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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玩耍的天敌GERM全球教育改革运动（第3页）

政客们正迫使中小学生，特别是生活在贫困和少数族裔社区的学生，进入“没有借口”的新兵训练营式学校。在那里，他们承受严酷的任务负担，无情的标准化备考和电子教学、测验和分数都很残酷。新泽西州的儿科医生劳伦斯·罗森博士说，在整个春季即标准化测验期间，来他办公室的孩子经常出现与压力有关的头痛、胃痛和其他症状，数量比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多。“我的患者中，最小的孩子才上一二年级，他们都在接受这些测验。他们患有偏头痛和溃疡，而且胃口不好，”他介绍说，“以至于家长们真的在考虑让他们的孩子这一周不要去学校，然后说‘够了，这件事我们不做了’。”

政客们通常把这些政策强加给别人的孩子，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这些官员甚至不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时任纽约公立城堡桥小学家长会联合主席的道·特兰说，“他们令我们的孩子失望，还要求老师对孩子们的标准化测验分数负责。一直以来，他们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去那些没有这些测验的学校，那些学校的班级规模很小，而且是以项目为基础、实践性、艺术性的学习—这正是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所拥有的啊！”例如：为了吸引纽约市特权阶级家庭的孩子入学，许多优秀的私立幼儿园都强调他们以玩耍和研究为基础的教学理念，这些学校每年的学费高达25000美元甚至更多。

正如康科迪亚大学副教授伊莎贝尔·努内斯所说的：“让非教育工作者管理我们的学区和学校，最具破坏性的后果之一就是：我们忘记了人类发展的基本原则。任何一位发展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孩子是通过玩耍来学习的。在这个学科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教育工作者）玛丽亚·蒙特梭利、约翰·佩斯塔洛齐和弗里德里希·弗罗贝尔都是科学家。他们认为教育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因为孩子们喜欢玩就凭直觉随意让他们玩。早期教育的玩耍课程是适合儿童成长发育的，因为玩耍是孩子们学习的方式。”

前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教育记者约翰·梅罗认为：不精通儿童发展的非教育工作者不应该决定3到4岁的儿童如何生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些孩子的生活中都不应该有测验。他补充道，“儿童早期教育和幼儿园是为了孩子的成长、探索、文化适应和乐趣而存在的。老师应该观察孩子，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成长。在早期教育阶段不应该有标准化的、机械化评分的测验。不幸的是，许多教育政策制定者看重的是他们自己知道如何衡量的东西。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阐明我们觉得重要的东西—我们到底重视什么。”

2009到2015年间，《共同核心州立标准》一直被美国联邦政府和一些慈善机构所推行，直到其突然成为政治毒药，并被广泛（通常只是美化）“重新包装”。这显然是一些没有幼儿园老师或教育专家为其出谋划策的产物。“这项标准的倡导者声称，它们是基于研究的成果制定的，”《华盛顿邮报》2013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南希·卡尔松—佩奇教授和爱德华·米勒教授如此断言，“但它们不是。例如：没有令人信服的研究表明，如果在幼儿园阶段掌握了某些技能或知识（如数到100或能够阅读一定数量的单词），那么以后将会在学校中取得成功。”

用非营利组织“捍卫童年”的儿童发展专家的话说，这一结果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教育标准“列出了与儿童早期发展、思考或学习方式不匹配的离散技能、事实和知识；要求儿童学习他们尚未准备好接受的事实和技能；由教师主导的教学取代了儿童所需要的体验性、游戏性的活动和学习；贬低了儿童全面发展以及社会情感发展、玩耍、艺术、音乐、科学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性。”一刀切的标准与学校和教师的惩罚措施都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孩子的成长速度是不一样的。一个孩子可能在5岁时就“破译”了阅读的基本技能，另一个孩子可能要等到7岁时才会达到这一水平。这是一个自然的、正常的童年现实。

拜“反玩耍斗士们”所赐，如今，在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若干学校中，五六岁的孩子几乎没有时间自然地活动和探索，每天被迫忍受长达6到8小时的“死记硬背”的时间。这远远超出了孩子们能接受的最大强度，也让真正的学习收益大打折扣。他们很少有短暂的休息或用来过渡的时间，很少或根本没有课间休息来让他们活动身体。

冷酷的统计数字还原了美国儿童被残酷折磨的场景。这是一部真实、有血有肉、慢镜头的恐怖电影，多年来影响着数百万的男孩和女孩。美国儿科学会2018年发布了一份关于玩耍的临床报告，“由于学习压力增加，美国30%的幼儿园儿童不再有课间休息时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2016年，《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华盛顿特区只有5%的公立学校和特许学校为孩子提供了所需的体育教育。尽管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在芝加哥这个巨大的学区，安全和后勤问题使得学校管理者在至少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不允许大多数孩子拥有课间休息。直到愤怒的家长和老师最终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进行反抗，课间休息才回到孩子们的学校生活中。

哥伦比亚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乔迪·罗斯及其同事发布于200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在美国，83%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儿童有课间休息，但只有56%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有课间休息。据报道，白人和黑人儿童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差距。在课间休息方面，贫困学生和少数族裔学生受到了两种诅咒—他们的学校更有可能拥有不安全或不合格的体育活动设施；为了追求更好的标准化测验数据，政治家和管理者更有可能将课间休息视为可舍弃的奢侈品。

2015年，新泽西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公立学校每天最少给孩子们20分钟的户外休息时间。这在美国是极为罕见的两党共同支持课间休息的举措。随后，这项法案被提交到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的办公桌上。他否决了这项法案，并将其称之为典型的“失心疯政府的胡作非为”。他没有引用任何研究数据、教育或科学依据来否决这项法案。“作为州长，我的部分工作就是否决那些愚蠢的法案，”他宣称，“那是一个愚蠢的法案，我否决了它。”他对一个搬运工说，“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要处理，而我的立法机构却在担心幼儿园到五年级孩子们的课间休息？”2018年，克里斯蒂卸任后，新泽西州立法机关最终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幼儿园儿童每天休息20分钟，在可行的情况下，户外优先，并于2019年实施该项法案。

当今许多美国学校里，玩耍是一种濒危物种，而且经常灭绝。一名芝加哥公立学校的家长，卡西·克雷斯韦尔女士说：“玩耍的缺乏只会让原本狭窄的学术聚焦状况变得更糟。人们过分强调阅读和数学技能，在幼儿园甚至托儿所就开始对孩子进行严格训练，而很少有其他技能可与之媲美。今年，我女儿的班级将有7次标准化测验，在这一学年总共有20次。简直是疯了。”

联合国人权标准建议囚犯每天至少有1小时的户外活动。但我们却不给自己的孩子同样的权利。2016年的美国，50个州中只有5个州有课间休息的政策，只有8个州有对学校开展一般体育活动的要求。

音乐、艺术、金属和木工课程、外语，甚至历史和社会研究等，都曾经是美国小学标准课程科目，如今都被挤出课程表，以便为标准化测验的操练腾出空间。“这种趋势的实际影响之一是，学生在上学期间用于其他学科以及课间休息、创造性艺术和体育的时间减少，”美国儿科学会于2007年发布的临床报告指出，“这一趋势可能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和情感发展产生影响。此外，许多课后保育项目优先考虑学习和家庭作业的完成，而不是有组织的游戏、自由玩耍和体育活动。”当学习变成将掌握的知识通过标准化测验时，玩耍将会减少，因为每天的在校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对孩子们学习的“更高期望”不包括冒险、创造力、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那么玩耍在学校的日程安排中就没有多少地位了。

测验—由孩子班级的老师设计和管理—是跟踪孩子在学校所学科目上进步程度的一种必要方式，并与其他评估方法相结合。对有代表性的小样本量的学生进行标准化“抽样”测验，可以作为一个学校或地区的重要统计辅助诊断工具，用以标示趋势和监测整体进展。

但是，一些学科普遍进行强制性的高利害标准化测验，所面向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而且还用最后的数据奖惩学校和老师。这是一种毫无必要、无效且过时、适得其反又极其昂贵的过程。在美国，每年花费在标准化测验的钱，可能达到了数百亿美元。澳大利亚版本的国家测验系统，简称“NAPLAN”，或国家评估计划—识字和算术，是一系列的年度标准化测验，侧重识字和数学方面的基本学术技能。据估计，NAPLAN每年的总花费为1亿澳元。许多教育工作者和政治家都质疑这些钱是否花得值。

标准化测验是一个巨大的时间浪费和能量转移器。标准化，顾名思义，也与学校中的冒险力、创造力、想象力和创新力相悖，而这些正是教育应该提倡的特质。标准化过分强调全班直接教学法，而不强调小组学习和自主学习。它优先以同样的方式教授所有的学生，同时粉碎创造力、个人表达、多样化的才能和想象力。标准化保证了效率，前提是当教学过程标准化时，它们可以用较低的成本重复进行。标准化测验中未列出的课程，就是不必要的课程。而玩耍，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也不再是美国学校的常见科目，就像公民学和艺术一样。

学校的标准化和过度测验已经影响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共教育政策和实践。国际学生评估，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全球教育改革的讨论。虽然这些测试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们为国家决策者提供了一些学校科目的基准，并能标记出一些总体趋势，但它们在定义教育成功与否方面比重过大。学生们一直是失败者，常常被迫接受令人头脑麻木的学校教育。随着可比照的国际标准化测试加大了政策制定者提高本国分数的压力，儿童教育的关键部分也随之被排挤。那些悉心钻研教学手段的老师也成了牺牲品。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于2011年发表的一项为期9年的研究发现，针对儿童的国家级大规模标准化测验项目，几乎没有对学习产生任何帮助。测验结果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值得怀疑，特别是对年龄较小的儿童而言。例如：幼儿园的学生是不可靠的应试者；三年级以下的孩子的分数变化很大，而且不稳定，要取决于测验发生在一周中的哪一天，因为他们的成绩可以在标准化测试的99分和65分之间任意游走。

蒂恩肯认为，这些测验只是整个系统的监控设备，并不是为了诊断孩子的个人学习情况而设计的，老师所做的评估比标准化测验更能衡量学生的成绩。他指出：“基于课堂评估的高中GPA（平均成绩点）比SAT（一种广泛使用的大学入学考试）更能预测学生在大学第一年能否顺利度过。”

尽管2015年的联邦《每个学生成功法案》（ESSA）做出了一些修订，但从三年级开始就对儿童进行普遍的高利害标准化测验，仍然是美国联邦和州公共教育政策的重要基础。它影响着许多州的政策、资金决策，以及教师的奖惩。对于一些测试公司来说，这也已经成了一个巨大、有利可图的业务。“这个测验的本来目的是了解孩子们的表现，”教育记者约翰·梅罗在2017年表示，“在这个国家，我们通过测验来了解老师的表现，并惩罚他们。”

标准化测验已经成为美国大部分公立学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范围覆盖到三年级甚至更小的学生。老师和孩子们每年要花很多周的时间准备和参加测试。老师训练孩子们如何对多项选择题作答，并练习策略，让正确答案的数量最大化。这与孩子们今天在学校里应该学什么没有多大关系。美国、澳大利亚和英格兰是世界上测验最多的学校体系之一，但这些国家的孩子并没有比那些测试少得多、学生评估由教师设计的国家的孩子学得更好。

国际儿童教育协会（ACEI）2007年的行动报告呼吁全面禁止在入学初期进行标准化测验，并指出“随着标准化测验越来越多样，在美国，这已经成为一场噩梦”。用这些专家的话来说，对这项研究的调查表明，“虽然当权者会让我们相信，增加的（标准化）测验会激励孩子们学到更多知识，但研究表明，这种相关性的影响是微弱，甚至不存在的。实际上，（标准化）测验对促进或提高学生的学习毫无帮助”。

另外也有很多专家群体警告过学校不要滥用标准化测试，其中包括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全国幼儿教育协会、国际阅读协会、全国英语教师协会、美国评估协会、国际儿童教育协会、全国家长教师协会、美国心理协会、美国统计协会等。

在由标准化测验主导的学校体系中，孩子们很可能在没有“玩耍技能”的紧张学习中，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我们让孩子多加训练他们的注意力。但他们不能集中注意力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形成玩耍技能，所以我们只能多加训练他们的玩耍技能。这真可悲。”丹佛大都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埃琳娜·博德罗娃解释道。有时，训练和评估几乎毫无意义。正如让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2015年所惊讶的那样：“举个例子，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一份长达166页的体育教育评估工具，要求教师负责确保学生达到本州制定的体育目标，其中不断地展示了‘正确的跳跃技术和流畅、轻松的节奏’以及‘用球拍持续地将球击向目标区域，并保持准确和良好的技术’。这可不是我瞎编的！”

美国有大约10万所学校和近400万教师，拥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做事方式。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学习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是学习者（孩子），而不是教师。我们也知道，学生之间的社会互动是使学习富有成效的强大推力。此外，我们也知道，情绪对于促进儿童在校学习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体育活动、玩耍都与孩子积极的学习经历和结果有关。

除了过度的标准化测验，影响孩子生活的各种社会趋势，也加剧了玩耍之战。历史学家霍华德·丘达科夫认为：20世纪上半叶是“北美无组织玩耍的黄金时代”，那时是儿童自由玩耍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的孩子们，经常在空闲时间里进行自主选择和自我指导的小组游戏、独自玩耍、在自家后院和社区里到处乱跑，以及组织户外游戏。而对今天的孩子们来说，拥有任何空闲时间都是幸运的。

家长过度介入、过度保护和对孩子过度规划的文化正在助长玩耍之战。发表在《儿科和青少年医学档案》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儿童的自由玩耍时间在1981年和1997年之间就减少了14，“这一变化似乎是由儿童在有组织的活动中花费的时间增加造成的”。一名来自科罗拉多的母亲乔尔·维斯勒，在著名育儿网站“可怕的妈妈”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确实在安排他们的生活，我们为他们报名参加足球、音乐、空手道和西班牙语课程，以及其他所有令人抓狂的事情，因为我们真的认为这些事情很重要。我有罪。我们都有罪。而且，我们不仅把孩子真正的生活安排没了，还让他们在电子产品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