥有光明前途的机会，我可以提供五个想法以做参考。

第一，我建议把教师当作专业人员来培养和对待，要达到研究生水平，在教学理论和实践、儿童发展、教育研究和领导力等方面进行严格的实践培训；让这些教师负责管理学校；把他们当作教育领域的精英来尊重。

第二，鼓励学校和教师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

第三，公平、公正地为学校提供资金和人员，使所有学校都有足够的资源和高素质的教师，以满足儿童上学的需求。

第四，给孩子们一个温暖、包容和愉快的课堂氛围，而不是压力、繁重的课业和恐惧。

第五，我告诉他们：“让孩子们玩耍吧。从幼儿园到高中，定期安排孩子们进行有趣的学习和探索，以及室内室外的脑力及体育活动。”

这种想法通常会遭遇冷待。许多老师听到“让孩子们玩耍”时，往往会欢呼或哭出来。但与此相反，许多政客和行政官员却会进入一种半植物人状态。他们脸上的表情常常是这两种之一—“我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或是“这在一百万年内都行不通，至少我活着的时候别想”。

然后我想，如果他们能看到我所看到的就好了。我见过他们不相信的事情。

当我还是一名小学数学和科学老师的时候，时不时会看到自己的学生陷入焦虑或困惑。然后，我停下正在进行的课堂教学，玩一个数学游戏或只是简单地唱一首歌之后，他们就放松下来，敞开心扉接受新的想法和新的挑战。

我曾在芬兰和世界各地的游乐场看到过孩子们发明的新奇游戏，那是在父母和老师放手让他们自己玩时才会发生的事。在芬兰，9岁的孩子们带着锋利的园艺剪消失在茂密的森林里，为一门科学课收集植物样本，这门课就变成了一次有趣的冒险。

我见过苏格兰的孩子们在学校课间休息时，在老师和家长的全力支持下，在泥泞的田野里跑来跑去，浑身都湿透了，变得脏兮兮；我在得克萨斯州和纽约州的公立学校看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课堂注意力和专注力行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所在的学校效仿芬兰的做法，每个学校日都为孩子提供每小时15分钟的课间休息。

我见过学校里的孩子们在阳光明媚的新西兰草地上奔跑了近一个小时，然后去吃午餐，再回到教室里。那时的他们头脑清醒，注意力集中，心情愉快，准备吸收新的知识。这比整天闷在教室里的学习更有效率。

我在澳大利亚的学校里见到过孩子们从社区老人那里学习传统的户外游戏，我惊讶于孩子们竟然是那么喜欢学习他们父母和祖父母小时候的玩耍游戏。

我见过中国的孩子们带着玩具和球，走到学校的操场上，然后在上课前和老师们一起享受充满活力的太极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